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精神引领社会

大家都承认，哲学是文化的灵魂，在这里也不妨借用黑格尔的话：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如今，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已经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一场重头戏。我要指出的是，牢固占领文学这块阵地，比我们专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学术”研究更加重要。

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大义而谋，为社会进步献身的中华好儿女，往往被称为文学青年。就鲁迅所影响和指引的群体来看，也是这个范畴。现在有些人在向别人做介绍时，不经意间加上一句“爱好文学”。有人便讽刺道，可能只是爱看几本小说，就称爱好文学。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文学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休养的有效途径，这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把自己归为爱好文学一族，说明了文学的价值功能。这个阵地有极大的广延性和渗透性，一般人都能介入。你什么时候听人家自称：爱好哲学来着？

既然如此，先进文化的增长点就可以建在这里。如马克思所说：“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打开众多的学术期刊，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说法：如今的哲学已经成了自说自话的少数精英的书斋活动，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要求和期望，遇到的困惑，顽强的探索等鲜活的研究内容，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学术圈子。相反，谁选择的题目越是所谓高深莫测、离群索居、诠释文本、附会朝纲，谁就有机会说更多的话，越来越有“学问”。大家不是不愤怒，不是不着急，但说来说去还是以“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只是让难堪更难堪，让丑陋更丑陋。要想跳出这个怪圈，请到文学领域来。

要想打开新局面，要想创造新学术，首先要让理论家和理论工作者统一认识：“必须不唯书、不唯上而讲真话，必须反对人云亦云、老调重弹而讲新话，必须独立思考，……减少教室与社会的隔阂……不但是黑格尔所说的‘黄昏起飞的猫头鹰’，更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黎明前报晓的‘高卢雄鸡’。” “我们非常赞同邓晓芒教授的观点‘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而在今天的文艺界，却有一个由此转化了的问题——文学本体论。所谓“审美派”，主张“批判反映论，改造认识论”，提出文艺是审美反映。这在文字上看起来是中性的，反映和认识不都是中性的吗？反映可以是正确反映，也还有错误的反映；认识也有正确与否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反映和认识的问题。那么，泛泛提出“批判与改造”用意何在呢？学术界分析起来就麻烦了，还要从本体论的名词来源说起。实际上这个问题没那么复杂，他们的反映论和认识论无非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不可想象在这个主流文化的旁边，会突然想起批判和改造几百年前的反映论和认识论。

进一步看，这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否定实践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就文学领域的专门性来说，就是否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们先不用唯心主义这个大概念来加以定论，因为历史上有聪明的唯心主义和愚蠢的唯物主义，我们只是说，脱离了生活也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什么“形式本体”、“语言本体”、“体验本体”、“批判本体”、“解释本体”等等，无非是少数人的惺惺相惜，孤芳自赏。脱离了价值的审美，只能是剥削阶级没落意识的体现。

但凡有点进步意识和文化基础的人，谁不记得“火红的年代”（还够不上“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的“少年时期”（“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可以这么叫吧），那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构成了灵魂的一部分。《红岩》是读了好几遍的小说，还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把一切献给党》、《苦菜花》、《红旗谱》、《新儿女英雄传》……要凑一部红色小说档案可能还要加长更多的文字。包括当时的电影《上甘岭》、《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地道战》、《地雷战》……就是后来的“八个样板戏”给我们的教义也是非同小可的。

特别值得提起的还有一大批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卓亚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可能对于现在的“80后”、“90后”，不能引起什么感想，但是在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两代人的心中，这些是不可磨灭也不可替代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一部小说就是浩然的《艳阳天》，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还听曹灿同志播讲这部书。

动乱结束了，出了一批伤痕文学的作品，《爱情的位置》、《班主任》、《沉重的翅膀》、《代价》……这期间还有一大批“知青”文学的作品，《北国草》、《年轮》、《蹉跎岁月》……改革开放一步步深入，我们的作家，用文学评论者的说法就是“学会了沉静”，用一种低调的、不动声色的笔触来反映生活。

不管怎么说，主旋律没有被淹没过。

有一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穿越了这一切过程，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的革命精神，他就是我们熟悉的魏巍。

“魏巍的艺术生命是长久的。从1935年发表作品算起，他七十余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和艺术生命力。从‘太行红杨上甘松’到‘笔侩地球飘带红’，他的创作高潮迭起，人们一直叹息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艺术生命短暂’的现象，在魏巍这里并不存在。他毕生的实践戳破了所谓‘政治扼杀创作生命’的伪公理；更重要的是魏巍以及与他同道的那些作家和艺术家，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所不能抵达的精神域境开辟了一块新的美学天地。” 除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外，对他的《东方》、《地球的红飘带》和《火凤凰》这些长篇小说我们并不是很了解，不过从一些介绍和评论的文章中，以及采访手记等资料中，我们还是能和这位不凡的作家进行一番心灵的沟通。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他是人民的作家。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运动，“他们以‘人类末日’的苦难之歌、绝望之歌、游戏之歌、张扬否弃社会，也否弃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浪潮。”在这股潮流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我国影响最大。在哲学界，它是直接言说。在文学界有着潜移默化的浸润效应。关于萨特，后面还会提到，因为他就是一个在模型上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世界上比较稀有的灵魂工程师。

在1980年，我们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不过两年，萨特的去世，引起了极大震动。这个时候，正是冤假错案陆续纠正，各种名誉相继恢复的阶段。全国的大学，到处都在讲“存在主义”哲学，好像人间的苦难都可以从它这里得到解释。特别是那些从“牛棚”里面刚走出来的学者，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地现身说法，着实给我们加深了人本学的体验。现在反思起来，存在主义是怎么回事？它无非是社会进步潮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用它来慰藉心灵，解一时之痛还可以，但终不是长久之计，它不是我们这里自己产生的精神之树，更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文化最优成果。只是在欧洲，由于民族的同根性，它可以被人们消化。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所表达的思想。在这部有着重要的、广泛的影响的著作中，他处处都把“自由的优先性”放在逻辑第一位。

“第一个优先规则（自由的优先性）

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这有两种情况：

①一种不够广泛的自由必须加强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体系；②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可以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

第二个优先规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

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的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这有两种情况：

①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②一种过高的储存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人们的负担。

一般的观念

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 《正义论》这部书，在我国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学习当中被导师规定为必读书，可见它的份量。就以上这套“词典式排列”和所列的内容，以及相互制约的“洞见”，不能不让人佩服。这不是社会主义学说，却为全体公民而谋利益。这一理论之所以被重视，因为它不是诉诸于将来，而是对现有社会的设计。什么是正义，很现实：“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的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 作者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在他所有三个大的题目“理论，制度，目的”当中，处处都体现这一概念。而对于它强调的主题，也是写这部书的缘由，他做了如下的阐述：

“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且自始至终。在此直觉的概念是：这种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生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前景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这样，社会制度就使人们的某些出发点比另一些出发点更为有利。这类不平等是一种特别深刻的不平等。它们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影响到人们在生活中的最初机会，然而人们大概并不能通过诉诸功过来为这类不平等辩护。假使这些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那么它们就是社会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所以，这些原则调节着对一种政治宪法和主要经济、社会体制的选择。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 这是一部从国家的角度来为公民着想的书。罗尔斯扬弃了以下的学说：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霍布斯的《利维坦》等等，力求结合现实，设计出可行方案。

他的善良愿望虽然不能越过统治阶级利益这一关，但是统治阶级绝不会无视这一理论。

可以说，正义主义和存在主义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需要在精神上总结、反思、再体验的方式。因此它们都是革命的。我国“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的“心理安抚”、“社会呻吟”拿这一套思维理念来解释派不上大用场。还是众多的“魏巍们”为我们撑起了民族精神的大义之魂。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来说，不能不提路遥，我主要还是说他的《人生》，那应该是路遥的成名作，虽然后来的《平凡的世界》我也读了，但总归不如《人生》更触及灵魂。因为它不仅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更富有哲理性。两位主角都想在现有的基础上超越自己，但终于破灭。这种超越既然不是能够用“短途”来实现的，那它的破灭也不足为怪，也没有什么千古恨之意。农民的新生还有无限前景。简短的情节，个性和语言突出的人物形象，就是今天还有回味甚至研究的必要。

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层出不穷，好作品也满眼尽现，就连争议颇多的韩寒、郭敬明也都反映了时代的声音。请问，如果没有反映没有认识，没有客观的反映理性的认识，不管你怎么写出来的东西，有谁会买账？

文学创作有没有对社会主流意识发生怀疑的情况呢？当然有，苏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怎么办？》，就属此类。在个人与家庭，友谊与爱情，工作与生活，理想与现实各种矛盾交融在一起时，主人公都迷茫了，不知道自己百分之百的付出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列宁把他誉为“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普列汉诺夫把他比做俄国的普罗米修斯。

但是，由于他多年被囚禁和流放，并长时间服苦役，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的禁固。他幻想通过旧的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相信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并把农民的民主革命 <http://baike.baidu.com/view/788620.htm>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这就使他成为俄国民粹主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79548.htm>思想的创始者之一。他的这些错误观点对以后俄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6.htm>的传播起了消极的阻碍作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721996.htm>。

作家的人格类型都不是单一的，他们必须“生活在复杂的人群中”，对自己的独特经历也非常敏感，这就会有曲折和苦闷，有徘徊和挣扎。“曹禺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出生才三天就失去了母亲，这可能是一种另类的生命轨迹。童年的孤独，少年的郁闷，青年的焦虑，一直到晚年的痛苦，是任何别人无法理解的。他少年得志，二十三岁就写出了《雷雨》，接下来又写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可是正值一个作家的黄金年龄时，他却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了。经常向女儿发问：“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对此，曹禺自然是不甘心的，他“想在80岁的时候，或者是80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说：“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但“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问他是否被政治运动吓怕了，他诚实地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这与巴金所说的“毒草病”症状不太一样，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实际上他们两位作家的思想根源是一样的，他们渴望的自由都是抽象的。

当人们把《雷雨》当作一部反映统治阶级腐朽生活和阶级斗争十分残酷的戏剧来欣赏时，我们现在才知道：“曹禺说他喜欢繁漪，尽管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但他仍然认定她有着一个美丽的灵魂。曹禺看重她，看重的是在她被抑压的乖戾背后那颗渴望自由的灵魂。繁漪，与其说她是繁漪，不如说她就是曹禺的情感的化身。”这就是艺术的秘密，一部作品与社会现实相契合，在人们心中产生共鸣，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又谁知作家本人还隐藏着什么独特的内心。《雷雨》这部话剧，其中最后一幕，是许多大学的学生都要排演的，不少女生争演的不是四凤，正是繁漪。说歪打正着也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行，只有社会对作品进行了整体选择，作家的灵魂才可以找到寄托。

为什么说巴金与曹禺有共同点？先说巴金这个名字的由来吧，巴，即巴恩波，这个人是巴金（原名李尧棠）在法国一起留学的朋友，都崇拜无政府主义，但巴同学却由于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苦苦挣扎，绝望地在异国他乡投水自杀了。巴金为了纪念他取一个巴字。金就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鼻祖——克鲁泡特金。

自由——当社会的航船顺水顺风时，它就像鼓满风的船帆，加劲前行；可是，当这艘船逆水行舟时，船帆是需要调整的，甚至必须落下。两位大师的共同点就在于不准备这第二种能力。巴金在“文革”中向红卫兵交检查书，真的是以为自己错了，大错特错了。曹禺“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灵魂被完全地搅乱了，他几乎要发疯，要自杀。他这个渴望自由的灵魂，竟然以为自己全错了，成为一个罪人”。 巴金和曹禺，虽然晚年没有写出“惊人”的作品，但是，通过他们的沉默与反思，在我们心中，他们已经完成了一部无字的长篇。他们以自己可爱的真实，为中国文学史留下浓浓的一笔。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我们可以配套地说：“一个民族要想真正自立，就一刻也不能缺少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