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存在的悬疑

一张哲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的方向列表让我们了解了现在学习和研究的“分工”现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下设20个专项研究目标）。从总体上可以把这些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图谱，可我们在这里似乎看不到中国哲学的影子。

记得1980年前后，我们读大学时，人们经常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虽然我们也开设《中国哲学史》，也按照本体论、认识论、社会主张等一套体系来进行分析，但总的感觉就是它还是在讲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内容。老子的《道德经》、魏晋玄学、佛家经典、它们倒是有着巧妙的辩证思维表达，但总是现象型的。总之，我们是在用西方哲学体系来套中国的思想史料。

目前，或再追朔到以往，国学热的目的似乎就是力图为中国哲学的合理存在做工作，起码能够有这个作用。这里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对中西方的思维方式进行详细地对比，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说明哲学形态的民族性和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最近就有学者分析说：“西方思维对于一个东西或一种事情总是先问‘是什么’，然后讲如何对付。中国思想却并不注重于是什么而反注重于如何对付……换言之，即西方人是以‘是何’而包括与摄吸‘如何’。其‘如何’须视‘是何’而定。在中国人却总是以‘如何’而影响‘是何’……由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根本上就不是追求‘最后的实在’进而中国人因不重视实在与现象之分别，所以不会发展认识论，因此，严格说来，中国只有‘实践哲学’而无纯粹哲学，换言之，中国可算是没有形而上学。” 类似这样的比较分析是很普遍的。我们印象中，西方总是主客二分，中国总是天人合一，这样的差别是一个固定化的分界。于是最后就要追问：这样的差异到底是不同哲学的区分标志，还是仅仅代表历史时代不同阶段的水平？如果认为“物我不分”的“象思维”只是有待于发展到“主客相分”的“概念思维”，“那么，中国人迟早也会经历这一过程。一旦中国人做到了这一点，这一问题便成为一个只有历史学家才会感兴趣的‘过去时’问题”。在我看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虽然王南湜教授又做了“本源性思维”和“实用性思维”的区别，但是我认为，哲学上只有本源性思维才会起作用，没有平行的两条思维线路。纵观对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都是拿中国传统思想文献，或说历史文化资料作为对象，不管是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还是直进思维与关联思维的差异，显然都是站在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就是说，现在的分析者并不是单单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主体，他们在分析之前已经对西方思维模式了如指掌了。因此，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只具有历史意义。

特别是方块字导致形象思维的理由断然不成立，语言只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不同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最根本的是生活实践的环境和交往习俗造成的。至于思维规律，或者说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不会有什么差别。别忘了，“词语有民族性，而概念是没有民族性的”。我们学习的《形式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正是在思维规律上的统一性，我们才可以互相翻译文本，彼此了解对方。要不然，国际数学比赛将不可能进行。就连体操、跳水等健与美的肢体语言表达都具有一致性。

除了表达特点的不同之外，还剩下什么差异呢？那就只能是发展水平了。我做如此说，还有更深刻的根据。

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要，或者说为什么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实践？难道我们的国学只是因为思维方式的缘故就退居后台吗？我认为，思想的发展和传播既没有国界更没有民族性。它们都是生存运动的反映，是人类生活的理性化记录。除了社会遗传，没有其他方法让人类在进步中少走弯路。如果说思想有民族性，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就不能叫世界性哲学。而且它只能是德国哲学，最多也就是欧洲哲学。

我国自己的思想家所创立的学说，也照样在全世界传播。孔子学院遍及全球，在日本，老子的《道德经》拥有很多读者，更有不少好学之士不远万里来中国求学。我们自己不也在研究经史子集中的精华吗？尽管它们是“过去时”，但文化的成长都是在时空转换过程中完成的。

要说治国方略，远的不说，从《资治通鉴》到《资政新篇》再到“三民主义”，它们都起到过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五四运动已经昭示了新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发展的适用性，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它是直接带着其验证成果传过来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合理解释这一思想体系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由此使这一思想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展开了丰富的衔接运动。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而这个国家之所以需要这个理论，是因为社会的具体运动在客观上选择了其理性的真实表达。正如马克思在同一个地方指出的：“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继续实行社会统治的需要来说是彼此呼应相得益彰的，但是，对于发展了的事实，特别是对于现实运动所趋向的存在形态，对于这一形态所要求的条件在理性上的把握，它却失去了自己的合理性。正是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本身，对于他的法哲学学说进行了历史性解体。对于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恩格斯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黑格尔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应该有的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产生，它的社会基础不限于德国，而且，正是这种国界的超越，才能够在更加鲜明突出的程度上抓住事物发展的实质和必然趋向。

对于理论的适用性，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当我们思考中国哲学与自己存在的生活土壤相适应的时候，也必须遵循这一思路。

儒家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就是因为在这一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可以衍生出维护等级制度的道统谱系。经过历代的洗礼，到程朱理学，道统论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体系，有着作为经典依据的儒学典籍、独立的历史传承谱系以及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两千多年，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深厚的思想印迹，与这种道统之论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是儒家的一套理论安抚和支持了它赖以存在的农民生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类解放的关键一步就是对封建社会和它的整体意识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说：“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呵！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可怜的人呵！你们正在把自己当神看哪！“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就是国王这样一个事实。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从中国近代史来看，我们之所以没有发展资本主义，这完全是历史的原因，并非取决于国民的总体意志或杰出人物的主体思想。所谓历史的合力，是多样性的规定，是多元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就如美国的历史，不必在美洲大陆刚刚开发之时，在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先建立奴隶制，而是以资本主义的主导作用来改造这片土壤一样，我们跨越了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这就是社会运动规律中的必然性与选择性相统一的原理所在。

马克思说：“既然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末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间曾经有一个是斯基台人，但这丝毫也没有使斯基台人接近希腊文化。我们德意志幸而不是斯基台人。正像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占的地位，正是中国未来历史的观念形态。中国哲学或中国的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最根本的就是时代差异。能够跨越某一社会形态而自我生存与发展的个例，首先是列宁主义填补了这一链条上的空缺，毛泽东思想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这一填补的继续。

除此之外，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比思维方式更重要得多、更根本得多的差异，那就是它对神学批判的意义。这与其说是理论本身的差异，不如说是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在社会背景和生活基础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话语场域上的错位。究其根本，在于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世世代代所信奉的只有王权，而不是神灵。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在我们这里并没有真正的本体论意义。在德国，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哲学的宝座，但这只是因为它为辩证法提供了基础，或者说辩证法由此而获得了新生的缘故。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纯粹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就像没有纯粹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样。为了造出这种附会式的体系，我们把董仲舒的思想列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就是因为他的“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并不能说服人。如果把这里的道和老子《道德经》里的道，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一个普遍的范畴来理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常道是最高的抽象，是万变之中的那个不变的规律，就像物质被抽象为客观实在一样。我们知道，现象的重复，表现着规律的稳定，事物的本质一旦确定下来，它的规律也就定了，因此，说它不变，也是在认识论上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荀况说的“凡以知，物之理也；可以知，人之性也”。我们都是把它作为唯物主义可知论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天”这个概念作为所谓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那也就不合逻辑了。因为荀况的《天论》开篇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我们总不能把传统文献中的“天”这个概念，既做唯物主义的解释，又做唯心主义的解释吧。又比如老子《道德经》里面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学说，就要求遵循客观规律这一点来说，应该是唯物主义思想；但就其中天这个概念来说，如果把它和客观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又不合逻辑了。又比如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我们说它是不可知论的命题，实际上这也很牵强，因为在我国，对于人的认识能力，对于思维的理性本身，从来没有进行过批判，像康德那样，把纯粹理性当作研究的对象。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认识就是人的天性，它除了被肯定和被分析之外，从来没有受到过怀疑。因此“方生方死”的命题便也可看作人们已经认识到的一种生存状态。就好比孔子的学生向他问死，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表面看来答非所问，但仔细推断却包含了真正的生与死的辩证法——真正的生也就包含着死。

争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官方哲学才有选择性，普通哲学是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相伴永远的精神家园。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作为官方哲学，这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所规定的。美国以实用主义为自己的官方哲学，实际上这也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社会思潮。欧洲传统的思想模式，包括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流派，什么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最终也敌不过实用主义对官方的吸引力。因为解释世界不仅是为了适应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尽管在社会形态的末端要想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是很困难的，但是人们力求在原有的框架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精神解放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官方哲学，这不是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强行肯定或能够强行否定的。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强盛，已经有大量的志士仁人献出了生命，可以说中国第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用鲜血写成的。当我们站在民族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时，当我们大谈国学的时候，当我们说中国哲学的时候，它只是指用中国语言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存在的哲学。除了历史意义，没有现实意义。或者可以说，当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能认为这里没有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分离开来思考问题的习惯不仅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也歪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