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扫除文盲为核心

社会教育是革命根据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广大民众，能够实地参加抗战”，“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与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他们的文化政治水平”。^[36]各革命根据地从抗战开始就高度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因为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各抗日根据地站在能否坚持抗战，能否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高度认识社会教育，以扫除文盲为核心，采取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

（一）深入有效的组织管理

社会教育的对象十分广泛，组织管理工作十分艰巨复杂。同时，能否深入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对社会教育的成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各抗日根据地都非常重视对社会教育的组织管理。

1．设置专门机构，配置专职人员，负责社会教育的管理

首先，在中央，1938年11月设置干部教育部，集中统一管理各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下设党内干部教育科、国民教育科等。干部教育部实际上领导了各个根据地的教育工作。^[37]当然也领导了各个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工作。

其次，在地方，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各根据地的行政机关相互分隔，未能连成一片，故体制不统一，但各级政权都设有专管教育的机构或专人负责。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边区教育厅是专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直接领导分区特派员和各县三科，县三科领导区教育科，区教育科领导乡教育委员会。专区以下的教育科根据工作性质，各项工作有专人分工负责。^[38]其中边区教育厅内设社会教育科，主要负责制定社会教育的工作方针、计划、进度；调查、统计社会教育工作情况；领导各直属社会教育团体工作；办理戏剧、歌咏及民众娱乐事宜。

2．建立督导制度，督促社会教育的实施

1940年3月发布的《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第六条规定：“为了推动国民教育的进行，在上级政府的教育厅或部下可有专门的‘督学’之类去分区负责巡视学校教育。可有社教督导团或巡回教育团之类去负责推广社会教育。”^[39]在督导过程中，不仅起到督促的作用，还可以介绍先进学校和先进教师的教学经验，组织参观，帮助解决社会教育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陕甘宁边区实行学区视导制，将全区划分为6个学区，每个学区配备督学1人负责视导。

3．加强法规建设，保障社会教育有序进行

为了保证社会教育有序进行，各抗日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如，1937年，陕甘宁边区群众文化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信——关于社会教育工作问题》、《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信——关于暑假中社会教育工作问题》和《社会教育工作纲要》、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等。其中，关于冬学的法规最多、最健全，也最有特色，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通令——关于冬学问题》、《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通令——关于冬学经费问题》、《陕甘宁边教育厅通令——关于冬学结束后的社会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冬学教员奖励暂行办法》、《关于办理冬学的联合指示信》等。

再如，为扫除文盲而颁发的法规，陕甘宁边区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第十四号通令——关于消灭文盲及实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模范夜校、半日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县识字检阅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信——关于开展识字运动办法》等；晋察冀边区主要有《边委会关于识字运动周的令和号召》、《边委会关于发出扫除文盲调查表令》、《边委会关于“怎样教民校识字课本”的函》等。为提高群众思想政治水平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制定有《民教馆简则》、《民众教育馆简则》、《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等。

随着法规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不仅保证了各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顺利进行，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教育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二）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

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复杂，环境恶劣，教育基础落后，社会教育形式不可能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概括起来说，各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以识字、扫除文盲为目的而开设的冬学、夜校、半日校、读报组、民众学校、识字班（组）、扫盲班、文化岗、小先生制等；一是以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改变群众精神面貌，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目的而开设的黑板报、墙报、俱乐部、民众教育馆、戏剧等。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1．以识字扫盲为目的的组织形式

以识字、扫盲为目的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主要有冬学、夜校、半日校、读报组、民众学校、识字班（组）、扫盲班、文化岗、小先生制等。按其属性，又可分为以下两种：

（1）学校性质的教育组织形式，包括冬学、夜校、半日校、民众学校。

冬学是利用冬季的空闲时间来实施民众补习教育的一种方式，特别在农村，在寒冷的地区，是农民补习教育的重要办法。^[40]在所有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中，冬学是最大量、最经常、最有效果的一种组织形式。^[41]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中央教育部《关于冬学的通令》指出：冬学就是国防教育领域内总动员的具体任务，所以边区教育部特决定冬学是经常的学制之一，是成年补习教育的一种，特别是给农民教育的良好机会，也就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的重要办法之一^[42]。1937年冬季，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印发《冬学须知》的小册子，指出在抗战动员中，应使冬学成为发展社会教育、消灭文盲、普及教育的有力工具之一。

冬学一般设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人口多的县区，以乡为单位开办，人口少的地方，一区或几乡办一个。学生一般住校，这样不仅可以多念书，而且可以过集体生活，多参加社会活动。冬学的主要对象是失学的青年和成年男女，在平时因为参加生产忙碌，学习机会很少，因此，在他们生产完毕的冬季，给他们一个比较长的学习机会，以宣传动员的方式，鼓励民众入学。冬学形式多样，学员可按年龄、性别、住址、文化水平、职业兴趣等自由组合，成立各种识字班、识字组、宣讲组、读报组、医药研究组、家庭识字组、夜校、午校等等。主要开设识字、政治常识、军事常识及军事操、自然常识（包括防毒防空、救护等）、算术、唱歌和周会。以政治、识字为主要课目。^[43]分别占40％左右比重。其他教学内容根据各地群众的需要和时间而定。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授课外，还采取讲故事、座谈会、讨论会等多种教育形式。

冬学学习期限4个月左右，一般从11月起，至来年2、3月。冬学白天全天上课，早晨上操，晚间自习，礼拜天参加社会活动，如抗战宣传、放哨、慰劳抗属等。开学时行开学典礼，布置教学计划；结束时行散学典礼，对该次冬学进行评比总结，并将检查统计材料逐级上报。冬学期间，除放寒假10天及13个星期日外，每日学习两小时，每月测验一次（同时考核老师）。测验后则分区召集教师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并研讨改进教学管理方法。请假、点名、转学、奖惩、竞赛等相应制度也随冬学运动的开展健全起来。

夜校，一般设在人口集中、学生来校方便的地方或在小学校内，招收白天生产忙碌的成人青年文盲男女，主要是青年农民晚上上学。夜校有固定的地方上课，有比较严密的组织。一般开设下列课程：（1）识字课，要使能看和写简单的书信、文件，占全部时间的一半；（2）政治课，使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般政治常识及目前的抗战形势；（3）自然课，使懂得防空防毒救护及日常生活的科学知识；（4）军事课，使懂得怎样打游击战争，怎样维持后方，怎样坚壁清野等，这门课要请自卫军队或者有打仗经验的人来教；（5）唱歌，教材由教育厅统一编辑发给。完成上列课程时间约半年至10个月（依程度决定）。完成课程达到标准就可结束，结束时应举行测验并发给证明书。^[44]它的特点是：规模大，吸收的学员多，教学质量高，效果好。其缺点是难以持久，学员的流动性大，尤其是农忙季节，出勤率低。

半日校，一般附设在小学里，和小学合上（采用单级复式教授），或由小先生教授。主要招收生活过于忙碌，不能全天进学校的学龄儿童和部分青年。课程以识字、常识为主，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就增设算术、游唱两科。上课时间没有固定规定，学生什么时候有时间，就什么时候来学习——早晨有时间早晨来，上午有时间上午来，下午有时间下午来，傍晚有时间傍晚来，随来随教。修业时间一般为1年至1年半。

民众学校是在冬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较冬学更正规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它“以扫除文盲增进人民文化知识，坚定民族文化意识为目的”，学员不脱离生产劳动，“凡识字不足1000，年龄在15岁以上45岁以下之男子，及15岁以上35岁以下之女子，均须入学”，以识字达1200为标准，为了便于教学，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凡学生识字达600以上者入高级，600以下者入初级”。^[45]授课时间为每次2小时，冬季每日1次，春夏秋季3～5日1次（春季农忙时节每10日1次）。修业期限为4年，初高级各两年。每年3～10月为第一学期，11月至次年2月为第二学期。每月末测验一次，学期末总测验1次，成绩优良者升级，不合格者留级。两年修业期满举行毕业考试，合格者由村公所报请县政府发毕业证书，准予毕业，否则继续留校学习。

抗日根据地适应当时的实际需要，创办了这些学校，使受教育的对象涵盖了普通教育之外的有可能有条件的所有工农群众。

（2）非学校性质的教育组织形式，包括识字班（组）、扫盲班、读报组、文化岗、小先生制等。这些组织形式比上述各种学校性质的更加普遍、更加灵活。

识字班（组）与扫盲班，主要为没有条件参加夜校、半日校或冬学的群众而设，如年纪大，家务重，家离学校太远等。它与业余补习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及时间，人数也相对较少。主要任务是消灭青壮年男女中的文盲。识字班以自愿为原则，就近组织，每组人数由三人至十人不等，每周活动两三次。识字班不要其他更多的物质条件，组织起来比较容易，因而成为根据地扫盲工作中最经常最普遍的形式。参加人员尤以妇女最多。1938年吕良在《边区的社会教育》一文中指出：“每一个村庄巷角都普遍地建立了这种识字小组。全边区现有识字组9000多个，识字组员在29000人以上，占边区人口总数的60％，比入学儿童数字多出3倍，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成绩！”^[46]随着扫盲运动的发展，这种识字班后来发展为读报识字组，既识字，又学时事政治，还可以进行生产和日常知识的教育。

读报组，是一种在农村普遍设立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读报的材料是挑选密切结合中心任务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在读报组内，一般都有群众报和识字本，既学政治、又教识字。

文化岗，是识字班（组）的一种补充形式。通常在村口设立识字牌（测验识字的）和问答牌（测验政治的），每天由小学教员写好，交给站岗的儿童考问过路行人。答对的准许过去，答不对的由站岗儿童教他学会后才准走。

小先生制，是利用小学教育资源，对由于偏远、零散或其他特殊原因而未能入学的民众进行以识字扫盲为主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小先生由学校选择小学三年级以上的优秀学生担任，由小先生自己负责招收3～15个学员，设一学习小组，对象多为自己的家庭成员或邻居。以“即知即传”的方式传授知识。时间多在每日午后歇晌（下午1～3时）。学校教师对小先生的教学状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指导，以保证其质量。由于小先生制规模小，时间、地点、教学组织等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因此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推广。早在1938年的冀西农村，就随处可见这样的景象，“每在午饭以后，或黄昏时分常常有四五个或八九个农夫蹲在树下，或屋檐下，听着小先生教唱歌或识字”。^[47]小先生制使许多不能入民校进冬学的边区民众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

这些教育组织形式，灵活普遍、简单易行，能够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教育效率很高，而成本却很低，不用半点公费。

2．以提高革命觉悟为目的的组织形式

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革命觉悟为目的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主要有黑板报、墙报、俱乐部、民众教育馆、戏剧等。

黑板报和墙板，作为群众办报的最好形式，是当时革命条件下政府进行文化教育宣传的主要阵地。在各根据地的每个山沟小道的村庄一般都设有黑板报和墙报，一个至数个不等。它们报导本地的、边区的（以上是主要的）和国内外大事，反映村中工作或一个运动，推广经验，表扬模范，批评落后，同时与教育群众结合，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平。它们宣传的方式很自由、随意，内容生动活泼，密切联系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老少咸宜，很受群众欢迎。如晋察冀边区的涿县赤土村利用《老乡报》在发动群众中揭露伪组织人员的罪行，老乡们看了之后说：“写的这事一点不差。”每天一写出来就围满人，识字的就念给大家听，很快的就把斗争酝酿起来，把受过打击的人组织在一起进行教育，打开他们思想上的顾虑，从而掀起清算斗争。^[48]在各市镇和人口较集中、识字者较多的村庄，创办大众黑板报，并使之真正成为当地群众中有威信的善于表扬而慎于批评的舆论机关，成为推动乡村生产、卫生、识字、娱乐、传播新闻与改革旧习的武器，对于进行社会教育、推动作用很大。

俱乐部是利用或长或短的休息时间，各种各样的集合场所，用各种不同的娱乐方法，在不违背休息原则之下来进行训练教育群众的一种社会教育。它是最有效最重要的一种经常性的社会教育。^[49]在抗日根据地中，各市镇各乡村，只要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都有这种组织。它不但是政治、文化、军事、娱乐的教育机关，而且是宣传鼓动、工作讨论、工作布置的场所。俱乐部的具体工作一般根据各地的风俗与民众的需要而定。不过下列几项工作是经常进行的：（1）识字工作——开夜校或组织识字小组；（2）读报工作——每周读报一次或二次，由读报委员把消息分析，然后大家共同讨论；（3）政治教育工作——知识分子开问题讨论会，文盲群众上政治常识课；（4）墙报工作——在识字人比较多的俱乐部，应出版墙报，十天或半月出版一次，每人都要写稿子，不会写的，可以把意思告诉人家请人代笔。内容有时事分析、生活检讨、工作报告、抗战知识等；（5）地方工作——这是俱乐部下面的群众直接参加的实际工作。纪念日应动员俱乐部的人去宣传；有什么动员工作，俱乐部里应先讨论布置，切实帮助、领导这一工作的完成。在平时应经常实行礼拜六工作，礼拜六、日帮助抗属做工和宣传；⑥娱乐工作——是给群众以正当的娱乐，尤其便利引导文化比较落后的群众来进行文化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看群众的兴趣要求决定，如唱歌、唱戏、讲故事、拉弦等，关于体育方面的跑步、爬山、劈刀、刺枪都可以加进去。^[50]

民众教育馆，是革命根据地县、市级常设社会教育机构，兼有领导机关和实施机关的双重性质，是地方文化教育中心。民众教育馆设馆长1人，干事若干人，下设有事务组、阅览组、教育组、宣传组和娱乐卫生组等，分别负责各类事务。1940年1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中指出：“民众教育馆为进行社会教育之机关，其任务为消灭文盲，宣传政治常识、科学常识，发展经济建设，提倡卫生，破除迷信，组织与提高群众文化娱乐工作。”^[51]民众教育馆一般采取流动的方式，进行社会教育工作，在民众教育馆下组织巡回教育团，内分宣传，巡视服务与书报三股，经常巡视帮助各地社会教育工作。其主要活动有：第一，开放阅览室，出借图书；第二，出版通俗小报、画报或墙报；第三，开办夜校、半日校、领导识字组；第四，组织与领导群众娱乐，如歌咏队、群众俱乐部、群众晚会、剧团等；第五，配合当地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宣传和动员工作；第六，办理公共体育卫生事宜，如开辟并管理体育运动场，组织各种球队及动员群众举行清洁卫生活动等；第七，进行各种节令集会的标语宣传，街头演讲、时事报告等；第八，设立“代笔问字处”，代民众写信、写春联等，并解答民众质疑问字；第九，其他社会教育活动。

戏剧，是教育宣传最有效的一个工具，尤其是对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各种文化剧团、文工团与地方戏巡回演出，群众性的歌咏队、秧歌队、民间艺人的说书等都是群众十分欢迎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推进了边区社会教育的发展。此外，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团体，通过对大鼓、秧歌、戏剧等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加以改造革新，在旧的基础之上创造了表现新的群众和新的时代的秧歌剧等，每逢农闲的时候就分赴各地进行文教活动，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为边区社会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各抗日根据地都非常重视，延安市每周平均有两次以上的戏剧公演。饶阳、武强还专门培训了许多说大鼓的人，到处说唱抗战救国的故事，“使广大群众对文化能够进一步的实际参加与享受”。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给民众以正当的娱乐，另一方面在娱乐中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提高抗日觉悟。

（三）引人注目的成绩

抗战时期，各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渗透到每项工作中去”^[52]，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扫除文盲

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一切办法，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提高青年和成年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陕甘宁边区有识字组3852个，学员24107人；夜校535所，学员8086人；半日校202所，学员3323人；冬学643所，学员17750人；1941年，冬学达到659所，学员猛增到20915人^[53]。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39年，在冀中区，建立民校识字班3574个，拥有学员167705人，比1938年增加学员9万余人。冀西四专区的唐、完、阜、曲、定五县，建立民校2275个，拥有学员155994人。^[54]到1939年底1940年初，边区共扫除文盲50多万人，有的五六十岁的老大娘也能识200多个字。^[55]1940年，社会教育进一步发展，北岳三、四、五专区建立民校2894个，学员达到233592人。^[56]即便在日伪影响较大地区，社教工作也开展起来，“在游击区和据点附近的村子都普遍建立民众学校、识字班”。^[57]如新乐建民校201个，学员3万，占全县人口60％；定县142村，有民校194个；灵寿60个；定兴78个。^[58]边区政府秘书长娄凝先说：“这一切虽然还没有精确完备的统计，但已很显明地说明着边区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是大大地提高了。”^[59]社会教育在其他根据地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就，扫除了大批文盲。

2．思想政治

社会教育，“它对群众思想意识的改造，对群众生活习惯的改造，确乎是惊人的，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60]。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日塬村一个二流子转变得不算很好，生活懒散，只计划开8亩地，剧团把他的事编在剧里，但把他写得比较好些，他看了后，回去就把生产计划改为28亩，说“不再多开荒，不但对不起政府，也对不起剧团”。^[61]

除了通过各种文艺形式改造群众的思想，还通过创办各种报纸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晋察冀边区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有：“抗敌报”、“抗日三日刊”、“救国报”、“阵地报”、“新中国报”、“抗战报”、“战斗报”、“前卫报”和几十种各县小型油印报，无时不在用文字的武器鼓舞敌后广大人民为光明、自由、平等、幸福与敌寇汉奸进行斗争。

通过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不仅提高了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且使广大民众对于抗战与国家、个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在抗战中应负的责任，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同时，对于肃清汉奸言论，揭露日寇的侵略性、残暴性及其奴化教育，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各抗日根据地，部队的一切给养、担架、运输，都可以不必操心；即使平时的财力动员，也都表现出惊人的速度和成绩。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之下，“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作战”。^[62]群众之所以这样坚韧、刚毅，一方面是对日寇有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同时和社会教育的开展也是分不开的。^[63]

3．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

为了保障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战士的身体健康，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党和各级政府非常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

首先，在群众医疗卫生方面。毛泽东提出中西医合作、发展群众卫生运动来保障根据地人们的身体健康。各根据地内，经常在政府组织下召开卫生防疫会议，举办卫生展览会等。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卫生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涌现出了许多模范医生、模范医药组织、卫生模范村，如，在陕甘宁边区发现和培养了8个卫生模范村和许多卫生模范家庭。开办了卫生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基层卫生工作人员，新建了不少被群众称之为“救命合作社”的医药和卫生合作社。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基本上实现了每个区有一个医生、一个药铺、一个助产员，2～3个行政村有一个新法接生员，73％的地区完全推行了新法接生，医疗工作水平和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出现了“人财两旺”的局面。^[64]

其次，群众体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根据地的体育事业是和军事结合在一起的，有明显的军事体育特色。各根据地内经常举行各种体育运动会，尤其是各种小型运动会在根据地内普遍开展起来。

4．妇女解放

晋察冀边区教育处处长刘皑风在总结边区教育工作时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标志。”^[65]随着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许多妇女也从封建牢笼中解放出来。过去，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受着各种封建压迫；现在，妇女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妇女救国会，而且也得到了学习机会。一大批青中年妇女参加了社会教育，“有这样一个事实，一般巩固的根据地的青壮年妇女（某些老年妇女）和村妇女干部，许多都带着日记本，大襟上挂着钢笔，都能认识自己的名字，查看路条。一部分青壮年妇女，能够写信记账，特别是全边区脱离生产的妇女干部，80％以上，过去都是目不识字的劳动妇女，现在都能写工作报告和普通信件，能看一般的报纸”。^[66]不仅如此，妇女的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她们组织秧歌队，参加剧团，遇到节假日或重要纪念日等，妇女们自编自导，自己上台演出。过去，她们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今天她们已经能登上舞台教育别人，这不能不说是妇女解放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