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接受

对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是可以用来正确地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尽管在初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但他们确实一开始就对这个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一）抛弃“教育救国”的幻想

诚然，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是期望在法国过上“人人读书，人人做工”的理想社会生活，但也有不少赴法勤工俭学生是打算学习高深的专业知识，待异日回国报效祖国，实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夙愿的。

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弱在于经济落后，实业不发达。要发展实业，必须发展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1917年7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华法教育会在致各界书中就曾经说：“本会宗旨以西方先进的科学，图中国教育之发展”，说它所倡导的事业，对“中国教育与实业的前途，受惠至大”。^[108]

对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勤工俭学究竟是否可能？通过这种方法又能否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陈毅根据其旅法两年勤工俭学的实感，说：“可惜留法的勤工俭学是寄在敌人（资本家）底下，仅可供吾人的苦工训练，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义生活，差不多我来法的初志完全失望了。因为勤工所得不能俭学，做十年八年于智识无补益，而时光可惜。若把勤工俭学当着一种主义，更为荒谬。因为主义必有目的，试问勤工俭学主义的目的，难道是为资本家造享福吗？至说借勤工俭学来改造社会，尤为荒谬。试问把人塞到孔口，为生活而呼吸都无余力，那里能说改革事业？所以留法勤工俭学应改良的地方甚多，一味说勤工俭学绝对可能的人，是未免武断了。”^[109]

贺培真在《我的工作感想》中也问道：我们每天消耗十点多钟，“只值得十四个佛郎吗”？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是“生活的困难压迫你帮他做工”，一方面是工人毕生的心血，“都变作扩充资本家经济势力的牺牲”。他说：“这种魔鬼式的掠夺，比杀人、放火、打劫的强盗，还要利害些呵！”由此他提出“这种为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合于工读主义”的吗？他指出必须根本推翻这种制度，创造一种新的适宜的劳动，才说得上“人生正当的生活”。^[110]

这些质疑，反映了勤工俭学青年开始了新的觉醒，他们开始思索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实现中国富强的可行性，关于社会根本改造的问题由此热烈展开。

为了帮助广大矢志救国的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认清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道路，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真正达到救国的目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织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用很多篇幅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文人胡适等鼓吹的改良主义道路，论述中国必须实行共产主义革命，走革命救国道路的道理。1922年9月1日，周恩来以伍豪的笔名在《少年》第2号上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终久必归崩溃”，认定中国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其他“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只有共产主义“为彻底的改造良方”。^[111]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形下，幻想依靠教育来救国，只是痴人说梦。无论是实行工读主义还是勤工俭学主义，都不可能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

同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斗争实践，也使他们意识到教育救国是行不通的。尤其是1920年下半年，欧洲开始出现了经济萧条的现象，法国也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却在增多，找工作日渐不易，而华法教育会中的某些人又贪污国内各团体及地方政府资助的费用，使得勤工俭学生拿不到救济金，处于勤工不行、俭学不能的境地。对此，学生代表多次找驻法公使、驻巴黎总领事等进行交涉，他们不但支吾搪塞，还在国内外制造舆论，诬蔑勤工俭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又无俭学之志”，扬言要把他们“遣送回国”。^[112]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把勤工俭学生推向绝境。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组织领导下，留法勤工俭学生开始与其展开斗争。现实迫使勤工俭学生体会到：“奋斗的力量纵然无穷，但是前途困苦也层出不尽，社会制度如无较大的蜕变，这种事毕竟以卵击石。”^[113]

以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驳斥了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用温和的方法改良社会的观点，认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才能彻底改造。这一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深切赞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根据蔡和森等人介绍回来的苏俄和法国的情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教育“握在资本家手中”，只能“用资本主义教育儿童”，“共产党人非夺取政权”就不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要救国，“教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114]

通过这些宣传及斗争锻炼，广大勤工俭学生思想发生了变化。严峻的事实，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勤工是不可行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勾结和双重压迫下，“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只是痴人说梦。通过十月革命的启示和现实斗争的锻炼，他们开始认识到，无论是实行工读主义还是勤工俭学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要使国家民族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控制，必须改变现有的国家制度，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最终，他们抛弃了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教育救国的幻想，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在国内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苏联的教育经验也随之传入了法国。我国旅法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革命青年，由于条件的便利，得以直接接触到马列原著和苏俄教育经验，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已经认识到，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必须首先坚持唯物史观，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为无产阶级的思想”^[115]。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生产力是引起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它与社会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过程密切相关。

教育事业的发展系于民族的经济状况。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性的社会动力。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就是初步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立论的。文章指出：“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先进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桎梏。”^[116]而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117]。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势，除了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了成功，“……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118]只有变革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发展了经济，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另一方面，教育对社会物质生产具有反作用。首先，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的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19]。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教育在培养劳动力中的作用将日益加强。其次，教育可以通过更新社会物质生产技术来促进社会发展。在《留法俭学会发起人公启》中就明确声明：“改良社会，首重教育。……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120]虽然这种试图通过教育来改良社会的想法具有一定的空想色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体现了他们对教育重要作用的认识。

教育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在原始社会，教育是全人类的，也是统一的。但是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教育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教育的社会性、阶级性，分析了资产阶级教育的特点，揭露了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后，指出：开发实业是不必争论的问题，但用何种方法来开发却大可注意。如果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且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121]。因此，周恩来强调说：“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不要说他无真正发展中国实业的可能性，便是有，我们也决不甘从属于他。”^[122]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无〔有〕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123]，才能更进一步求得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才能真正掌握教育权，教育才能为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服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教育和科学技术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它们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周恩来深知“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124]。资本主义的害处不在于它的生产日趋集中，而在于它的自由竞争，相互侵略；不在于它的大规模生产，而在于它的生产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不在于它聚集工人到工场门口来，而在于它以少数工资换得多时间的剩余劳动；不在于它利用科学，而在于它闭塞工人的知识。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机器大生产，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进行科学革命，振兴产业，才能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的现状，留法勤工俭学生认识到：教育受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又对政治经济具有反作用。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教育的变迁放入整个社会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而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才能得到根本改造，教育才能得到真正发展。

（三）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重知识而轻技能，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先进知识分子虽然意识到启迪劳动群众思想的作用，并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一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在俄国成为国家的主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开始把眼光投向了人数众多的人民大众。他们以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对中国传统和社会中存在的知识独占、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及其有关种种弊端，进行了坚决的否定，试图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的鸿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说是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生产劳动是人类的基本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和表现形式。马克思根据社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学说，依据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矛盾的具体分析，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指出：要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劳动的过程和传授生产知识、经验的教育过程是紧密联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原始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十分原始和简陋，这是生产力低下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产生，造成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与对立局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节，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现代大工业生产阶段，却要求生产劳动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要求生产者不仅用手，还要用脑劳动。这就要求造就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反，早期共产主义者是站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高度提倡工读结合的。当时李大钊等人已经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预见到“今后的世界”必定是“劳工的世界”^[125]。因此，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126]，并提倡“工不误读，读不误工，才是真正人的生活”。^[127]

勤工俭学生不论年龄、资格、学问，不管从前是大学、专科、中小学生或是当校长、教员的，“一到法国，同作一般的工，打锤子，用淘锉，扫马粪，铲煤炭，负麻布袋”，“从前的膏粱习气，不知不觉都淘汰去了”。^[128]作为当年勤工俭学运动的参加者子晖曾总结说：“尤其很特别的一件事，便是素来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中间出来的学生，一旦脱去长衫，亲自下马，进工厂、农场去作工，我们相信这真是极可纪念的事实。”^[129]徐特立也认为，他们的勤工实践，足以打破读书人不惯劳动，怕丢面子，无意求学，半途而废，依赖他人，身份不平等种种弊病。^[130]

勤工俭学生开始从与工人结合，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勤工俭学的意义。如王若飞就明确地指出：“吾人当求活学活智，不可注意文凭，专读死书。”^[131]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对于现在的作工，是抱定下列四个条件去做：①养成劳动习惯；②把性格磨定，把身体练劲；③达求学的一种方法；④实地考察法国劳动真象。”^[132]这些见解在当时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当时所说的“工”与“读”与今天所说的“生产劳动”和“教育”不尽一致，但却为我们今天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留下了珍贵的思想资料。

勤工俭学的劳动实践，也使他们改变了对各行各业、处在各种地位的劳动者的感情，他们对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广大华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华工对于贫苦学生来法勤工俭学是极为欢迎的。他们踊跃捐款，为候工的勤工俭学生购置大批铁工工具，并每周到勤工俭学生聚集的华侨协社的布棚内热心传授技艺，为候工同学觅工创造了有利条件。勤工俭学生也主动和华工及法国工人接触，他们认识到：“创造世界基本上是靠劳苦人的奋斗，其他阶级出身的份子，要靠和劳苦人一起奋斗，才能改造自己。”^[133]“学用脑力，工用手力。手可以补脑之所思，脑可以佐手之所习，互相为用，常能造成优异地步。若徒用其一，则学者终为思想家，工者终为劳动家，未免有偏废之弊。”^[134]他们说：“其实学生与工人本无一定分别。现时之工人，将来即可变成学生；而现时之勤工俭学生，不日又将为纯粹之工人。”^[135]他们现在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劳动者，并逐渐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变成了有文化懂科学的劳动者。

这一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伟大尝试，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典型范例，是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的变革，也是对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的旧教育的一次猛烈冲击，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同时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也不是社会上一个统一的阶层，而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为不同的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应该尊重知识分子。恩格斯曾把知识分子看成“脑力无产阶级”，并期望“他们能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136]。

在旅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批是当年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导骨干和先进分子，他们是最先觉醒的人。正是在这些率先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带动下，才有了广大勤工俭学生的觉醒。

起初，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勤工俭学生的思想比较混杂。为了统一他们的思想，早期共产主义者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争取教育工作。如蔡和森针对当时部分勤工俭学生对“工读主义”的盲信，将自己翻译的马列经典著作送给他们学习，引导他们展开热烈的讨论，使他们决心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智识阶级，……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137]。周恩来赴法后，积极考察欧洲工人运动，研究马克思主义，写了大量文章来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通过他们的宣传教育，越来越多的勤工俭学生抛弃了工读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他们出版油印刊物《少年》，明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选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名论断，介绍革命导师的生平与学说，登载共产国际的文件，报告世界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消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欧洲各国的活动和事态、国内外大事，通过大量篇幅来和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国家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斗争，集中论述中国必须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道理。他们通过撰写文章、给国内写报告等形式，向国内介绍了苏俄教育大发展的情况以及苏俄无产阶级教育的经验。他们组织、领导广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开展积极的斗争。这些理论斗争和实践，在提高广大华工和勤工俭学生的认识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对华工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工作，帮助华工走出狭隘的偏见，担负起推翻旧世界的使命。为此，他们还专门出版了《工人旬报》。各地党团小组积极在华工中发展党团员；办华工夜校，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向他们讲时事，灌输马克思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看到祖国的前途和本阶级的利益，把他们从行会的小天地里引导到阶级解放的大事业中来。为了指导华工办好自己的组织，周恩来还专门撰写了《论工会运动》一文（见《少年》第6号），论述了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党和工会的关系等问题。在旅欧党团组织的帮助下，华工中的一些行会组织纷纷解散，重新组建了华工总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等。他们经常深入工棚与华工交谈，或在夜校任课。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教育下，华工提高了觉悟，部分人还加入了旅欧共产党。华工总会也成为党领导下团结教育华工的组织。

在争取积极分子入党团以后，针对党团员思想水平不高的状况，旅欧党团组织认为应着重于思想建设，即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在发展党员上，要特别注意“宣传主义”。旅欧党团组织在团章中明确规定，凡团员均须加入共产主义研究会进行研究，随之专门出版了《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作为团员们发表意见和讨论问题的园地。此外，还决定“对外暂设华工组合书记部与中国书报社”^[138]，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旅欧党团组织经常举行演讲会，在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进一步提高一批优秀党团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从1923年起，旅欧党团组织先后把几十名同志，如赵世炎、王若飞、聂荣臻、蔡畅等，送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使他们成为中共革命的骨干力量。

在生活与斗争实践中，旅欧的先进知识分子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率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领导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为争取生存权和教育权而斗争，并把它推向新的阶段，不仅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以自己的光辉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干部队伍上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