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文件相继颁布，高等教育改革在办学体制、管理制度、招生就业制度、学科、专业、课程及教学内容等多个领域全面展开。伴随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始浮出水面。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提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来的。特罗在战后欧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背景下，相继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年）、《高等教育的扩展与转变》（1972）等文章。1973年6月，他在巴黎召开的“中等后教育的未来结构研讨会”上，发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大众和普及三阶段理论，并对每个阶段转变中所出现的质和量的变化做了分析，还介绍了西方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同观点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面临的两难问题等。特罗指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不会改变。但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转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型高等教育可以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375]在每一阶段，高等教育观念、高等教育功能、课程和教学形式、学生的经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领导与决策、入学和选拔、学术管理形式、高等教育的内部管理等都有不同的模式。1978年6月，在瑞典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特罗作了题为《英才型和大众型——美国的模式和欧洲的现实》的学术演讲，进一步丰富了他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理论。
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理论提出后，在国际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欧洲各国纷纷邀请他前去演讲，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卡耐基高等教育审议会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30多年来，马丁·特罗的理论被称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其著作被翻译成日文、希腊文、西班牙文、德文、希伯来文、法文、波兰文、俄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等10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产生了国际性影响。1996年，雅克．德洛尔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作的序言中，就提到“关于在最富有国家出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在挑选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要找到从政治角度和社会角度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376]。尽管德洛尔在此表达的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面临的两难境地的担忧，但“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成为国际教育界写作的语言要素，确为不争的事实。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来自183个国家的100多名部长和40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要求各国政府、议会及决策机构要逐步把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至普及化尽快提上议事日程。[377]
由此可见，从20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期，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理论，并最终会影响各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背景
如果说我国高等教育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实施的从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到“211工程”，再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解决高等教育的“质”的问题，着眼于精英人才的培养；那么，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提出，则更多的是着眼于“量”的扩充，试图更好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相对于“精英化”而言的，其显著特征就是规模的扩张，就此而言，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中国的出现应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为前提。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强调“适度发展数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转向“扩大规模”。这一转变，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提出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教育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同经济发展相比，中国高等教育速度过快，规模过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高等教育发展不够，规模不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前一种意见占主流，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强调适度发展。[378]如，1981年4月，教育部在《关于拟定教育事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需要研究的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努力提高质量，适当发展数量。”[379]
在“适当发展数量”政策影响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缓慢。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提出：到1985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招生40万人，在校生达到130万，比1980年的111.4万人增加13.6％。1983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决定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将普通高校的招生由1982年的31.5万增加到1987年的55万人，增长57％，在校人数由1982年的115.3万增加到1987年的176万人。[380]即便如此，计划中的170多万在校生规模，相对于10多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到1993年，全国普通高校实际录取新生97.57万人，录取率34.12％，大多数高中毕业生无法上大学。
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不快，不但无法满足国内的教育需求，更使中国大大落后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据统计：1995年，中国每10万人在校大学生为457人，18～21岁学龄人口毛入学率6.5％；[381]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3）》所载，1990年，美国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为72.2％；加拿大为71.2％；联邦德国为38.1％；日本已接近50％，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向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方向努力。[382]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扩大规模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予以考量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有了转变，在强调质的提高的同时，也开始注意扩大规模。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90年代，高等教育要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探索发展新的路子，使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383]1996年4月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九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384]以上两份文件，共同点都是注重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不同在于前者提出“使规模有较大发展”，后者要“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两者的步子有大小的差异。不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已成为政策的基本取向。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政策的初步确立，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出精英教育的模式，转向大众化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大众化已呼之欲出了。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施
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在中国的实施，是从高校扩大招生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前期，虽然政府方面确立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目标，但具体措施的制定以及何时正式启动，还需要等待恰当的时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造成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的压力。在全球经济发展缓缓的条件下，解决通货紧缩的重要措施就是拉动内需。为了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界率先提出了高校扩招拉动经济增长的建议。1998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和夫人左小蕾联合给中央写信，提出高校扩招拉动经济增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经济学界、教育界的响应，并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教育部在同年12月制定的文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2000年，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总数达到6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7年的9.1％，提高到2000年的11％，到2010年达到15％。[385]为此，政府决定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扩招正式启动。199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实际招生280万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招生160多万人，比1998年扩招51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录取率49％，比上年提高近13个百分点；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约116万人，较上年增长16％。[386]
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了实施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扩招或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启动，主要是关心“内需”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关注“大众化”的教育学家推动的。[387]其中，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汤敏给中央领导的建议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周末》在题为《高校扩招陷入尴尬境地》一文中，对经济学家的建议与高校扩招的启动作了如下报道：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是稳定、适度发展，还是加快发展，一直是前一种意见占上风，但从1999年开始，因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建议”，这种导向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作者接着写道：[388]
据业内人士称，这种转变与1998年底呈交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紧密相关。这封信由经济学者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写。汤敏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当时他在亚行总部工作。
1998年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汤敏说，中国正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当时一个广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年他回了一趟国，看到有亲戚的孩子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败下阵来，全家沮丧不已。出于搞经济的“敏感”，汤敏从这点立即想到了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启动内需。
“我和几个朋友议了一下，觉得在诸多的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力度大，又能实现群众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汤敏说。
他和夫人左小蕾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封信，于1998年11月呈交给了国务院领导。在信中他们建议，在3至4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同时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给部分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
他们估算，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对正处在改革攻关的关键时刻又恰遇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改革来说，这几年的缓冲期无疑将发挥重大作用”。
据内部人士说，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一直有人在建议，但大都是从教育本身的发展来谈。汤敏强调了其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这两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很能打动人心。因此他的信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很快有了回应。1999年初，有关部门拟定一个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后来觉得幅度还不够大，几个月后增至47％。由此，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拉开了序幕，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以一个急转弯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
尽管我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并非一两位经济学家的一封信撬动了大众化的车轮。但是，应该承认，经济学家的算计的确诱人。扩招每年能带来1000亿元的消费，还可延缓百万人的就业，这对于当时陷于通货紧缩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因此，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学家的建议信因缘巧合地促成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无论是拉动内需，还是延缓就业，出自经济学家之口的扩招建议，更多地带有经济而不是教育的色彩。当然，这不是说只有经济学家才能计算扩招的经济效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1999年就开展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同乐观的经济学家相反：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于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389]同样，经济学者在建议扩招时也能考虑教育本身的问题，比如，中国金融学院的郭飞在《高校扩大招生将拉动内需》一文中，就将中国每百名居民中大学生的拥有量同世界的巨大差距，作为高校扩招的重要原因。[390]但总的来看，经济学家们更容易看到扩招的经济效益，而且，他们对于扩招效益的估计普遍趋于乐观。于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发展着眼的扩招建议，最终启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也产生了一些问题。2002年3月，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高校连续三年扩招后，产生了一些矛盾，突出表现在，经费投入普遍不足、办学设施全面紧张、专任教师缺口增大，一些地方存在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相关改革措施不到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等等。[391]为了确保高等教育规模健康发展，《意见》要求：千方百计加大对普通高校的投入、继续实施各项改革措施、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坚持各类高等教育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健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监控机制、严肃招生计划。上述意见有助于确保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健康发展。
经过1999年以来的大规模扩招，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到2006年底，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超过了马丁·特罗划定的15％的比例，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鉴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有了很快的发展，2007年1月，教育部在杭州召开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会议确定：2007年和“十一五”期间，进一步把握好规模发展节奏，切实把高等教育发展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这一政策的变化，将对近些年高等教育规模过快发展的势头有所调整。
总的来看，在全社会“改革开放”大背景的推动下，中国教育在宏观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以理性为特色的“改革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实践的良性发展，最有利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追求。当然，改革的路还很长，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而这恰恰需要我们在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并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地加以克服和解决。
注释
[1]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3]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4]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3－34页。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39页。
[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版，第193页。
[10] 根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版，第195页中的相关内容绘制而成。
[1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12]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解放日报》1942年3月2日。
[1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1页。
[14]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15]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解放日报》1942年3月2日。
[16]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解放日报》1942年3月2日。
[17]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
[18]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9]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0] 顾明远总主编：《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9页。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封底。
[22]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8、89页。
[23]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24]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25]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26]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27]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28]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6页。
[29] 《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
[30] 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页。
[31] 陈元晖主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32] 解放周刊社：《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转引自包爱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3]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
[34] 根据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有关内容整理。
[35] 参见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盛平：《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36]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37] 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38] 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3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40]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41] 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
[4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3]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44]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45]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4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47] 《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新华日报》1938年9月3日。
[48]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4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50]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页。
[5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
[52] 王谦主编：《冬学运动的号召》，《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53] 余子侠：《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54] 王用斌等：《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概况介绍》，《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55] 《二年来边区教育工作的回顾与瞻望》，《边区教育》1940年1月15日，第2卷第1期。
[56] 河北省晋察冀边区教育史编委会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57] 《敌后的社会教育》，《新华日报》1943年10月6日。
[58] 《晋察冀边区群众文化教育的新进展》，《新华日报》1940年6月18日。
[59] 《二年来边区教育工作的回顾与瞻望》，《边区教育》1940年1月15日，第2卷第1期。
[60] 王谦主编：《杨耕田同志报告关于边区社会教育的一些问题》，《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
[6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6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71页。转引自麻建科、李佩良：《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国防教育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3] 河北省晋察冀边区教育史编委会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64] 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65]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页。
[66] 《边区妇女的文化学习》，《北方文化》1946年5月16日，第1卷第6期。转引自邓红：《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67] 《解放日报》1940年8月30日。
[68]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6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70]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71]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7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页。
[73]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74]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提倡小学民办公助的指示》，《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
[75]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76] 根据韩作黎、欧阳代娜主编：《延安教育研究》，文心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中相关内容绘制而成。
[77] 根据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内容整理。
[78] 转引自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页。
[7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
[80] 李玉非、宋荐戈、龚守静编：《柳湜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81] 《解放日报》1944年5月4日。
[8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83]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8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85] 《解放日报》1940年10月7日。
[8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87]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88] 参考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8－100页中的部分内容。
[89] 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6页。
[90]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91] 根据韩作黎、欧阳代娜主编：《延安教育研究》，文心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中有关内容改制。
[9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93]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94]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95]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96] 山东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山东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汇编》（2），1985年版，第37－38页。
[97]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98] 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0页。
[99]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100]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101]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102]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103] 顾明远总主编：《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5页。
[104]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105] 根据韩作黎、欧阳代娜主编：《延安教育研究》，文心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中有关内容改制。
[106]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10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页。
[108] 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109] 山东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山东解放区教育史》，明天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110]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1页。
[111] 李玉非、宋荐戈、龚守静编：《柳湜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12]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113]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114]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139页。
[115] 转引自韩作黎、欧阳代娜主编：《延安教育研究》，文心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16] 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
[117] 王铁：《中国教育方针的研究——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11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94页。
[119]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120]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121] 陕西师范人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社1981年版，第36页。
[12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123]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0页。
[12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25] 上海师范人学教育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12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127] 钟兴铮：《抗战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版，第218页。
[128] 董纯才主编：《中固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l991年版，第502页。
[129] 陕西师范人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130]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页。
[131] 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132] 陕西师范人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4页。
[133]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2页。
[134]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回忆录分册），河北教育出版社l990年版．第75页。
[135] 社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解放日报》1944年4月7日。
[13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137]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138]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版，第333页。
[139]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140] 王义高、肖甦：《苏联教育70年成败》，北京师范人学出版社l999年版，第107页。
[14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42] 强海燕、田建荣：《延安时期高等教育及其影响》，《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3期，第33页。
[143] 转引自李涛：《1949—1976：中苏教育关系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2004年，第29页。
[14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
[145] 《俄文学校成立》，《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
[146] 徐特立：《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解放日报》1941年9月24、25日。
[147]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300页。
[148] 李涛：《1949—1976：中苏教育关系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2004年，第24页。
[149] 黄利群主编：《中国人留苏（俄）百年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150] 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151] 主要根据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等相关资料绘制而成。
[152] 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153] 张健：《山海工学团是党在白区教育的一个据点》，转引自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154] 崔玉婷：《邹平教育模式与延安教育模式比较研究》，华东师大博士论文打印稿2006年，第137－138页。
[155] 王琳：《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解放区教育》，转引自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郑涵慧：《陶行知教育思想在陕甘宁边区》，《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156] 《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新华日报》1938年9月3日。
[157] 林伯渠：《悼念陶行知先生》，《解放日报》1946年8月12日。
[158] 周扬等：《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载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0页。
[159]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载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160] 顾明远总主编：《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9页。
[161] 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分册）》（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162] 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30页。
[163]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64]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0日。
[165]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东方杂志》1923年3月，第20卷第6号。
[166]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东方杂志》1923年3月，第20卷第6号。
[167]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65页。
[168] 辛安亭：《关于识字课本的编法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
[169]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7、1186页。
[170]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17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1426页。
[172] 毛泽东、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7－1459页。
[173]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党和政府面临的严峻的斗争形势时指出：“为了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决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6页。）
[174]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17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17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705页。
[17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7页。
[1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0－701页。
[17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180]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
[181] 毛泽东、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7－1459页。
[182] 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83]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184] 教育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85] 卓晴君、李仲汉：《中小学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186] 郭沫若：《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187] 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188] 毛泽东：《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189]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190]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91]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192] 中共中央：《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26页。
[193] 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9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95] 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96]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97]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198]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99] 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3页。
[200] 习仲勋：《1954年全国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201] 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20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203]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20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205]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206] 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07] 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7页。
[208] 周恩来：《谈新学制》，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209]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210]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211] 马叙伦：《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212] 高等教育部：《关于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213] 高等教育部：《关于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214] 教育部：《关于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及中等学校暂行效力（草案）的命令》，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15]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216]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17] 李刚：《1950年代对“活教育”的批判——以陈鹤琴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9页。
[218] 朱熹注：《周易本义·卷之二·下经》，载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43页。
[219]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220] 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221]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158页。
[22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223]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
[224] 陈明、吴太贵、陈湘舸：《继续革命理论新探》，《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34页。
[225]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页。
[226]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227]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
[228]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82－183页。
[229]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
[23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231]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23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页。
[233] 毛泽东：《1958年的一次谈话》，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9页。
[23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页。
[23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页。
[23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0页。
[237] 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9－1250页。
[238] 毛泽东：《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页。
[239] 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4页。
[240] 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3页。
[241]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3页。
[242]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6页。
[243] 《中共中央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8页。
[244]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8页。
[245] 师延红：《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1416页。
[246] 《人民日报》编者按：《为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加的按语》，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5页。
[24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8页。
[248] 毛礼瑞、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249]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69页。
[250] 中共中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9页。
[251] 中共中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页。
[25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0页。
[253]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页。
[254] 李庆刚：《世纪回眸：刘少奇与天津的半工半读教育》，《教育与职业》2001年第1期，第50页。
[255] 教育部：《关于大力支持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99页。
[256] 刘少奇：《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
[257] 刘少奇：《关于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839页。
[25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860页。
[259]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260]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261] 刘少奇：《半工半读，亦工亦农》，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
[262]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9页。
[263] 刘少奇：《办好半工半读学校》，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0页。
[264] 教育部直属机关单位：《刘少奇对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贡献》，《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第7页。
[26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60页。
[266]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页。
[267]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268]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269] 教育部：《关于1958—1959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5－808页。
[270]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438页。
[271]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08页。
[272]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41页。
[273] 《上海机床厂党委决定彻底否定“文革”产物〈七·二一调查报告〉》，《光明日报》1984年4月14日。
[274] 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6－28页。
[275] 《人民日报》编者按：《为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加的按语》，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5页。
[276] 金铁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2页。
[27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4页。
[278]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279] 辽宁日报记者等：《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教育革命的调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7－1509页。
[280]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281] 中共朝阳农学院委员会：《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我们是在那些重大问题上同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7－1561页。
[282]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文加的按语》，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6页。
[283]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为〈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加的按语》，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2页。
[284]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为〈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加的按语》，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页。
[285]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为〈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加的按语》，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页。
[286] 李铁映：《伟大的实践，成功的经验——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载郝克明主编：《中国教育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5页。
[287]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288]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2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290]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5－2289页。
[291] 邓小平：《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29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7－3473页。
[29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0页。
[294]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29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296] 宁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75页。
[297]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298]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299] 马国川：《改革第三次论争∶标志性事件和代表性观点》，《炎黄春秋》2006年第12期，第1－6页。
[300] 中国教育管理体制历经坎坷：解放初期，实行军事接管体制。1952年至1957年，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小学由县、市统一领导，中等教育由省、市教育管理部门遵照中央和各大区的规定统一领导，高等教育则由教育部（或高教部）统一管理。1958年到1962年，实行以地方分权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权力相对集中于中央。“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学校，后来实行“革委会”领导，混乱不堪，教育管理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参见萧宗六、贺乐凡主编：《中国教育行政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页。
[301] 吴德刚：《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02]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3页。
[303]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69页。
[304] 教育部：《关于建议重新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5页。
[305] 何东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几点说明》，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8页。
[306] 蒋南翔：《当前教育形势和根本任务——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编：《蒋南翔文集》（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975页。
[307] 教育部：《关于中央书记处对教育工作指示精神的传达要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6页。
[308] 教育部：《关于拟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需要研究的问题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4页。
[309] 教育部：《关于实行新财政体制后教育经费安排问题的建议》，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0页。
[310] 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4页。
[3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9页。
[312] 蒋南翔：《总结历史经验，调整教育工作——在教育部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总结》，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编：《蒋南翔文集》（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0－1022页。
[313]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6－2288页。
[314] 国家教委、财政部：《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2－2623页。
[315] 张光喜：《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载：《中国教育年鉴（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316]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管理暂行规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2－2394页。
[3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4－2415页。
[31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7－3470页。
[319]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载《中国教育年鉴（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320] 教育部：《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高等教育法规汇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321] 韩军：《普通高等学校发展改革》，载《中国教育年鉴（2000）》，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322] 向明灿、韩军：《普通高等学校发展改革》，载《中国教育年鉴（200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323] “并轨”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高校“公费”、“自费”合并招生措施的简称。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逐步进行高校招生改革，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简称“公费生”）、计划外自费招生（简称“自费生”）和单位委托培养的招生办法。1994年，国家教委在37所高校进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学生缴费上学的试点；1997年全国高校普遍实行并轨招生、缴费上学制度。
[324] 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
[325] 刘少奇：《中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页。
[3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8页。
[3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4页。
[328] 教育部转发：《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试行办法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9页。
[329]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香港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编：《民办教育研究与立法探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330]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7页。
[331]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8页。
[332]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香港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编：《民办教育研究与立法探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333]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教育事业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2页。
[33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9页。
[335] 李鹏：《政府工作报告（节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6页。
[336]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3页。
[337]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3页。
[338] 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33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340]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3页。
[341] 仉琨、王文源：《民办中小学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小学管理》1998年第1期。
[342] 顾美玲：《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前景探析》，《教育研究》1997年第8期。
[343] 李宗嗣：《2000年全国社会力量办学情况》，载《中国教育年鉴（200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34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9页。
[345]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6－3527页。
[346] 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7－3759页。
[347] 国务院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第88号（总1723号）：《加入WTO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内部资料），2002年6月6日。
[348] 章新胜：《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11期。
[349] 邓小平：《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350] 田正平、肖朗主编：《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32页。
[35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52] 关于1949年至1976年普及教育的推行，主要参考了田正平、肖朗主编：《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52－862页。
[353] 钱俊瑞：《用革命办法办好人民教育：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354] 张奚若：《目前国民教育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39页。
[355] 田正平、肖朗主编：《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54－855页。
[35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页。
[357] 教育部统计处：《教育基本统计》，载《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页。
[358] 在“文化大革命”中，阳原县普及小学教育被指责为“修正主义黑典型”，横遭摧残；1979年8月10日，教育部颁发《关于为河北省阳原县普及小学教育平反的决定》，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给阳原县教育战线的不实之词，为阳原县普及小学教育恢复名誉。
[359] 中共中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2页。
[360] 徐亦尤、李仲汉、凌远征、曹澄云：《普及小学教育》，载《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361]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9页。
[362] 《刘西尧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1612页。
[363] 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页。
[364] 教育部：《关于继续抓紧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页。
[365] 教育部：《关于中央书记处对教育工作指示精神的传达要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3－1815页。
[366] 《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8页。
[36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7—1878页。
[3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4页。
[369] 徐亦尤、李仲汉、凌远征、曹澄云：《普及小学教育》，载《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370] 库在义、张良玉：《1985—1986年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概况》，载《中国教育年鉴（1985—1986）》，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371]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6页。
[372] 何东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几点说明》，《人民日报》1985年5月31日，第2版。
[373] 田正平、肖朗主编：《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71页。
[374]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载《中国教育年鉴（1997）》，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375] 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过教育转变中的问题》，王香丽译，谢作栩校，《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年第1期。
[376]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377] 王一兵：《历史机遇与教育决策：再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5期。
[378] 郭峰：《关于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
[379] 教育部：《关于拟定教育事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需要研究的问题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2页。
[380] 教育部：《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7页、2085页。
[381]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0页。
[382] 顾美玲：《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前景探析》，《教育研究》1997年第8期。
[38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载《中国教育年鉴（1994）》，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384]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2页。
[385] 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386] 陈至立：《在教育部2000年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国教育年鉴（2000）》，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387] 吴志宏在《关注教育政策出台过程的研究》（《教育参考》1999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出台，更主要的是经济学家在起决定作用而不是教育学家，即从“教育拉动经济”中获得灵感。不过笔者认为，就教育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问题而言，“扩招”之功不能尽收经济学家囊中。事实上，在1999年前后，教育界关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问题已有不少思考，如：史朝、赵海波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速度的几点思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刘少雪的《不宜盲目扩大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1期）、鲁媛风等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形式的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何祚庥的《高等教育是适度发展还是大力发展》（《上海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7期）、向万隆的《高等教育规模应有较大发展》（《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诸平的《认真分析国情，寻找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途径》（《教育科学》1999年第1期）、管培俊的《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社会效应》（《中国教育报》1999年8月12日）等。
[388] 邓科：《高校扩招陷入尴尬境地》，《南方周末》2002年7月18日，第4版。
[389] 北京大学课题组魏新执笔：《如何看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高等教育》1999年第9期。
[390] 郭飞：《高校扩大招生将拉动内需》，《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
[391]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工作的几点意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1998—2002）》，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6－1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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