二十多年来研究历程的总体回顾

(一)二十多年来研究历程的总体回顾

1.理论背景

当代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是伴随着实践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而兴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实践成为一种按照上级指示来组织和进行的操作行为，实践标准被普遍遗忘，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路线占了上风，经典作家和领袖的语录似乎成为衡量人们言行是否对错的标准，成为一种理论观点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依据。这种倾向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了空前的民族浩劫。“文革”结束之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针对党内外普遍存在的要求否定“文革”错误的思潮，特别是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的强烈诉求，提出了“两个凡是”观点，将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实践标准的重新提起及引起的大讨论，以理论话语的形式揭示了中国的现实政治矛盾及其思想根源，在长期以集中统一为旗号的思想僵化观念禁锢的大堤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为颠覆教条主义统治，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该说，实践标准讨论的初期，其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其理论意义的，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解放的大潮在冲毁“两个凡是”的教条之后，向一切束缚和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特别是向作为各种教条的基础和根源发起了冲击。在这场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哲学家们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排头兵。

当许多人还停留在确立实践标准是最高权威这个层次的时候，哲学家们开始探讨实践标准本身的内涵、结构和意义的问题，思考这个基本原理为什么会被长期遗忘、长期违背的原因，进一步反思受前苏联影响很大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即教科书体系存在的重大理论缺陷。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成功证明指导实践的理论或认识是正确的，失败则表明理论或认识是错误的，可成功和失败如何判定?判断的根据又是什么?当时哲学理论界围绕王若水提出的“实践目的是检验实践成败的标准”展开了讨论和争论，而王若水的文章《认识论不要忘了人》，虽然是直接论证实践目的是检验实践成败的标准的，但其中更深一层的含义，则可以看作是对“忘了人”、“目中无人”的哲学的一种批评，由此开辟了人的研究和主体性问题研究的先河。当代中国价值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2.大体进程

一般认为，中国政法大学杜汝楫教授1980年在《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及其联系》是第一篇提出和研究价值问题的作品。何祚榕在1981年8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郑重介绍和推荐杜汝楫的文章，引起理论界的广泛注意。1982年9月18日，刘奔、李连科在《光明日报》发表《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提出主客观的矛盾是认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而主客体的矛盾则是贯穿实践过程的基本矛盾，后者包含了前者，真理与价值问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预热，价值论方面的文章逐渐增多。1985年5月在黄山召开的全国真理问题讨论会上，围绕价值认识的真理性和价值真理概念的合法性问题，与会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后，《哲学研究》对价值真理问题专门开辟了栏目进行争论。李德顺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发表《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从人类实践中“两个尺度”有机统一的存在论高度，分析了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将研究视野越出认识论范围，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即一种郑重从主体角度进行思考的视角。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关于主体性问题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都与价值论有着内在的关联，并相互阐发、相互促进，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理论的发展。

1985年10月，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出版，这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价值哲学专著。该书甫一问世便反响强烈，一年内连续印行三次，发行5万多册，由此可见社会的需求和欢迎程度。1986年，李德顺以《价值、真理、自由——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引论》的论文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翌年以《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为名出版，该书入选《中国人民大学丛书》，获中国出版界最高奖“中国图书奖”。1989年，李德顺主编的《价值论译丛》面世，分别选取了欧美、苏联和日本的价值论著作，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眼界。同年出版的还有王玉樑的《价值哲学》、王克千的《价值之探求——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价值观》等。1991年后出版的价值论著作，通论性的主要有李连科的《哲学价值论》(1991)、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1991)、马志政的《哲学价值论纲要》(1991)、王克千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哲学引论》(1992)、王玉樑的《价值哲学新探》(1993)、门忠民的《价值学概论》(1993)、李德顺的《价值新论》、李德顺、马俊峰的《价值论原理》等;专论性的著作，评价论方面主要有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1994)、冯平的《评价论》(1995)、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1995)、《社会评价论》(1997)、何萍的《生存与评价》(1998)、张理海的《社会评价论》(1999)等;价值思想史方面主要有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1991)、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1993)、江畅、戴茂堂的《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1997)、《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2001)、张书琛的《西方价值哲学思想简史》(1998)等;关于价值观方面的有冯景源主编的《西方价值观透视》(1993)、李嗣水、刘森林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追求》(1995)、漆玲、赵兴的《价值观导论》(1998)、胡振平的《市场经济与价值观》(1998)、兰久富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1999)等;关于价值基础理论方面的有孙伟平的《事实与价值》(2000)、牟永生的《走向价值的深处》(2000)、刘永富的《价值哲学的新视野》(2002)、邬琨、李建群的《价值哲学问题研究》(2002)等;关于审美价值方面的有黄海澄的《艺术价值论》(1993)、杨曾宪的《审美价值系统》(1998)等;关于邓小平价值思想方面的有王玉樑的《邓小平的价值观》(1995)、袁贵仁、方军的《邓小平价值观研究》(1998)、李德顺的《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研究》(2004)等。除这些个人专著之外，还有王玉樑主编的《价值与价值观》等多部论文集、冯平主编的《价值之思》论文集、漆玲主编的《价值与评价》论文集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德顺主编的《价值学大词典》(1995)、“人生价值丛书”(11本，1996)“实践价值丛书”(8本，2005)，而袁贵仁领导的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主编的“价值与文化”丛书，江畅领导的湖北大学伦理学研究所主编的“价值论与伦理学论丛”，都是开放性的丛书系列，至今仍在不断推出新的专著和论文集。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我国出版的价值哲学著作，包括翻译的著作和论文集，已达百部之数，发表的论文有好几百篇。尽管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这样的爆发力度和庞大的规模，实在是世界各国都很少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价值哲学的思想需求和理论界的关注程度。

自20世纪90年代始，新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大都增加了价值论方面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著名大学还开设了价值哲学课程，并招收价值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后来许多高校如湖北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大、西北政法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上海社科院等都招收价值哲学方向的研究生;继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价值理论研究室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并成为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这些组织的成立和措施的实施，不仅为价值哲学研究提供了组织的和人才的支持，也为优化研究选题和合理配置研究力量提供了条件。中国价值哲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地保持强劲发展的势头，与此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哲学研究》、《人文杂志》等杂志也都为开展价值哲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86年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价值与认识”研讨会开始，已连续十次召开全国性价值问题研讨会，2006年全国价值哲学学会成立之后，由以前的不定期召开变为每年召开一届价值哲学年会。另外，中日价值理论研讨会开过四次，其中有一次在日本举行，世界价值哲学研讨会在国内召开过三次，多人多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价值哲学圆桌会议和“世界价值探索学会”在美国和西班牙组织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全世界价值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力量，一些重要观点都为国际同行所认可，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最近在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价值哲学研究会换届选举中，我国学者江畅被推举为新一届会长。

回顾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1985年，是酝酿、准备或发轫阶段，初步提出了价值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89年，围绕价值本质和价值真理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提出了“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现象”、“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价值与真理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则”等重要命题，基本确立了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哲学价值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等重要观点，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合法性问题。第三阶段，从1991年到1995年，陆续推出了一批价值论和价值思想研究史的专著，同时开始从整体性通论性研究转向专题性研究，从注重评价问题在价值论中的重要地位、评价活动与认知活动的差别开始，试图突破传统哲学认识论中心主义的局限，确立价值论研究的独特视角。第四阶段，1995年至今，价值观念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围绕价值观和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结构、价值观念与文化的关系、价值观的多元性与统一性、价值观念冲突和普世价值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变革等，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对于邓小平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价值观念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为研究价值观念提出了新的任务。同时，关于价值论研究方法问题，关于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对整个哲学的影响，也存在着持久的争论。

3.基本特点

综观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它是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性错误及其哲学思想根源的产物，是实践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所以在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现实的人的需要，特别是个人需要在价值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重统一轻差异的价值观念相比，显示出明显的重利益、重个人、重价值和价值观多元性的特点。

第二，它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围内展开的，到目前为止，从事价值哲学研究的也主要是或大多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由此决定了它一方面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作为指导思想，比如坚持价值的客观性，坚持评价是对现实价值运动的反映，坚持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力图将价值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结合起来，寻求价值论在哲学基本原理中的合理定位。

第三，与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价值观都在极力表现自己，社会价值观念比较庞杂混乱这一现实情况相联系并受之规定，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表现出很强的关注现实的理论旨趣和倾向，并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直接参与到促进价值观念转变和文化变革的过程当中。正因为这个缘故，其受到社会关注的程度、其社会影响与社会作用也就更为明显和突出。价值哲学研究在理论上极大地促进了对实践、主体性等重要哲学问题的认识，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作为一个哲学研究领域，能够得到持续的繁荣和发展，与这一点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