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机会主义

斯大林说：“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对第二国际的肮脏的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 （一）哲学上的诀窍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有个副标题叫“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这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类似的特点。

列宁一开始就向报告人提出了十个问题，其中第一个是最要害的：“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不承认，那末他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分析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无数言论？如果承认，那末为什么马赫主义者把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修正’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一形式逻辑的二难推理，不仅在于巧妙，更加在于深刻。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所谓“恩格斯的无数言论”，主要是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著作。他提到与马克思“‘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辩证唯物主义的模型基本确立。这里的典型论证已为人们所熟悉，马赫主义者自然也不会不知道。如果对这些论证有异议，那就应该宣布自己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你对它进行了全方位的修正，这种修正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了。这种既不承认又冒充的做法是什么意思呢？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说得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了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至于什么“感觉的复合”、“感觉的要素”、“原则同格”、“思维经济原则”等杜撰出来的“新名词”，我们也不在这里赘述了。

（二）工人没有祖国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著名提法：“工人没有祖国。绝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一提法是针对有人责备共产党“取消祖国，取消民族”而来的。因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宣言》最终的口号，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同盟的领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忠诚的战士，并进一步发展着这一组织，向全世界扩展。这样的势头，不但对资产阶级有震摄，也会让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及政治盲目者产生忧虑。机会主义就是从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他们充当统治者的喉舌，以曲折隐晦的形式对工人运动产生消极影响。斯大林对此分析说：“大家都还记得第二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举行的堂皇的示威，当时第二国际恐吓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发动战争，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义；他们提出了‘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吓人口号。可是过了不久，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却把巴塞尔决议束之高阁，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号，即为了资本主义祖国的光荣而自相残杀的口号，这一点有谁不记得呢？革命的口号和决议如果不加以实现，是一个钱都不值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要把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和第二国际在战争时期的叛卖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机会主义的政客是如何卑鄙，而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如何伟大。”

工人没有祖国这一提法曾经引起过讨论，后来还有学者指出翻译不准的问题，应该译为“工人没有国家”。但是，从《共产党宣言》的上下文来看，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不妨先放下词句，从总体上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实际上革命导师就是为了强调工人运动是不分国界的，因为资本运动也是不分国界的。不管工人是否掌握政权，这种国际一体化的性质是不变的。这是从一般原则上讲，具体来看，当时的机会主义向统治者妥协，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为所谓“祖国”去战斗。我们可以换个思路，祖国处于病态的时候，工人有拯救的责任，拒绝参战就是最直接的手段。何况这是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好时机，怎么能失去呢？鲁迅曾讽刺过“宁肯做自己国家的奴隶，不做外国人的奴隶”的狭隘意识，道理也在这。毛泽东曾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也是宏观上的概括，这里要注意“说到底”三个字。它与民族统一战线并不矛盾。反过来想一想，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什么道理呢？在能够避免自身灭亡的条件下，他当然要把阶级统治放在第一位了。因此也可以说“资本家没有祖国”。祖国是历史传给人们的居所，利益才是他们行动的理由。家，可以费尽心机把它建设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下，家也是可以搬的。

（三）党的组织性

党不但作为信仰，而且作为组织存在，这是党的常识。但是在列宁那个时期，却有一种社会散漫主义思潮，严重地危害了党的理论。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这篇文章中说：“我们究竟是应当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应当扩大和增加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可以满足于所谓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的空话？” 后来，斯大林总结道：“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作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1903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的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

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相比，就已经是有组织的群体了，那么，作为它的先锋队，其组织性不是应该更高吗？实际上，先进性的首要一条就是组织性。集体主义的原则和集体主义的觉悟是完全一致的。没有高度的组织性，党员的先锋作用就不能发挥，就如同运动离开了载体是不可思议的。前几年的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我们经常回顾起列宁的一句名言：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并且告诫自己：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宝贵的建党思想一定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四）革命与改良

改良主义这个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社会学领域有着很坏的名声。事情往往这样，一个东西出来，不管它本身如何，一加上“主义”二字就要慎重考虑了。“实用”这个词是褒义的，但“实用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自由”是令人向往的境界，但“自由主义”却在任何时期都被批判；“怀疑”本是一种批判精神，代表着超越，但“怀疑主义”却另当别论等等。撇开词句本身，我们要着重考察的就是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

斯大林说：“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么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列宁说：“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在我们的认识中，改良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是不想解决根本问题的权宜之计。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虽然戊戍变法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人们总不免要对此表示遗憾，当作教训来借鉴。但是，当我们懂得了列宁对改良和改良主义所做的区分，也就会采取列宁的思维模式。适当地使用改良的办法，为革命工作开路，这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这样的一些措施，看来是暂时离开总目标的行动，只要轴心不变，它们都会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些人在改革与改良两个概念之间踯躅不定，对改革的力度和方法也是顾虑重重。比如私营企业、股票市场等等的出现还引起了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定位是高的，在“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情况下，改革就与革命具有同等的地位，而改良只能是措施级别的。我们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这主要不是妥协和通融的问题，也没有曲折迂回的性质，它直接就是沿着自我生长的道路在前进，所以，改良这个词，既便是就它的积极意义、就它与改良主义的严格区别来说，在这里也是不适用的。我们只能说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