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文化不仅包括和谐文化精神，和谐价值理念，还应该包括和谐交融思维方式这三个方面。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有过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学术讨论。9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关于“和的辩证法”和“斗的辩证法”的论述以及“仇必和而解”和“仇必仇到底”的概括，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提出和谐社会共建共享，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的潮流；提出安邻、睦邻、富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提出要照顾彼此的关切，合作共赢；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等等。这就使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问题彰显出来，从而也使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和谐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和谐论思维方式与矛盾论思维方式的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思维方式。“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谐的思想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11]这里既讲的是和谐文化精神，和谐价值理念，也讲和谐交融思维方式。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和谐交融思维方式是和谐文化的深层内核，建设和谐文化，关键是更新思想观念，转变思维方式，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的理念和原则深入人心，并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为了更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和谐交融思维方式，对其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科学的界定和阐释，是十分必要的。
和谐交融思维方式一般是指从和谐交融的视角分析事物的一种方法。这一定义虽然正确地指明了和谐思维的方法论维度，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本书认为，所谓和谐交融思维方式，是指从和谐的角度出发，以和谐交融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揭示和谐性、交融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并以追求事物和谐交融发展为目的的思维方式或思维模式。
首先，和谐交融思维方式是从和谐的维度或视角观照对象，和谐成为其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参照系。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在方法论上，观测事物的角度不同，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所揭示的事物本质和规律是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由于认识主体所特有的理性能动作用，人们在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时，总是要从既有的知识积累和实践需要出发，选择认知向度和观测坐标，企图毫无遗漏全息式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不可能的。和谐交融思维方式因其和谐交融的观察视角，决定了它把解析和谐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和有利于事物的和谐发展作为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着眼点。
其次，和谐交融思维方式以和谐交融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把和谐贯穿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全过程。在认识事物时，无论你怎样破除成见以保持客观的态度，也无法破除掉已在头脑里形成的认知图式和价值理念，正是它们决定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进行及其运行线路。假如以“斗争”作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必然以克服旧事物、破坏旧世界为主要目的，突出的是矛盾的对立性、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的是“否定性原则”。如果以“和谐”作为其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必然以维护动态平衡、建设新世界为主要目的，突出矛盾的同一性、和合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的是“和合性原则”。这两种原则和价值观看似相互对立，在本质上却是相互照应和辩证统一的。
再次，和谐交融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到事物内部，揭示矛盾或系统的同一性、协同性、平衡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作用的内在机理。当一种思维方式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确定了基本的认知原则和价值取向后，就必然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分析和解剖事物的内在矛盾，阐明事物的发展规律。由于理论思维不同，和谐交融思维方式所侧重剖析的是事物有机体内部诸对立差分要素的协同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
最后，和谐交融思维方式以追求和促进事物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无疑，任何思维方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事物的和谐发展，那种认为西方的“矛盾辩证法”是与和谐相对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为了达到最终和谐，就需要通过对抗和斗争消除前进中的障碍，以便为和谐发展开辟道路。“矛盾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由于突出对立和斗争的作用，人们往往容易把它误解为“斗争哲学”，并把“斗争”直接当做其目的和归宿。其实，和谐永远是人们为之崇尚、为之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当和谐交融思维开门见山地把“和谐”界定为自己的目标时，它不过反映了人类在这个问题上“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客观规律和终极追寻。和谐交融思维方式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其基本特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和谐共生。早在2000多年以前，周太史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命题，指明了系统具有和谐共生的特性。诚然，这一命题反映的是事物系统的本质特性，是一个客观的“本质判断”，要把它内化为思维方式，就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谐交融思维方式就是以这一命题所揭示的客观本质规律为基础，把系统的和生性凸显出来，并把它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准则。所谓系统的和谐共生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和合系统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异质差分要素的有机结合；二是系统的和合会凸现出新的性质，创生出新的事物。以此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就必然把和谐性、交融性和互补性当做人们认识事物、对待问题和处理矛盾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
第二，求同存异。“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是以异质对立要素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差异和对立就没有和谐，和谐是在差异和对立中存在的，也是在差异和对立中发展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就是“和”与“同”的本质区别。以此为特点的思维方式，就要求我们把差异性、对立性、斗争性作为和谐的被扬弃了的内生要素来看待，并善于在对立中把握和谐，在和谐中把握对立，而不是理想主义地把和谐看成一种无差别和无矛盾的境界。
第三，等差有序。任何一个事物，就其内部的阴阳对立面来说，必然呈现出“乾阳为主、坤阴为辅”的等差层级状态，这是事物有序和谐的结构特征。相反，事物内在对立面或诸要素的平面状态，是与事物的和谐发展相背离的。宇宙间任何事物的发展在其内部总是逐步分化出有序的层级结构，这既是事物和谐性状的表征，也是事物和谐演进的条件。和谐在本质上就是这种等级层次的有序性和流动性，它和混乱无序以及绝对均同是相对立的。基于这种特点的思维方式，就必然把“序级”性看做是事物和谐的常态，并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和评判是非。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只有在健全的法制以及伦理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基础上确立起一个合理的等差序级结构，才能使整个社会保持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第四，生生不息。和谐不是死水一潭，没有生气。和谐状态更能推动事物发展。“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不和不生”（《管子·内业》）。没有和谐的相对平衡与稳定，就不会有事物的生存与发展。和谐交融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正确地把握平衡的本质内涵以及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把平衡看做是生生不息的相对平衡，并善于在不平衡中把握平衡，在动态的相对平衡中促进事物的发展。
第五，和谐共融。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殊途同归，融为一体。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相辅相成，共同组成和谐交融的思维。和合如意。水乳交融。达到和合如意的理想境界。
古往今来，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往往相生相伴。虽然它们分属不同学科领域，但又是殊途同归，融为一体，就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科学与艺术之神缪斯（Muses），司理音乐、诗歌、绘画、历史、天文等，她是古老的科学与艺术融合的象征。又如中国先秦古籍中的名著《山海经》，全书虽然仅有3万多字，却包含了我国古代地理、历史、博物、医药等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是我国中医、中药和水文、地理的先声。同时它又带有浓郁的神话文学色彩，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其独特的想象力和高扬人类与自然灾害顽强斗争的勇敢精神，至今仍具有深远的艺术魅力。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既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典科技名著，又是“笔记”类的文学作品，文笔优美，流畅，引人入胜。这些历史文献清楚表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生相伴，共同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又共同服务于人类社会。李政道先生曾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科学与艺术是同渠分流发展过来的。”[12]虽然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由于研究者观测和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它们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许多事实也说明，科学研究多用左脑，以逻辑（抽象）思维和生产实践、科学实验为主，而文艺创作多用右脑，以形象（直感）思维和艺术、社会实践为主。[13]因此，根据各自的思维特征，本书认为科学思维是以抽象思维为核心的思维；艺术思维是以形象思维为核心的思维。但是这两种思维并非互相割裂的，就像人类大脑的两个半球一样，注重抽象思维的左脑和注重形象思维的右脑是紧密相连的，对立互补形成和谐交融的思维方式。和谐交融思维方式就是两种差异性思维互相渗透融合促进创新发展的辩证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善于融合不同的事物与理念，创造新事物与新理念；善于借鉴其他领域的方法，激发灵感创意。正如李政道先生理解的那样：科学与艺术互为条件，并具有丹麦科学家N·玻尔曾指出的那种“互补性”，两者的创造性和系统功能是一致的。他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等，用创新的手法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科学，例如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阐述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它们的抽象是一种人为的结果，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14]他特别强调，“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15]“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艺术和科学一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16]
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虽是人脑完整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割裂，但两者又有各自的特点。剖析它们的思维特点，尤其是艺术思维的特点，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创新思维的本质。
艺术思维的特点之一是具体形象、注重直觉与顿悟，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思维形式主要是意象、直觉、想象等形象性的观念，其表达的工具和手段是图形、图像、图式等形象性符号，具有生动性、直观性、瞬时性等优点。
艺术思维的特点之二是具有丰富想象力。想象是思维主体运用已有的形象形成新形象的过程。艺术思维并不满足于对已有形象的再现，它往往更致力于追求对已有形象的加工，从而获得新形象，因此具有创造性的优点。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化的源泉。”[17]
艺术思维的特点之三是侧重整体与宏观。这种思维对问题通常是粗线条的反映，大体上的把握，对问题的分析主要是定性方面的。艺术思维还蕴含着对所观测事物的整体的、宏观的思考，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想象和猜测。
艺术思维的特点之四是注重美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著名论断[18]，他告诉我们：人类与其他一切动物的生命形式的最根本差别，就在于人类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体系，同时还创造了人类独有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
而人们比较熟悉的科学思维主要是通过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抽象的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现实的认识过程。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抽象性、间接性、过程性和必然性。抽象思维不是模糊的，它可以用语言、符号、数字为工具，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思维运行的轨迹基本上是串行的，范围主要是局部的、微观的。钱学森认为：“抽象逻辑思维是一步步推下去的，是线型的，或者又分叉，是枝杈型的。”[19]人类思维的产生源于直觉，但不是停留在直觉和经验上，只有经过逻辑抽象的直觉才能形成思维。因此从事科学研究不能缺少科学思维或抽象思维。在真正的创造过程中，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都具有极强的想象力。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往往交融进行，协同作战，形成创造性思维。所谓“综合就是创造”。创造性思维是指以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的程序和新颖的方法提出新设想并加以逻辑论证的高层次思维。“人的创造需要把形象思维的结果再加逻辑论证，是两种思维的辩证统一，是更高层次的思维，应取名为创造性思维，这是智慧之花。”[20]尽管爱因斯坦、卢瑟福、开普勒、彭加勒、钱学森等人十分推崇灵感、直觉等艺术思维，但他们并不排除科学思维的作用。在瞬间由直觉、灵感悟出的假设，往往是片面的、模糊的，还有待抽象思维去验证和完善它，还得用符合科学逻辑的语言、公式、图形反映出来，并将发明创造的成果物化出来。
因此，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是人脑完整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思维的和谐交融，最终形成与众不同的创造性思维。和谐交融思维方式不同于多元混合思维方式，它不是简单的思维混合，而是一种有序的交融，是对立、差异思维的和谐统一。
从广义上说，文化创新就是创建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创新主要有内容创新和观念创新。文化创新能弘扬、更新既有的民族精神，使民族精神与时俱进、更上层楼，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生命；民族精神的培育，能够促进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创新，促进民族精神的培育；坚持民族精神的培育，推动文化创新的开展。创新教育就是为了使人能够创新而进行的教育。在文化创新中，形象思维通常用于定性分析。抽象思维进行定量分析，在实际思维活动中，往往需要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巧妙结合，协同使用，从而形成创造性思维。这种和谐交融思维方式有助于从事文化创新的人学会综合辩证的思考。
当人们从事文化创新或艺术创作碰到难题时，单独用科学思维或艺术思维难以解决时；此时若能运用和谐交融思维方式进行综合思考往往会收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原因正如钱学敏分析钱学森思维成因时认为的，“他（指钱学森）的这种超凡的智能，恐怕是除了勤奋，还来自他能把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方式巧妙地结合起来，让科学与艺术结缘。当他遇到难题而单靠逻辑推理百思不得其解时，靠艺术的、非逻辑的、形象思维方式，往往使他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音乐的梦幻、绘画的神韵、诗歌的意境……常常渗入他那细密的、科学的逻辑思维中，给他送去一缕活泼的灵气、新奇的启迪，这或许就是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并举、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能够赋予人们无限的创造力与智慧的缘由。钱学森对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思维过程，还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和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21]
钱学森的创造性思维在文化创新中要求研究者与创造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并能触类旁通，集智慧之大成，大跨度地思维，从各个方面去把握事物整体关系的“形象”，抓住事物的机理，深入探索，去寻找创新与成功之路.他曾以自己的体验说“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大成智慧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能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22]
科学史上那些千载难逢的重大发明发现造福于全人类，但发明发现的方法、科研的思路是“渔”，远比发明发现本身更有价值。这种历史经验对文化创新也有借鉴作用。创建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文明成就整合起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陈出新，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改革文化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思维方式上的革命能使人的科学和艺术洞察力一下子提高无数倍，从而使文化创新获得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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