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概念的出现
谁都知道，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着诸多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从商品开始，包括货币、资本、价值、价格等等。它们都是按照一般学科体系规范排列的。尽管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些由此及彼的过渡性介绍，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自说自话。比如一开始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就完全不是《资本论》的风格，货币产生过程与本质，也缺少必要的展开等等。但只要还原到马克思的行文律动之流当中，立刻感到了一种结构美和直抒胸意的畅快。
从商品到地租，一路展开了诸多概念，揭示了诸多规律。我把这整个过程比作一棵大树，那些涉及到的、交错出现的概念与规律，我把它们比作枝叶。这是一株非常茂盛的植物，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其中每一枝杈都由根系提供营养，每一个发展了的概念都是由前次的概念转化而来，它们都会在反思中找到自己的前身。
在这个按事物本来面目（经揭示才呈现）建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特点：当一个概念刚刚以新的思路确立之时，马克思总是用较多的、尽量直观的东西来说明它，使它丰满和牢固；当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转化之时，他又总是以逻辑的力量说明它们的内在联系，表明它们之间过渡的必然性。
商品转化为货币，首先是商品的二因素，再挖掘出劳动的二重性，以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出现商品价值量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可以看作是商品的辅助概念，但是它们在后来的概念，比如货币、资本当中也起着基础作用。说到两种一定量商品的相等，马克思立刻用了这样的例子：“为要决定并且比较一切直线形的面积，人们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人们再把三角形还原为一种和它的外形全然不同的东西，那就是还原为底乘高之积的1/2。同样，也要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还原为一种共同物，使它们各自代表这个共同物的多量和少量。” 价值形态的发展，也是货币的起源，对此，马克思用了比商品这个概念更多的笔墨，特别是在“相对价值形态”这一节。在展示了它的性质内容和量的规定之后，专门写了“简单价值形态作为一个总体来看”这个内容，指出：在这种形态当中“商品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由一个外部对立，二商品间的关系表示出来了”。接着，侧身一转，站到了超越商品世界的高度，指出：“在一切社会状态内，劳动产品都是使用品，只有在一个历史规定的发展时期，才把一个有用物品生产上支出的劳动，表现为它的‘对象性’属性，那就是表现为它的价值，并且把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由此，就得到结论说，商品的简单价值形态，同时就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态。商品形态的发展和价值形态的发展也是一致的。”这里的“对象性”属性，是一个思辨的产物，它已经超越了“三角形的面积”和“上衣与麻布”这些直观的表现形式，这为货币的真正本质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在谈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时候，在理论上让我们掌握了，只要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场合，人对物就会产生“拜物教”的反映。“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以感觉又超于感觉的东西或社会的东西。这就和光线感觉一样。人们不把一物在视觉神经中留下的光线印象，表现为视觉神经本身的主观刺激，而把它表现为眼睛外界某物的客观形态。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实际也有光线由一物，一外界客观物，投到另一物，眼睛里。它是两种物理性质的物品之间的物理性质的关系。反之，商品形态和商品形态赖以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及由此发生的物理关系，却是绝对没有关系。那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这里，在人看来，它竟然取得了一种物品关系的幻想形式。所以，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只好逃入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好象是一些独立存在的东西，它们各自赋有生命，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在商品世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理性和形象的结合做得如此巧妙！
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的特殊商品，这里则死死抓住了它的“社会使用价值”——一般等价物这个属性。一般商品的灵魂是它的价值，但作为货币这种特殊商品，它的灵魂则是它的使用价值。这是因为在这个基点上，作为一个胚芽，它是转化为资本的内在根据。在这里，马克思用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一哲理性很强的命题，展现了如下一点：如果在货币产生之前，对人们普遍起作用的是商品拜物教，那么在货币出现之后就发展到货币拜物教了。（前文曾提到过货币是人性运动的聚合性载体）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完全外在化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所有物质财富，现在只有两种存在形态，一极是商品，一极是货币。人们追求未来，也就要追求货币，因为货币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而未来也只限于可能。你不知道饮用水和武器这两样东西，在明天哪一样是你更急需的。但是商品只包含着单一的可能，严格来说，它就是现实本身，更严格来说，它只是现实当中的一部分——现存。按照马克思对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的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商品一旦实现自身——被买者买到手里，它就会立即走向反面——被消费掉。使用价值转化为它物，价值也就不再运动了，它们都冻结在人类生命的一个节点上了。
为什么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马克思用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这样一种高超的分析模式来说明。按照逻辑，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两个概念是同时出现的。马克思证明了，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前提下，经过流通却产生了一个增值额，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最初定义。说它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这种看似悖论的表达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实际上说它在流通中，是说它在资本的流通中；说它不在流通中，是说它不在一般商品流通中。这是先让我们看到：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个本质。为什么不说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呢？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他们要满足现实又追求未来，尽管差距极大，但能够变现的手段也只有货币。这个问题，也只有在理解了整体性设计的前提下才能加以理解。在最典型的产业资本当中，资本采取了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很显然，后面两种资本并不是货币形态。地租是土地这种资本的产物，一套住房带来的租金，以及虚拟资本运动中使用的期货票据等信用实体，它们也并不是货币，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价值的承担者。
劳动力这是又一个特殊商品，它是资本运动的中断，又是整个链条的前提性结点。对它的分析，我们放到下一个问题当中。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一般认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后者是资本家的立场。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资本除了将自己人格化为资本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它的社会使命。它的本性就是自我增殖的最大化，也就是它要以最高的效率吸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一个资本家，或者说一个经济人，他只要成为资本运动的载体，就不可能脱离资本的本性，不可能辜负资本的社会使命，除非他接受竞争中失败的下场。资本是人类整体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器官，它把社会机体的能量提高到极值，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拐点上才肯走入平和之路，才会最终卸任。
成本价格是资本增大自身的零点界限，剩余价值，在以一个理想的数额产生出来之后，它不能以商品资本的形态存在，如果这样，它也就不是真正的剩余价值。“因为这个余额在现实上、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按什么程度实现，都要取决于市场的情况，……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对立的，已经不是资本和劳动，却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是单纯当作买者和卖者的个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在计算上、在变化上、以至在观念上，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真假的区别，可以说各算各的账，没有实质性的障碍。
对于资本的本性，马克思引证了一个绝妙的材料：“《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这段话虽然不是马克思本人说的，但是，把它引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部分，是与马克思的著名命题“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彼此呼应的。
总之，每一个新概念（不是言辞文字上的新，而是就自己这个体系来说与其他学说体系的区别）的出现，都是体系成长的结果，它们既可以集中起来合乎逻辑地继续前进，也可以向四外展开，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充分的印证。
（二）假设的合理性
马克思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起码遵循两个思维原则，一是抓主要矛盾，二是相对静止的角度。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提出这两个原则，倒是在毛泽东《矛盾论》当中有“抓主要矛盾就像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比喻，但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是殊途同归的。科学实验的理论基础就是强化和纯化实验的条件，让事物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这也充分印证了他在同一个地方所指出的，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十分熟悉的那段话：“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以上所说的两个思维原则，是抽象力当中比较宏观的原则，它们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
以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为例，马克思说：“劳动力价值的最终限界或最小限界，是由一个商品总量的价值形成。没有这个商品量的日常供给，劳动力的担负者——人，就会不能更新他的生活过程。所以，这个限界是由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形成。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到这个最低限度，它就下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因为在这个场合，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展。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合乎质量标准，提供这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个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按人的最低生存状况来测量，而且也还是比较模糊的。在劳动日的最高限度问题上，也照样有这样的考虑，不外有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两个因素。生理界限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伸缩性，一个人精力充沛与萎靡不振都是活着的人，这里面所需要的营养含量差距很大。更不用说道德上的事了，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劳动力持续支出，你就是给他一部分社会交往和发展自己的时间，他也不会利用的。总之，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过多纠缠下去，因为这毕竟不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利用一个社会平均价值额就可以推导下去，更重要得多、更具醒世功能的论证还在后面等着，一旦走入到那里，再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它是远远不值得我们就此来纠结的。
关于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属于类似的问题。有“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基准来建立尺度，也是一个抽象的结果。这就是告诉我们，在理论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可能讨论极端的情况。比如战争、地震、海啸等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这都是非常情况。也不会用对未来的推断当作现实的标准。一切规定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官员都不能控制和左右这一客观过程。
对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分析的前提是四个理论假设：一是社会上只有产业资本家；二是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三是在价值与价格相等的条件下固定资本一年内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四是没有对外贸易。这样，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中，我们就可以只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补偿，二是实物替换，前者是考虑如何卖得出去，后者是考虑如何买得回来。如果不做这种假设，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就会有很多干扰因素起作用，让我们无法直观地看清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就像我们研究炮弹飞行，作为第一级近似，忽略它的转动性能，把它当作质点；作为第二级近似，忽略它的弹性性能，把它当作刚体。在经济领域也是一样，两大部类的生产运行，各自的内部有许多可变化的因素，剩余价值率、投资总规模、有机构成、周转速度等等，但是在这里都可以设定为一个不变的量（剩余价值率在其他问题的分析中也一直是被设定为不变的），完全合乎逻辑，因为，只要你的生产过程连续地进行下去，不管这些要素如何变动，总要拿出一部分产品与另一部类去交换，这是刚性的，除非你退出再生产，倒闭关门。在正常情况下，设计一组典型数字，超越原始状态，采用极值模型，这无异于科学实验中迫使控制过程自露真相的方法。
如果没有通盘的考虑，哪些假设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做的；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是不用做的，在选择上就会出现偏差。这不仅让分析发生困难，也会失去结论的说服力。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对外贸易肯定要影响两大部类的交换，但却总有极值情况。价值规律的作用，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价值和价格总有一个理论上的平衡点。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在我国有着历史错位的性质，它在将来才有可能恢复生命力。但是计划这个手段也必须是市场经济中的应有之义。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让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淹没。相反，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计划手段在其中运用得越自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高层决策者的头脑中应该引起反思的是，有多少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不堪一击的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不是规范和引领它回到被允许的良性道路。
在这里需要说明，假设不是假说。尽管二者都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后者甚至是科学理论的前身，但是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假说虽然在现实当中有着充分的根据，也有一些现象符合它的假定性说明，比如大陆飘移假说，在板块和物质结构等方面有诸多对应点，但是关于飘移的动力和历史演变的材料方面还有致命的缺陷，也就是还没有最终被证明它属于科学理论的范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以他出版《物种起源》为限，宣告了它是科学理论，而是人类在考古学中发明了碳十四检测法，才结束了它作为假说的历史。并且，就在今天，欧洲大陆上仍然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以上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几乎同时便走向经济领域的研究。实际上他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他被驱逐出境的事实上说也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更是以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为载体，向人们宣告了这一理论的庄严问世。后来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再后来一系列国家纷纷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都是铁一般的实践检验。据了解，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里，无论什么专业，都要学习《资本论》，这与他们推选马克思为伟大的思想家是一致的。
如果说对《资本论》的完成，有什么从正面进行的理论上的准备与铺垫，可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算是很典型的文献。在那里，异化劳动是被揭露的对象，人性的复归是最终目的。但是我们发现，在《资本论》当中，异化这个概念再也没有出现过，从阅读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环环相扣的演示中，并没有这个概念存在的空间。因此，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是用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代替了异化这个概念，这实际上也并不匹配。我们只是知道，自《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主义已经成熟，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近二十年的时间，作者结合社会实际，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1849年写了《雇佣劳动与资本》，1859年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5年写了《工资、价格和利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在这些过渡性的文献中，一切为新理论所需要的范畴都已经明晰，既便有不妥之处，在恩格斯后来的梳理当中，也得到了纠正。
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明确，怎样证明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不是商品。过来在一些研究者的文献中有如下两个理由：第一，作为商品，必须有独立形态，劳动力就存在于劳动者的身体当中，它是独立的。但是劳动只是劳动力的表现，它是一个运动过程，没有独立形态，因此不符合商品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作为商品，必须属于一定的所有者，劳动力就是属于劳动者的，他有处置权和支配权，可以决定出卖与否，甚至可以与买者讨价还价。但是劳动一旦开始，它就是劳动力出卖以后的事了，这个时候，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在消费自己商品了，因此这个过程就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也就是说，他对劳动没有所有权了，因此也不符合商品的条件。但是这里就出现了逻辑问题，因为开始说的是“要属于一定的所有者”，并没有说一定属于谁。我们可以说，劳动属于资本家，也是有所有者的，这就矛盾了。
我们看恩格斯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就绝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不难看出，这种逻辑上的悖论才是让“劳动”不能作为商品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说“某某商品包含了多少劳动”，却不能说“某某劳动包含了多少劳动”，正像长度单位可以衡量其他物品的长度，但却不能衡量它自身。不能把劳动价值论说成“劳动劳动论”。马克思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以一种不证自明的口气一带而过的：“我说劳动的报酬，不说劳动力的报酬，那只是沿用各位熟悉的语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位导师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顺便说一下，学术界有人不厌其烦地“制造”两位导师的对立，是非常庸俗的（这个问题马上就会说到）。它不但庸俗，而且是制造混乱，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刻认识。
（三）因果链条中的出发点
我们已经知道了，商品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而不是它的历史起点。实际上仔细考察，我们还会发现，这种方法不仅适合于理论大厦本身，而且适合它的其他分层部分。
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在历史上相差很多。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资本论》当中，第二十三章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第二十四章则是“所谓原始积累”。这在时间上看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但是它却服从了整体结构这个大局。
在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以往的商品拜物教必然发展到“资本拜物教”。同样是人，有的在天堂，有的在地狱，这种极不相同的命运，完全在于资本的眷顾。马克思就是在这个恰当的时机来说明什么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上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上所起的作用几乎一样。亚当吃了苹果，罪就落到人类身上来了。关于这种原始积累，人们也是把它当作一种过去的奇闻逸事，来说明它的起源。在许久许久以前，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智慧，特别是省吃俭用的好人；一种是懒惰，浪费所有一切，并超过这一切来浪费的坏蛋。神学上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类怎样被注定要在额门上流着汗来吃面包；经济学上的原罪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何以会有人无须这样做。没有关系！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前一种人积累财富，后一种人结局却除了自己的皮，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不管怎样劳动但仍然只有拿自己来出卖的大多数人的贫困，和老早已经不参加劳动但财富仍然不断增长的少数人的财富，就是从原罪那一天开始。”
如何叙述一种东西，才能让我们更加强烈地追求对它的理解，那就莫过于这样做：先把它最典型的部分，最能代表它本质的现象充分展开。这里就是如此，在前面二十三章的内容展开之后，人们迫切地需要追索原始积累的本质，这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用暴力强迫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个真相。
为拿破仑立传的人不可胜数，但是在叙述方法上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头写起，另一种是从土仑战役写起。哪种方法更适合人们的阅读需求呢？不用说也是后一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拿破仑，不是查他的人生档案，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来了解，无疑最能代表这一点的就是使他发迹的土仑战役。至于他的幼年时代和求学经历等等，在适当的场合加以插叙，可以使结构更加完美。这就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道理。写传记不可能是记流水账，什么都写，这个人物就不会被记住。拿破仑的秘书为他写了一部厚厚的传记，有很多翔实的会议记录和通信一类的文字，一半的篇幅都是考证性的东西，这样的书，在我看来很不可读，只是历史材料的堆积。
我们现在回到马克思这里来。为了进一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他对一个庸俗经济学家卫克斐尔德的学说进行了讽刺与幽默的分析。说他的“伟大功绩，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曾发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他曾经在殖民地，发现母国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真理。”这就出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片断：“英国人比尔，带了500名工人，包括女工和童工。带了很大一笔钱，来到了澳大利亚开办工厂，打算发大财。但是到后来，工人们纷纷离他而去，他连个铺床叠被的人都没留住。聪明的比尔什么都想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带到澳大利亚。”卫克斐尔德抱怨说：“‘他们转瞬就不会再是工资雇佣劳动者。他们会立即变为独立的农民，甚至还在工资雇佣劳动的市场上变为他们旧日的主人的竞争者’多么可怕的事啊！勇敢的资本家竟然用他的贵重的货币，亲自从欧洲输进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行不通！无怪卫克斐尔德会抱怨说，在殖民地，工资雇佣劳动者缺少从属的关系和从属的感情。”这位天真的先生最后想出了“国家强迫规定的土地价格，……要高到‘使劳动者在没有人可以在工资雇佣劳动市场上作为替身以前，不可能变为独立的农民’。所以，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不外就是劳动者为要获得从工资劳动市场回到土地的许可证而向资本家缴纳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赎金。他先要为主人资本家创造出‘资本’，让他去剥削更多的劳动者，然后又要为他当年的旧主人资本家的利益，牺牲自己，让政府能够越海把一个‘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绝不是人为制造的，它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谈方法了。在研究原始积累的时候，殖民地这个典型环境是一个绝妙的场合。一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黄金时代，另一头是有待于开垦的资本主义处女地，在这里，资本的本质就会暴露得更加突出。就像电影《金陵十三钗》一样，让十几个教会学生与十几个青楼女子相遇，在面临着人身与生命威胁的关键时刻，人性的悲壮美就特别突出。张艺谋不愧是伟大的导演，在文学作品的海洋里选择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精品。
再看马克思关于地租的理论结构。本来，马克思一开始就声明，土地所有权的历史不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但是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时候“没有无主的土地”与“金钱没有主人”这两个命题已经合二为一了。本来，只要用土地，就会产生地租，这叫“绝对地租”，按理说，地租理论就应该从这里开始。但是我们发现，这却是第三卷当中的第四十五章的内容，而在更靠前的第三十八章则是级差地租的内容，以至后面有6章内容都是在分析级差地租的各种表现。因为这个地租类型，对产业资本（包括农业资本）的影响是最大的，它是土地参与平均利润的主体要素。在这样一个研究过后，“绝对地租”的性质反而会更清楚。
最后说一说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与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循环运动的关系。本来，商业资本要比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出现得更早，甚至是它由以成长的温床之一。但是，马克思为了挖掘资本运动的整体运动规律，就让商业资本处在了商品资本的位置上，让借贷资本处在了货币资本的位置上。以至到第三卷的第四篇、第五篇才把它们当作独立的对象来研究。
以上关于整体性的方法，以及直观与理性的交错运用等内容，不过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部分例证，在更广的范围内仍然可以体察到这种思路历程，有待我们进一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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