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个人

第二节　现实的个人

在费尔巴哈那里，人还是抽象的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都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也不可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和具体的东西，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物质性的个体，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或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还说“这些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这就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个人提供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现实的个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澄清了这个概念的内涵：“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就是说，这种现实的个人从事物质生产，物质生产也可以被表述为物质实践。这种现实的个人根本上是通过物质实践及其相关理解来定义和确认的，这里的现实的个人便是指现实生活中从事具体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个体，因此具体的物质实践规定着相关的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属性，并且表征着这种现实的个人具体而真实的生存状态，与这种现实的个人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没有物质实践，这种所谓现实的个人就会流于空洞化、抽象化，因此就落不到实处，而且会陷入传统中对人的存在和本性的抽象理解，从而也就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了。

物质实践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并不是仅仅关注于物质需要，也具有精神性的指向。如果物质实践的意义只在于满足现实的个人的物质需要、肉体欲望，而无关乎人的精神向度和感情世界，以此审视并规定现实的个人，那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就是片面的、抽象的、单向度的，他的生存与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这也恰恰背离了马克思对人全面理解的旨趣。在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从物质实践所形成的实际效果看，物质实践固然为现实的个人提供了可供生命延续所需要的物质，解决了生存问题，但与此同时，那些现实中的物质实践却导致了人固有的特性与本质的丧失，并造成他的异化，使他不能成为人，丧失了人的本质，原本用以实现人的本质发展的手段却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并导致人的存在与自己的本质形成严重的分裂。在此，马克思看到了隐藏在物质实践活动中的矛盾的方面，同时发现了对物质实践的不合理理解和运用可能造成的危险，这种异化实际揭示了在这种异化了的实践中现实的个人本质丧失的残酷现实，人不仅会因此走向人的反面，而且物质实践的真实意义也被遮蔽了。

马克思的哲学首先表现为对生存发展的主体即现实的个人的深切人文关怀上，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也可被视为一种广泛的人类学。马克思站在当时社会中大多数穷苦人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由此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异化的现实图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

这种异化现象的形成，是与当时社会片面追求物质生产的风气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往往淡忘了其所关注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而这个人的世界才是更根本更重要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对象化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异化，“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从异化理论出发，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的根源在于人的自我异化即类本质的丧失，在此基础上，指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现实根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改变世界的使命，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回答这项使命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是对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的不合理性的揭示，因此马克思的讨论都是围绕现实的个人而展开的，现实的个人便是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确立了个人的感性活动与现实的个人之间的联系，最终表明现实的个人就是进行感性实践活动的个人，或者说，就是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主体，从而使得个人从有生命的个人到具有类本质的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生成过程中得到了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了现实的个人的总体性的多重内涵：现实的个人是感性的个人，个人首先是一种肉体存在物和有生命的存在物，因此并不超离于自然之外，而是同其他自然物一样受制于自然规律；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个人，是在一定的感性活动中存在的个人，感性活动是一种具体的活动而有别于抽象的精神活动；现实的个人还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个人作为直接的具体的个体存在者，同时身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个人，个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处境和历史时代中生存和发展，从地域性的个人到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同样是个人历史性的不断展开的过程。

所谓现实的个人，就是客观上实际生存着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归结为不加区分的个体，也不是个体间的简单集合，而应该被看成个体、群体和类的有机统一。人的本质不是个人的自身孤立，即不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而是由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部社会关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和决定的。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在于人在社会中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现实的个人就生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就在于它的社会性，因为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决定人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并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只有把人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加以考察，才能揭示现实的人的真正的本质。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巨大进步，他指出构成人的本质的基础既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也不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抽象结合，而是人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交互作用，在个人身上产生的一种客观结果，并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论人的自然性是怎样的，它最终都由人的社会性所支配。这种现实的人是“处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

在马克思以前，尤其在宗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不乏有关于人的本质的各种表述：宗教神学把人的本质推向神，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并因此最终地赋予和决定了人的本质是神的副本；黑格尔推崇理性，认为人不过是绝对精神认识自身的工具和手段，人的本质在于自我意识的不断实现，因此绝对理性就构成了人的本质和目的。无论是宗教神学还是黑格尔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人的本质外在化，在上帝和绝对理性中去寻求人的本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的本质究竟是内在于人的，还是由某种外部精神实体赋予的？

这也是费尔巴哈所面临的诘难，可以说是费尔巴哈直接把马克思带入了这样思考人的本质的切入口。费尔巴哈作为人本学唯物主义者，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他无需求助于神，也不会求助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是强调人的本体地位，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自身”。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因此对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便在对象中显现出来了，而对象就是他真正客观的“我”，所以，“我”即人本身，就成了人的本质的显示。费尔巴哈说：“人所认为绝对的本质，就是人自己。”由此，费尔巴哈与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划清了界限，迈出了在人本身中探求人的本质的关键性的一步。费尔巴哈的这个思想和他的“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论断完全一致，他既把神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本身，指出了宗教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中抛却对于超验事物的幻想，给人的本质注入现实性，强调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这就道明对宗教的批判不过是对尘世的批判，对天国的批判不过是对现实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不过是对政治的批判。

费尔巴哈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的类本质思想，也就是把人的本质定位于“类”，其所说的类本质也就是指人之为人而与动物相区别的共同特性。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共同性呢？其实本来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第一条道路是从人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马克思后来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费尔巴哈不理解生产和实践对世界和人的生成的决定意义，于是，他选取了另一条相对简单的道路，这就是把类理解为单个人的简单相加，在孤立的个体中找出既能把所有人自然地联系起来又能与动物相区别的普遍性。这时费尔巴哈想到了人的意识的普遍性，“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不过他还对意识附加了一个条件，因为他认为，如果意识只是指感性的能力或对外界事物的知觉和判断，那么动物也具备这样的意识。费尔巴哈说：“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根据这个标准，“动物固然将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得名的意识……科学就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人就是通过科学意识而把“类”当作对象，从而与动物产生了根本区别。费尔巴哈最终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科学意识，而且他还进一步将科学意识扩展到人的存在中最高的完善性，“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

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论也是有其合理之处的，比如他把类本质定位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正确的，人的本质自然需要在与动物的区别中才能显现出来。但是，他把意识、理性、意志和爱当作类本质，却缺乏严格的根据和论证，因为意识和理性本身并不具有初始性和第一性，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产生意识与理性的更根本的源头，费尔巴哈没有去探求这个源头，这也是他的类本质学说的不彻底之处。

马克思不同意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所作的抽象的理解，但为了把人的本质推向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境界，他认为仍可借助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不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没有直接开始探讨人的类本质，而是通过“人是类存在物”的命题渐次说明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具有类本质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而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主要源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两个方面：其一，人不仅把外部世界当作自己认识和活动的对象，而且把自身及其“类”也当作同样的对象，这一点是人所独有，而动物不可能具有的，动物不仅不把自身当作对象，也没有从外部世界中分离出来，而是与之融合在一起，根本谈不到对象化；其二，“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作为一个类和其他物的类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有生命，这就是人与无机界的区别。虽然动物也有生命，而且人和动物都依靠无机界生活，但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要比动物广阔得多。从思想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和阳光等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是艺术塑造的对象，因此“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同时，人又把它们当作对象化活动中的资料和工具，因此自然界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在自然界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普遍性表明，人虽然靠自然界生活，但不像动物那样只是依附于自然界，而是处处以自然界作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作为自己本质活动的参与者。因此，人和动物不同，人在自然界面前为自己争得了自由，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人的自由和动物的不自由都体现在生命活动中，人的生命活动，首先是生产生活也就是产生生命的生活，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人是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同时也是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的生命活动缺少意识环节，依赖于本能，因而与人的生命活动不同，是无意识的生命活动。因此，马克思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所具有的自由属性，而且又进一步将自由向前探伸到意识，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自古以来，当人面对自然界，在认识和改变自然界的同时，总是在对人的反观中加剧对人的本性的困惑，马克思也是在这种反观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人正是凭借这种类特性才与动物区别开的。这里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指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实践并不是盲目的干，而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所以马克思才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这里，马克思把类、类特性、类本质都建立在实践之上，认为实践不仅是产生生命和创造对象世界的活动，而且是人肯定和确证自身的对象性的活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提出了自己理解的人的类本质思想，虽然他没有对费尔巴哈展开系统的批判，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蕴涵的人化自然以及类本质奠基于实践之上等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又清晰地与费尔巴哈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类概念相对立，时刻酝酿着对费尔巴哈思想的决裂和批判。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现了立场的转变，开始着手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的批判。

首先，马克思从人生存的实践基础出发，指出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内涵之所以是片面的、抽象的、第二性的，是因为他没有抓住人之为人的根本。费尔巴哈把意识、理性、情感和爱这种抽象概念视为人的类本质，以为用这种精神的抽象物就能把人联系起来，进而使人成为与动物不同的类。马克思说，无论是费尔巴哈所诉诸的感性直观，还是他所强调的感情、意志和爱都脱离了现实的根基，而没有把它们“看作实践的、感性活动”的产物。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类本质问题。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必须首先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以维持生命的延续，而人的生产活动是自由的和有意识的，而且正是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才能够从根本和源头上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所谓意识、理性、感情和爱等不过是人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才真正地确立了理论的基础。正是因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生产实践的根本地位，他关于人的类本质说就不可避免地滑落到了唯心主义，并陷入了矛盾。

其次，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承担者不是进行感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而是他假定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意志、友情和爱也不过是从中抽象出来的“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费尔巴哈虽然口头上承认人的社会性，但他并不理解人的社会性的实践本质，而不理解实践就永远也看不到真实性的社会性的人，在他的视野中的人只能是孤立的个体，而社会不过是这些同质单个人的累积和简单相加。而且，对于单个人的认识，费尔巴哈也只能做到表面、直观的理解，他看到每个个人都具备友情、意志和爱，便很自然地用这种纯粹感情上的抽象物把人连接起来，并形成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类概念。如果费尔巴哈理解实践，那么在他视野中的人就绝不是孤立的个体，连接他们的普遍性也就不会是感情、意志和爱，而只能是生成它们的实践活动。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单个人的抽象性做了强有力的回应：“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之所以一再强调单个人，是因为他不理解实践的意义，而只是抽象的看待，即“只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看不见感性对象背后作为基础的感性活动，也就不会理解实践活动的社会性，所以他理解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感性对象。因此，从孤立的个体中所抽象出来的感情、意志和爱也只能表征单个人的特性，而不可能真正表示出人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必须与人的社会性相比较，只能是作为社会的人所具有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

最后，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宗教观念的分析批判，进一步揭露了其确立的类本质的虚幻实质。费尔巴哈认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不仅有对自然的无知和畏怖，还有欢乐、感恩、热爱和崇敬等积极的感情，这也是宗教产生的“心理根源和主观根源”。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不是从人的生命活动和感性活动入手，不是在人的生存实践中探讨宗教产生的根源，而是撇开那些具体的历史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超越于实践之上的东西。依赖感作为一种宗教感情，实际上是费尔巴哈把作为类本质的感情、友谊和爱运用于宗教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它们的形成绝非平白无故，其深刻根源只能到相关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中去寻找。费尔巴哈之所以把宗教感情与生活实践和历史进程相分离，并使其独立化，还是由于不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自由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其功能不仅在于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依据。但是，人的类本质对人的本质的全面揭示毕竟只是初步和有限的，它只是圈定了人的外延，划了一道人与动物的分界线，而对于人本身固有的个体性本质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确认。人的本质作为人与他物的根本区别需要划清两个界限，除了用类本质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之外，还要划清个人之间的界限，把人的个体本质和个性凸显出来，这也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看来，揭示人的自身本质首先必须摆脱类本质的一般性和宽泛性，向具体的人的现实性即现实的个人靠拢。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人的类特性，只是所有人之为人的底线，它并不涉及那些现实的个人，因此类特性并不能对人进行区分，而只能认定被囊括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的是人。而对于个人的个性，比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类本质就无能为力了，但现实的个人个性对于我们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类本质只不过是对人的总体属性的概括，人的本质走向现实就必须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实现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分化、细化和具体化，以便发现人与人的区别，确认不同人的个性本质。实践便成了这一过程的唯一的源泉、动力和起点，诚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在类本质和实践相关联的历史发展中，马克思区分出了作为现实的个人的三个层次。

有生命的个人或自然意义上的个人，作为现实的个人发展的第一阶段。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理解和认识社会历史，认为首先应该对必须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出合理的解释才可能继续下去。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维持是其发展的前提，个人要想存在和发展首先就必须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物质实践。然而，在这一阶段，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个人对自然有着非常强的依赖性，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简单和原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个人同他所处的氏族组织之间的血缘关系，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也主要是由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所决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家庭、氏族、部落或者土地本身等原始的条件而结合在一起，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既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也可以依靠组建共同体的方式来实现，此时的个人不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自由的个体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而是作为一分子消融在氏族组织的共同体之中，所以，这一阶段上的个人只能算自然意义上的个人。

偶然的个人或抽象的个人，可以看作现实的个人发展的第二阶段。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等现实条件，人与人之间主要的交往形式也由直接交往逐渐转变成以物（主要指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往。个人之间不是简单的依赖关系，而是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也逐渐采取物的形式即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示的个人就是偶然的个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偶然的个人这一概念，认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所表明的。马克思是从个人及其生存条件的关系角度，区分了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者作为偶然的个人并不具备支配和控制其生存条件的能力，这些生存条件对于无产者而言还是一种无机的条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因此，偶然的个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的个人，而只是有个性的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异化状态。但那些生存条件对于资产阶级的个人即资本家而言却是有机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是受资产阶级支配的即资产阶级所有的，也是资产阶级剥削和控制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个人要想获得自由和解放，必须剥夺剥削者，以占有和支配自身的生存条件，实现对自身的占有，从而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终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扬弃偶然的个人以获得自身的确证。

有个性的个人也就是真正的个人，可以看作现实的个人发展的第三阶段。马克思认为，有个性的个人是对偶然的个人的积极扬弃。但是，这种扬弃说来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而在于个人通过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而实现对生存条件的支配和占有。马克思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方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共同体的建立是偶然的个人转变为有个性的个人所必需的途径，共同体是有个性的个人的生存状态，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现实的个人参加的，它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的前提下，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便通过联合体控制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不再通过对物的占有来体现自己的个性，个人也不会总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或总是作为商品的消费者而存在，个人的存在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与开放性，他的存在才可能是全面的与丰富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以全面的方式自由地占有自身，这也就是扬弃了自然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后的真正的有个性的个人，也就是作为现实的个人的本质的极大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