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凝聚了全党的智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愿，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整个报告最使人感动的词语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及“和谐”。而这个有十二大论题的报告中，其中第七大论题竟然是专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更令我们从事文化研究、教育的工作者精神振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诗句）幸逢盛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芳斗妍，万象更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春天已经来到。
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1]“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2]强调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3]。“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4]高度评价文化建设在人民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肯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5]指出了今后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特别是对如何全面认识和处理中华传统文化，作了十分明确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研究、弘扬传统文化来说有了方向，有了目标。其实从古人的智慧中，我们能提炼出许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思想。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十七大报告肯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这里“生生不息”一词即源于《易经》系辞上传第五章“生生之谓易”[6]。《易经》就是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部杰作，是儒家经典。“夫《易》为何者也？”孔子定义：“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者也。”（《易·系辞传》）从《易经》看，天地最根本的性质就是“生生不息”，它永远在生息变化之中，而宇宙这种生息变化是一刚健的大流行，因此人也应根据它的要求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宇宙间人是最重要的，只有人才能体现“天道”，因为人是宇宙的核心，与天、地并立为“三才”。天地间如无人则不能体现“天”的生生不息，无法体现宇宙生动活泼的和谐气象，所以人应该努力追求“人”与“天”的和谐。以后儒家也大体沿着《易经》这一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十七大报告中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华创始于《易经》，《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素称“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同时又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如果要认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从《易经》入手，便有数典忘祖之慨了。《易经》的学问叫易学，它是以《易经》的易理作为指导的一门穷究天地之道的学问，由于它大道致简，故容易为人们学习掌握，它之所以能流传于中华民族整个历史长河之中，皆因它“简易”。《易经》系辞上传第一章明示：“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7]这段话的意义是说：《易经》的道理就是如此简易，而能包含天下的道理，能明了天下的道理，则能与天地同参，而成就不朽的名位了。宇宙天地间的法则，易学的道理是简朴平易的，极易为人学习和掌握，故说“大道至简”。但作为这部穷究天地之道、宇宙客观规律、先民智慧结晶的书，至今仍为许多人不理解，易学被作为另类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为什么？因为古之易学一方面为少数文人墨客所专弄，他们对《易经》轻象数，寻章摘句，玩弄辞藻，训诂考据，循行数墨，束之高阁，以世人不懂而自誉。他们使易学远离生活，远离民众，易学之理不为民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易经》原本是一部卜筮书，民间只把它当作人事命运吉凶祸福的判断，将易学贬为算命术，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的至高境界。由于这两种极端，易学不为人民群众所知所用，易学未能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真正闪烁它的光辉，发挥它的真正功用。
易学的灵魂是“易”，即“不易、变易、简易”，立足于“简易”，着眼于“变易”。明确学习的目的是：学习易学，开拓思维，陶冶性情，规范人生。自始至终对传统易学坚持“化繁为简，返璞归初”，坚持“还易于民，道济天下”的宗旨，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我们运用易理指导世人首先要正身修德，我们最大的德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促进创建和谐社会。我们要在对传统的众多易学预测进行全面学习基础上，摒弃旧传统中与现代文明、现代理念不相符合的东西，创悟一系列易学新思维新方法，简明易学，尤其是要把传统的卜筮术上升到生命科学来研究，将风水学提升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居环境学来应用。要把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向海内外学术界推广介绍，使它在保持民族传统性的前提下更具时代性，拓展它的国际影响力。为促进创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为使中华传统文化继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作出贡献！
道家和儒家文化的缔造者根据各家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充实和拓展了《易经》的核心内涵。在道家那里同样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老子认为，“道”的本性是“自然无为”，因此人应该效法“道”而任自然。他说，“道”之所以尊贵，“德”（人得之于“道”的内在本质）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事物不加干涉，这样人与自然就和谐了。照庄子看，人与自然本为一个和谐整体，如果人不去破坏自然，“无以人灭天”，而是顺应自然，“顺物自然”，那么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和谐境界。
道家认为，人有其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本性来源于“道”。“道”的特性是“自然无为”，因此人也应该发挥自然本性的“自然无为”。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找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能效法“道”的圣人是懂得“无为”的意义的，据此以实践之，就可以建立起和谐的社会。《老子》第八十章中就为我们描述了“小国寡民”的和谐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不追求“人为”而顺应自然的社会，是一个无矛盾、无争夺的社会，是一个和平宁静、自满自足的社会。
道家要求人们通过顺应自然、超越自我，以求身心内外之和谐。在《庄子·大宗师》中有一个故事，大意是说颜回在“忘仁义”、“忘礼乐”之后达到了“坐忘”的境界，什么是“坐忘”？颜回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就是说，庄子要求排除一切外在的干扰、内在的干扰，而后才能达到身心内外之和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是心灵的自由境界。在《庄子·人世问》中说到“心斋”，文谓，“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一其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听止于耳”谓“止于形骸”，即不能忘形骸；“心止于符”谓非能“虚而待物”，即爱用心之聪明来分别物我，这就不能“黜聪明”，只有不执著自我的形骸和心志，否定束缚身心内外的一切，才能和“气”一样“虚而待物”，这样人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的身心内外之和谐的超越境界。
中国禅宗虽有南北之分、顿渐之别，而只不过在理论架构和修养方法上有所不同，其目的都是人在追求自我身心内外之和谐，以达到得道成佛的境界。人们都熟悉神秀和慧能的那两首偈。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神秀认为，只有清除外界对身心的污染，用渐修的方法才可以达到身心内外的和谐得道成佛的境界。这里神秀虽是用比喻的方法说明“身”、“心”，但仍认为得道成佛的障碍来自外界，而不了解其障碍全在自我，所以他的师父弘忍说他“不见自性”，因为“自性”是“常清净”的。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慧能认为，干扰得道成佛不是外界的影响，是在于不了解“佛性常清净”，一旦对自我的“佛性”有了觉悟，豁然贯通（顿悟），那就可以自然得道成佛，达到心身内外和谐的境界。所以慧能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
如果说禅宗在对“自然”的态度上受到更多道家思想影响，那么在解释社会问题上则受到更多儒家思想影响。禅宗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性（性），就是人的本心（心），因此佛性问题就是心性问题。只要修养人的心性，就可以使其所在的现实社会生活变成理想的和谐的社会生活。在《坛经》中有一首颂最能说明禅宗这一观点：“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目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眼前”。[8]这首颂正表现了禅宗的特点，它不是去追求超越现实生活之外的佛国净土，而是要在现实社会中通过心性的修养而实现其超越现实和谐的理想社会。
儒家倡导“个人身心的和谐”。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既然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基础上，因此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从儒家看来，“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得到的，但人的道德和学问的提高则是要靠人的努力来取得。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乐天安命”而“自强不息”，那他就可以达到一种身心内外的和谐之境界。孔子曾赞美他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说：“有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9]这就是说，颜回对富贵、寿夭无能为力，但他却是一个有道德和学问的人，而且能在贫困之中保持身心内外之和谐。孟子认为，要达到“人”与“天”之和谐，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夭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保存它的本心，修养他的善性，以实现“天道”对他的要求，短命和长寿对他都是无所谓的，但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的一致，这就是安身立命了。晋朝有位学者叫潘尼，他写了一篇《安身论》，文中有如下两段阐发了儒家安身立命之思想：“盖崇德莫大于安身，安身莫善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重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姑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安身立命”主要是使自我身心调适，内外协和，以担当历史之使命。这种对待生活之态度也就是宋儒追求之“孔颜乐处”。周敦颐曾问程氏兄弟说：“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儒对此多有所讨论，盖即“为仁”（照着“仁”的要求去作）、“希圣”（追求“超凡入圣”之境界）也。朱熹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敬夫讨论“中和义”谓：“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可见儒家所强调的正是自我道德修养之提升，以求身心内外之和谐也。[10]
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的主流思想认为人性是善的，因此要求通过道德修养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成为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把和谐的理想社会叫做“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中记载着“大同”社会的蓝图：这个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人际和谐的社会，富足公平的社会，和平宁静的社会，夜不闭户的社会，等等。大概也就是孔子向往的“天下有道”的社会，孟子向往的“行仁政”的社会吧！这个和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当然包含着若干空想成分，而且把和谐社会之理想完全建立在道德修养之提高上也是片面的。但是，以儒家追求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理想社会来说，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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