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与曲折隐晦

《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为什么无需隐晦呢？后面就是人们也非常熟悉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无私才能无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就是这种大无畏的代表。马克思的贫穷是出了名的，列宁一生颠簸，既无遗产，也无后代。在被刺杀的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之后，不但生活质量大大下降，而且由于继续紧张地工作，也缩短了他的寿命，刚到54岁就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和事业。阴谋与迫害这类锁链对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们该说的话也已经说到了，可以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整个世界，不是因为过来的名望，而是因为追随他们事业的人，其行动的足迹在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会存在。

我们都熟悉这样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一是阶级性，二是实践性。实际上这两点也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服务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是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的主体。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自己就是从事革命实践的榜样。他们坦荡的胸襟与工人阶级的品格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世界上的理论学说，有哪种情况是需要隐晦的呢？下面就来分析。

（一）既得利益的保守

我们还是以黑格尔为例，关于他的身世地位前面已经提到了，他是当时普鲁士政府的代表。那么，尽管他的辩证法自身是非常革命的，是严密的科学，但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有了下面的情况：“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黑格尔辩证法与他的绝对体系的反差是不是很难理解呢？一点也不。如果他把体系建成没有终点的开放式的，与他们本阶级利益就冲突了。因为这会让人们的思维开化，会想到不满现状，会要求革命。列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接下来应该补充：燃素说这类被淘汰的假说，要是正好符合某种利益，也一定会有人捧场的。

黑格尔在这里表现的逻辑矛盾，是一种学术手段，是政治需要决定的。他对法律和国家的论述，虽然带着绝对观念的神秘色彩，但是其真实面貌已经很露骨了。我们经常说他很聪明，实际上这是降低了他的地位，应该说他很坚定，很顽固。在触到了辩证法的灵光的时候，他也许比较悲观，感到自己的无奈，但命运也许很照顾他，仅61岁就被霍乱夺去生命，回归到了他的绝对观念里面。如若不然，看到他自己的学生，包括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从他这里走出去，并达到他所不能预料的高峰，并且有人总结：凡有较大成就的哲学家，都是从批判黑格尔开始的，如果他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他活到1848年也才78岁），会有何感想！是不是会说：绝对观念最终也是不能战胜辩证法的。

再看我们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生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始终伴随着他们的典型言论，真可谓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我们却在另一条线上总结出了一个特点：保守的思路所论述的问题都是表面化的。

先看查尔麦斯的一个观点：“商品不是资本家营业的目的……他的决定目的是货币。”（查尔麦斯《论政治经济学及其与社会道德状态和道德前景的关系》166页）。就好比列宁讽刺考茨基的一段话：“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有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列宁说：“毫无疑问，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别说是资本家不会把目的放在商品上，就是小私有者生产的商品不也是要换成货币的吗？叫我们说什么好呢？

“诸物在直进的时候没有无限性，在循环进行的时候就有。”（加里安尼《货币论》156页）这倒是实话，可为什么是这样呢？恐怕就没有继续了。

“形成资本的，不是货物，而是这个物质的价值。”（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二卷429页）这倒还有点意思，应该接着说。

“用在生产目的上的通货是资本。”（玛克里奥《银行业务的理论和实际》）。这可就差太远了，对资本的本质一点都没沾上边。

“资本即是商品”。（ 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马克思倒是有“商品资本”这个概念，但这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资本可以作为商品形态来存在，而是定义性的，就是把商品和资本直接划等号。

“资本……是永久的会自行增大的价值。”（西斯蒙弟《政治经济学新原理》89页）看来这已经不是只说表面的话了，要为资本家辩护了。

李嘉图：“在货币形态上……资本不产生利润。”（《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267页）这是真理的入口，就看能否向前走了。

斯托赫：“劳动者出借他的勤劳……不出任何物质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教程》二卷37页）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事物的真相未必暴露得不明，也未必思维的水平有太大障碍，只是因为保守，因为利益，他们不可能哪怕有一个小时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想想问题。就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大经济学家也没有把劳动的二重性建立起来，关键是：第一，他不把商品经济看作历史现象，更不用说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的了。第二，看不到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我想马克思一定是先意识到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才由此倒推出了商品的二重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想尽一切办法维护这个社会的存在，为它的合理性辩护，为它的矛盾操心，极力想办法解决。

就在198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资本论》研讨会，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作了《〈资本论〉在引导我们前进》的发言，他说：“美国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先生……主张用纯数理逻辑的手法，通过现代高等数学的分析方法，就可以从根本上取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他认为劳动不可能是同质的，男人的劳动和女人的劳动是不一样的，异质的劳动之间不可能设定共同的尺度来换算。”

既然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就一定要向对立面发起攻击。恩格斯为什么写《反杜林论》？就是因为杜林拼命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他首先要釜底抽薪，先攻它的哲学基础。《资本论》第一卷，他未必都认真读过，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学问已经不重要了。剩余价值、平均利润、有机构成，它们比“几何公理”要麻烦多了！

先说杜林先生为了反对意识是人类独有的现象这个观点，就如恩格斯所描述的：“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杜林是怎么说的呢？“真的，‘如果想给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以‘人间的’称呼，借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它们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末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这就是杜林的说法，意思是意识和知识应该有无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要是只把它说成是人类独有的“人间的”现象，那它们就没有至上性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了。恩格斯接着说：“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是啊，万一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就等于五呢？忽略了这一点，不就忽略了意识的至上性了么，不就不全面了么。从这往后，在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时间与空间等多方面都有“绝妙的表现”，我们就不多说了。

还是直接看看他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对峙吧。

“关于资本，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指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这个流行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企图提倡一种更专门的、辩证——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据说，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它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16世纪，即开始于假定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世界市场的萌芽时期。显然，在对概念的这种解释中，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尖锐性就丧失了。在这些应该半是历史和半是逻辑的、而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中，悟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一并没有了”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造成基础的薄弱”。 杜林给资本下了一个什么定义呢？“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构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各位读者，你听了杜林的话，对资本有个什么认识呢？是不是嗅到了“保卫资本主义”的味道？后面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暴力论等等就留给专门学习的时候再“欣赏”吧！

为什么说要维持一个政权要比夺取它还要难，因为发展的力量随时有可能让它变质。外壳保持下来并不难，难的是本质的保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先不提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没达到，首先是触犯了宗教统治的利益。如果只是水平问题，可以怀疑，也可以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多方探讨，何至于把布鲁诺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让伽利略反复坐牢！牛顿为什么形成了机械保守的时空观？他是皇家学院的领导人，是科学权威，志得意满让他失去了开放的思维方式。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只是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他的论文几经周折才得以发表。如果说自然科学真理，由于它自身的客观性力量，人们对它没有选择性，但是，社会科学真理的客观必然性，却是在人们各不相让的争论中、在经历时代淘洗后才滞后地被接受的。你研究植物和动物，化石和标本不会妨害谁；如果你研究剥削与被剥削，公平与不公平，那就像马克思说的：“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这样，你要发现真理，你要向前走，必然招致强力的压迫。那些根基深厚的卫道士，他们对你就有两手：正面的，他们的理论是对真理的自发地隐晦；反面的，他们的理论是在与你较量时的自觉地隐晦。

（二）从属地位的攀附

我们了解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他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就需要攀附。当然，革命力量强大时他们也需要转移栖身之地，总要在激烈的对立中巧妙地装扮自己，以求生存。这样一切群体，包括机会主义，中间分子，都要把自己的思想打上包装的。

《共产党宣言》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同各种机会主义、庸俗理论做斗争的。它们对工人运动很有迷惑性危害性，必须揭露。

只是反动的社会主义里，就有三个小的类别：一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是旧社会的残余，他们是被推翻的阶级，也要在革命中体现自己的存在。只是改头换面的文字斗争，装模作样地声讨和预言。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参加对工人阶级的镇压，丝毫不放松自己的生意。真是丑态百出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自己摇摆不定的立场为工人说话，他们可以客观地分析社会现状，但绝不会与工人一起推翻私有制。又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本来与无产阶级革命是对立的，起码是不一致的，但是都打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号，这也像列宁那句话“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种隐晦的学说，就像社会的赘瘤，干扰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

考茨基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政策，是力图兼并农业等等，这种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废话，显然是受人利益，为人说话，但又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搞个折衷，形成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凡是把一种理论庸俗化，都属于攀附性哲学。就说庸俗唯物主义吧，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就是承认物质对意识的逻辑在先性和本源性，但是庸俗唯物主义却宣称：一切都是物质，就连意识也是物质。大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就完全取消了哲学基本问题，回避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一切都是物质了，那物质和自己怎么谈得上关系呢？这样，好像比唯物主义更唯物主义，这就要用列宁的话来分析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我想庸俗唯物主义者并不见得就直接把意识也当作物质来对待，赋予意识一种独立的存在形态，一种和地球、太阳、飞机、河流等等的实物相并列的意识实体。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显得很像唯物主义又不得罪唯心主义，混淆视听，两边讨好，给科学的唯物主义设置点思维障碍，让真正的唯心主义也感到有胜利的希望。

再来看庸俗进化论。本来进化论是达尔文发现的客观规律，是研究生物学的钥匙，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力证明。但是，如果真的直接把“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套用到人类社会，那是不人道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人类之外的生物再怎么发达，它不具备意识现象，它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两个层次。我们不会忘记恩格斯“运动的基本形式”中给运动分的五个层次：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每一种运动都有自己的范围和规律，不能用低级运动形式来解释高级运动形式，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用高级运动规律来解释低级运动，比如像“社会有机体”这样的比喻，也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不能全方位对应地去套用。列宁说：“打比方不是证明。任何比方都是有缺陷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妨再把这些道理提一下，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比方的有效界限。”我们的庸俗进化论者并不是真的不懂这个道理，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抹杀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不敢向私有制宣战，用达尔文的学说来代替革命理论，这是伤害了革命，也伤害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给这种学说一个别称——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不就带上达尔文的名字了么。

再看庸俗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可不是这一类，他们是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敢于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说话的。只是由于客观的原因，由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原因，要保证这个社会平安无事地走下去，已经在理论上千疮百孔了。他们面对危机感到担忧，用尽心机找出路，这都是真心的。在他们那个地位的视野范围内，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他们理论上的隐晦和局限是在我们眼里的呈像，在他们那里已经江郎才尽无能为力了。但庸俗经济学家则不同，这是一群社会机体的牛虻，一群叮在真正社会科学身上的寄生虫。记得《动物世界》栏目里曾介绍过一种吸血蝠，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因为动物的生存方式是弱肉强食，你在那种方式下无论生死都是受到族类肯定的，都是有价值的，对进化有益的。寄生的东西则会让宿主很麻烦的，如果不去消灭它们，你就迈不出强健而轻松的步子。我们已经领教过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让马克思不得不跟他算了一笔经济账。我们也已经列举了西斯蒙弟、穆勒等人的观点，他们为保守的资产阶级站岗，也对无产阶级献媚，就是这副嘴脸。庸俗的社会主义多种面孔我们也都提到了，在理论上消灭这类寄生虫，往近说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里面的波格丹诺夫、马赫之流人数众多，说辞也五花八门，耗去了列宁相当大的精力。往远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主要对付杜林一个也就够了。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还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了一些更广泛的东西。”我们的读者，如果不专门研究理论，那就没必要去涉及这些内容，好在马克思主义的正面理论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些蹚过的沟沟坎坎，导师们已经为我们扫平了。

（三）曲线成功的智慧

但凡要让人了解你的思想，特别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你更重要的思想，如果没有发表和出版这样的平台，那是不好说的。尽管如今有了网络技术，又快又广的信息传播不会让你变成哑吧，当然也不是聋子，但是，能够影响人们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东西，总要能让它有个沉静的载体，能让人在沉静时，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时与你交流。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是舆论环境问题，发表任何看法都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才得以实现。历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等文化大家，他们之所以能把思考的精华传于后世，都是经过千难万险的跋涉的。

具有超前意识的人，都是历史的悲剧代表。这就引起了表达技巧上的革命。比如黑格尔这个人，他尽管是保守的思想家，是力图保国的。但是由于辩证法的客观力量，也必然使他处于两难之地。为了把闪光的大厦留住，只能违心地让灵魂屈就于僵死的外壳之内了。这种隐晦手段也是他智慧的一面。相比之下费尔巴哈的命运就惨得多了。自从《基督教的本质》一炮打响，他就再也没有藏身之地了。要不是与黑格尔的对立关系，恐怕也是精神牺牲品了。

再拿我国的《红楼梦》来说，曹雪芹就是一个隐晦高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没有这些遮盖，没有“梦”这个关键词，它能问世吗？往更深的层次说，“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宿命论，更是一种结实的隐身衣。你是揭露封建社会的没落么？对于这些没落的现象来说，你肯定是旁观者。但是作为这些现象背后的评判者，你是积极入世的，你并不归于宿命。除了表现那些鲜活生命的隐忍与抗争，还不是要告诉后人：这样的社会早就该灭亡了！但是封建社会当局人物对其中的悲剧美还是很留恋的，知道它作为挽歌与史诗，大有传扬的价值。

鲁迅先生的作品，以杂文为主。杂文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539.htm>。是随感录、短评、杂说 <http://baike.baidu.com/view/827266.htm>、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杂文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213.htm>。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它短小精悍，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鲁迅的杂文，被誉为“投枪”、“匕首”、“解剖刀”。从他的性格来说，当然非常希望高声呐喊，直抒胸臆，但是舆论环境只允许他以美学色调遮盖哲学精神和政治立场。阿Q、孔乙己、祥林嫂……这些人物形象，在中国初等教育的文本中以至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没有不了解和不体会的。

钱钟书离我们更近，研究起来更方便。他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所谓学贯中西，力透纸背。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他的人格与作品，已经向我们昭示了社会的正义呼唤和美的追求。《围城》当中对于“假文凭”的议论，在今天还是大有现实意义的。他讲“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实际上是对浮夸文风、虚迷市井的批判。“世界上大事情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却绝不肯偷别人的钱。”“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给科学家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些名言趣话，它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及其广泛和深刻的。

我们回过头来说马克思他们。自从我研究整体马克思主义以来，有一个问题老是想不明白：他们这么多的言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如何发表或出版的？查阅了一些资料后，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论——他们是以献身换取的。

马克思实际上一生都在和书报检查制度做斗争。他说：“受检查的出版物的性格，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无性格的丑态，这是文明的怪物，洒满香水的畸形儿。书报检查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要惩罚的不是过失而是意见；因为它无非是一个条文化的书报检查官而已；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敢把它利用书报检查官这一工具实际上所能干出的事情明确地规定在法律中。因此，专司书报检查的不是法庭而是警察机构。”下面是一段有关的过程：

《德法年鉴》只出了一期，由于编辑部的分裂而停刊。之后，由于柏林方面对巴黎施加压力，法国政府勒令马克思等人离开巴黎，马克思不得不迁居布鲁赛尔。但普鲁士当局仍不依不饶地追究这个“言论罪犯”，继续向比利时政府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为求立足之地，马克思于1845年12月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一个“世界公民”。 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风起云涌，马克思重回故乡德国，创刊了《新莱茵报》。随着形势的逆转，科隆政府在柏林的压力下，终于在第二年下令驱逐马克思。随着欧洲大陆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流亡到伦敦。从此，马克思在长期贫困之中进行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艰苦理论探索。英国没有书报检查制度，这成为马克思进行理论探索和革命宣传活动十分有利的条件。梅林写道：“在英国，马克思从来不曾因为他的革命宣传活动而受到迫害，虽然这种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反对英吉利国家的。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在莱比锡出版。梅林没有提到这本书的出版是否经过书报检查。但是，他在叙述俄译本出版时，记载了俄国书报检查机关对《资本论》俄译本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虽然就信仰来说作者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整本书都表现出十分肯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考虑到该书的叙述并非任何人都能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又具有科学的、数理的论证形式，因此本委员会认为该书可免于法律追究。”

重温这段马克思主义诞生、传播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它不怕论战、批评；相反，它的发展需要言论自由的环境。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尖锐批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为我们所记取、实践。

只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那短暂的“去斯大林化”特殊时段，苏联出版物偶尔零星地提及“书报检查制度”，但言词非常谨慎。比如，195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具有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书报检查制度的另一种性质，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机关，其活动旨在捍卫出版物上的军事机密和国家机密、预防出版可能会给劳动群众的利益造成损失的材料。”第一届工农政府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出版的法令》，确认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勒令查禁反革命报刊。该法令指出，当此工农新政权刚建立的紧要关头，报纸有时是“比炸弹和机关枪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取缔各色各样反革命刊物，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充分自由。一星期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查禁资产阶级报刊。

事实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制定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播，完全是以作者本人的生存境况换来的。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可以声明“无需隐晦”。当然，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也会有一定规模的工作条件，但是，那种颠簸流离的状态，其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要不然，马克思的生活情况也就不会那么惨了。

需要说明的是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的前言中提到：“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纯理论性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我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也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合法’作品时不得不用的那种伊索寓言式的——可恶的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再读到小册子里那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列宁这番话，一方面表示，他为了揭示帝国主义的实质，不得不在沙皇的眼皮子底下把要说的话加以转型，为的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让劳动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被当局和机会主义者的蛊惑言论所欺骗；另一方面说明，这些论述虽然有别扭的地方，但是，只要抓住中心，还是能够透过经济事实的分析，得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的。就是说，列宁从来都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不会接受当局的条件来出版自己的书。

说来也让人觉得有些不解，就是在这种书报检查制度的监视下，列宁的论述，有些地方是比较尖锐的，居然也放行了。比如：“世界是第一次被分割完了，所以将来只有重新分割，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这样的揭露未必不深刻，对战争的预期也有着科学的前瞻性，这样的内容如果还不算言辞激烈，那下面的话就有点让他们难堪了吧：“罗得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四千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了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这就是百万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谢西尔?罗得斯在1895年讲的话。他对帝国主义的辩护不过有些笨拙、无耻……是一个比较老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不过，最全面、最有宣传意义的还是对帝国主义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我们经常说时代的问题，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按列宁的说法“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现在时代变了吗？没有变；列宁的判断过时了吗？没有；现在的情况复杂多了，那是我们对时代的驾驭问题。

（四）宗教神学的慰藉

还有一种需要隐晦的东西是由来已久并且在当下也容易泛滥的，那就是宗教神学的多种形式。本来，宗教信仰的根源就是由人的有限性和精神追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就像康德讲的你越是不理解的东西就越是崇拜它。有限的生命怎样占有无限呢？只有通过宗教。

一切宗教的信徒都假定了个体精神存在的无限性，由此才规定了现世的生活准则。那就可以推论了：既然无限的东西是你追求的而不是你掌握的，那它在客观上对你就是隐晦的。凡神学都是没有实证性的，就像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本体，中国的“道”，萨特的“存在”等等。由于这个特点，由于个体信徒的心理适应性，神学思想还会超出宗教形式的范围，因为有没有这个形式，人类在心灵上都有一定的相通性。

1997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法轮功事件，就证明了人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容易让神秘的东西所俘获。在人们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未知的前景就成了关注的唯一对象，现实中的多样性已经不重要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在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高峰期，就是归因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自身矛盾暴露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了面纱，只要不涉及人家的经济利益，哪怕去宣传无神论也是很轻的罪。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神学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宗教神学就彻底完了，不是的，它只能改换原有的存在境况，在新土壤中重生。我们经常说“唯心主义是抽象的宗教，宗教是直观的唯心主义”。人们需要宗教，就像我们提出人们需要信仰是一样的。 因为对人来说，有限性本身就是需要慰藉的。鲁迅曾讲到一个孩子过满月，前来祝贺的人有的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升官的”，便受到主人的感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也受到主人的款待，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便遭到一顿暴打。升官和发财都是未必的事，属于许谎，但将来要死是必然的。许谎者受欢迎，说必然者则遭打。尽管这个事例是不可能的，但道理清楚。大吉大利，吉祥如意，那是不需要根据的，只需要信仰。

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候，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早被费尔巴哈清除过了，所以很少有专门批判神学的文本。只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当中有一篇《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的文章。其中讲到了与达尔文一同发现了生物进化论的华莱士先生，就是这位大科学家，却在催眠术的各种幻想中陷入了唯心主义，：“他希望我们……要相信许多从很古的时候起就被信以为真的神灵故事。”这说明，唯心主义不只光顾专门的神职人员或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战斗在第一线的劳动者也不是天然的唯物主义者。当年练法轮功的就有不少下岗职工和高级知识分子甚至自然科学工作者。

斯大林对列宁有一个评价：一是他的逻辑力量，二是不知恐惧为何物。所以他是能够称得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格言的践行者的。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总是有人回避或者反感。

1．政治紧张度问题

这是消极地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一提阶级斗争就反感，好像马克思主义就是叫人搞斗争的。我首先应该告诉大家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研究阶级，阶级就是客观存在的对象，找出规律，这是最大的学术。

我们现在是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但是也不能一说阶级斗争就政治过敏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只是由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得不是很清楚，才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事。

另一方面，阶级斗争是不是就不能提了？或者说社会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阶级的事实了？这是十分错误的。

先从总体上说，就是在阶级社会，也不是所有的矛盾和斗争都够得上阶级斗争的，必须是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才称为阶级斗争，如果类似于反抗包办婚姻、家庭内部矛盾等层次的矛盾现象，也不能随便就套到阶级斗争上面。同样，在今天，虽然我们是消灭了两大对立的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成了人民内部的。三十年前我们曾经为翻译列宁的一句话而争论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还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了阶级的社会”。我想字眼就不必抠了，只要认清目前的形势，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这就是结论，是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判断。

过去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应该转化为“阶层斗争必须限制在合法范围内”。

我们也不用说“过去的残余”这类词语，如果说建国初期这么讲还符合实际，那么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剥削残余肯定是不存在了，但剥削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为了区别于曾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用“阶层斗争”这个概念。阶层与阶级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是为了强调经济根源这个最本质的东西。但是现在的阶层又不同于传统的阶层概念，它不是附属的，它是新生的。

就拿精神领域的斗争来说吧，黄、赌、毒，这是不是阶层斗争，它简直够得上阶级斗争级别了。污染社会，争夺下一代，这已经是惊心动魄了。当年的法轮功已经冲击中南海了，这够不够激烈？这种斗争有时候是公开的，有时候是隐蔽的；有时候激烈，有时候胶着，我们逃避不了的。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不能由我们的注意力和认知水平而扭曲了它的本来面目。

2．盲目自由化倾向

邓小平在1986年讲：“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邓小平这些铿锵有力、语重心长的话为我们理论战线的工作者和各级领导指明了方向，不管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群众中的一些情绪化的表现耐心做解释工作，不能淹没在自发性的海洋当中，如若不然，共产党员就白当了。

盲目自由化倾向，主要是受西方思想宣传的影响造成的。我们一些同志有了出国的机会，到处走一走，这是开放的有利渠道，应该吸取别人的好东西，更好地发展自己。可偏偏有些人数典忘祖，恨不能自己不是中国人。西方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生在中国这么多年没有感情，一出国便相见恨晚了。自己怎么做那是“人各有志”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允许把这些忘本拔根的意识向别人传播，特别是青年一代。如果这类病毒都不去消灭，那我们的防火墙就该换代了。因为现在的影响可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崇洋媚外”了，它的底蕴已经更深了。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反感，看起来是想保持中立，采取公允的态度，实际上已经站在对方的甲板上了。

3． 腐败的延伸与转型

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由其内容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产生的。在这方面，青年学生虽然对这种距离的理解还比较直观，但他们的情绪是更强烈的。

他们主要是因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为人民服务这些美好的事物被一些贪官污吏败坏，而感到希望渺茫，由此便愤世嫉俗。

这就是说腐败，它不单是剥夺了老百姓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污染和败坏了民风。它让人失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到实处的信心，不但如此，由于腐败风气的渗透性，人们也已经无奈了。正常生活正常规则几乎不能正常运行，公事私办成了习惯。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可怕的势力。我们现在就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了。

采取积极的措施，我们应该从根本点上开始。要让我们的公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一套“推翻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化体系，但是如果你没有走进去，往往就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你不知道它更多的内容，按照这些内容，在人类解放的途程中尽管事变会很多，包括现在的腐败、信仰的缺失，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都能找出原因，制定措施来解决。

你是百万富豪吗？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不但能找到适合你的生意经，还会让你理性地选择价值观念——你是新时代的资本家，你可以向后倒退到传统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也可以像荣毅仁那样，被毛泽东称为红色资本家。你是贫穷的打工一族吗？一旦接触马克思主义就会明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等来的，也不会有人恩赐于你。令人不满的现状，你越是抱怨，它越是不会改变。因为抱怨是让现存事物合理化的自发性舆论。

我们现在就说灌输的问题。

列宁在他著名的文章《怎么办？》中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列宁所针对的是当时俄国经济派和改良主义思潮，他们提倡什么小组习气和涣散的斗争方式，对党的战斗力是一种很严重的瓦解的危险。

列宁非常实际地说明了崇拜自发性并不代表群众观点。并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分子地位点出了社会主义学说一定是应该向工人灌输的，否则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工联主义不能使工人对自己行动的实质有深刻的认识。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形成，最直接的实践基础就是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他们的经验教训、他们对理论和战略策略的渴望，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研究工作。那么在我国目前也是一样，正如列宁强调的：“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要想从这里找出中间地带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组合确实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很明显了。现实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或叫作阶层分化。公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化，这个提法可能比较陌生，从承包到转包，证券市场的桩家控股，大房地产商的垄断地位，私人办学，教育商品化等等，这些现象，有市场机制在里面起作用，但是不正常的私下交易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今天的理论家和政治评论家一时难以定夺。有人研究仇富心理，但这肯定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无论有多少问题，无论问题有多复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永远不会失效的，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更要在这种局面面前凸显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