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它总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变化而不断调适。
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1]同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开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教育与战争》的演讲，进一步重申要“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做抗战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政策，首先就是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与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与新课程”[2]。其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秀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3]。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造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急应免除。”[4]其实施的主要历史背景如下。
（一）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以民族矛盾为主。因此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都要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服从和服务于这种主要的矛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在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实行抗日战争，号召全国人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为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在华利益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才被迫实行抗战，宣布国共两党合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一切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也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样就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复杂的政治形势。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虽然被迫进行抗战，但是他们害怕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更不愿给人民以民主的权利。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便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于对日妥协，1939年以后，连续对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反共围剿。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路线和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三次反共高潮。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决地、英勇地进行抗日战争。
（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群众在不断地粉碎日寇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艰苦斗争中，先后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的19个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1．1937～1940年是根据地初创时期
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就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开辟了晋察冀、晋东南、晋南北、鲁中、冀中、冀鲁豫等根据地，在华中开辟了苏南、苏中、淮北等根据地，在华南也建立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党在各个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广泛地发动、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开展抗日的游击战争；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各级干部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2．1941～1942年是根据地巩固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对国民党加紧军事诱降，并极力扩大伪军，以弥补其兵力的不足，妄图迅速灭亡中国。1941年、1942年，连续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国民党也乘机打着“曲线救国”的招牌，发动了反共高潮，配合日伪军，用军队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在敌伪军和国民党的夹击之下，1942年，抗日根据地进入抗日战争以来最艰苦的时期。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为了击败敌人残酷的“扫荡”和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政治、经济的改革。1942年，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全民的大生产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抗战教育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3．1943年春至1945年是根据地发展时期
1943年，苏联红军由防御转为进攻，9月，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加速了法西斯阵营的瓦解。在太平洋战场上，英美军队已开始进攻，日本帝国主义陷于困境。在中国，日本侵略者兵力严重不足，顾此失彼，敌后战场上形成了对我空前有利的局面。在各根据地内，经过再次的减租减息运动和实行了“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全党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使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保障。
（三）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政策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题为《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策，规定了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个教育方针，是战争的特殊环境、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中共“持久战”的思想指导下的必然结果。教育为战争服务，这就意味着教育必须服务于根据地的建设，服务于争取抗战胜利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无疑是全国最先进的地区，但在生产上却是非常落后、经济上极端困难的。这就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必须积极投入到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中来。所以党和各根据地民主政府经常号召和鼓励广大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并将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各根据地在建设中确实全力以赴地实行了上述抗日救国的教育政策，实施了“抗战教育”，从而把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推向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分为：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三个层次。干部教育重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重于普通教育。干部教育中，又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在首位。这是由于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和物质条件的极其恶劣，绝大多数干部不能离开战斗岗位进入干部学校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须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的特点，不但允许我们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的。”[5]
同时，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政策把社会教育放在普通教育之上。这是由于农村中的成人，是当时紧张的战争和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的教育虽然存在种种困难，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对战争和生产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愚昧迷信，严重束缚着广大群众的抗战和生产积极性，因此，社会教育的普及非常迫切，应摆在普通教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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