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认识论维度

第三节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认识论维度

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人的能动性决定了人每天都在改变周围的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即通过自己的同对象的关系对对象的占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人们感性认识的对象，还是理性思维的对象，都可以被纳入人的认识范围之内，与人都有一种属人的关系，都属于“人化自然”的范畴。随着人们认识过程的不断进展，自然界被不断打上人的“印记”，成为“人化的自然界”。这里的“印记”既包括人类实践的“印记”，也包括人类认识的“印记”。然而，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无法通过一次认识过程就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只有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严格地说，即使通过多次反复认识到的事物本质也是暂时的和相对的。

在人们认识自然规律以前，人们的行动是盲目的，是受这种自然规律支配的。人们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而达到了对规律的认识，人们的行动才由必然性王国进展到自由王国。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充满着与客观世界的各种必然性作斗争的历史。人们的认识过程是反复无限、以至无穷的，而人们每完成一次认识过程，对自然的认识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又继续前进，每一次都有更新的收获，每一次都达到更新的高度。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实践始终起着基础和决定的作用。

一、实践是人认识自然的基础

人类的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实践，特别是劳动，在认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决定的作用，社会实践为认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

马克思强调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他就仍然是这种产物。”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样观点，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历史的最初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因为人为了生存，就需要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为了获得这些基本的生活资料，就需要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在“物质交换”中，人能动地反映外部自然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所以，人们始终是从生产实践出发来看待自然界的。这是因为只有在这种交换活动中，自然界才被纳入社会历史范围内，成为人的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主观自然与构成人的世界基础和周围环境的客观自然才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则，脱离现实的实践活动，从抽象的“自在自然界”出发来认识世界，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援引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援引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对于解释人类社会何以如此这般，何以“成为现在这种样子”是无济于事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二、观念的自然是对现实自然的反映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观念自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过程的抽象符号，而是与人类处于对象关系中的现实自然。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中的“现实的自然”有两种存在形式：物质的自然和观念的自然。这样一来，人的对象化活动就被分为两类，即实在的对象化活动和观念的对象化活动。实在性的对象化活动就是人类对自然的物质性把握方式，即物质性生产活动。在这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中，人类必须遵循自然物质变换所具有的客观规律。观念性的对象化活动是指理论、艺术、宗教等精神性活动，人类真正的精神性活动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才开始的，人们发展的意识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分工而发展。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

在这种观念性的活动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意愿，摆脱外在自然界的实在限制，从而创造出符合自身本性的客体。这种观念性活动所对象化出来的客体是一个充分展现人的精神性力量的抽象符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生动表现，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观念性把握方式。对于物质性的把握方式和观念性的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性的把握方式是第一位的，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最基本的方式，而人对自然的观念性把握方式，是第二位的，是在物质性的把握方式中形成和发展的。因为物质性的对象性活动使观念性的对象活动具有了现实的内容，如果撇开现实的对象化活动，那么观念性对象化活动的客体都无法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因为观念性的对象性活动本身没有内容，正是物质性的对象活动赋予其内容和意义。所以马克思说：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三、自然观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既然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念性认识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那么人类的观念性认识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化而不断发展，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从原始社会人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到现代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关系，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原始社会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产生活过程内部形成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界的实践关系是狭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无论是人在实践领域的广度上还是在生产劳动的深度上，人们都局限于狭隘的活动领域和较低水平的利用和改造自然上。这种狭隘的活动领域使人们形成了较为狭隘性的自然观，其具体体现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在这种狭隘自然观的支配下，原始人认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这种自然观，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和人的认识能力局限性，又体现了原始人对无力抗拒的大自然的崇拜、敬畏、憧憬等心理活动，在此状态下，对自然界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便开始在原始人的头脑中形成。但是，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化和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化自然观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思想、观念、意识最初是直接地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相互交织在一切。人们的想象、思想、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在工业时代，随着科技进步和人类知识水平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再也不像动植物那样屈从于自然界的统治了，而似乎成为世界万物的统治者，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时代，自然观的突出特征是重人而轻自然的物化自然观，将人视为自然界的统治者，而将自然仅仅看作是人类控制的对象或者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工具。霍尔巴赫说，人类必然确信整个大自然系为他而造，自然界在完成它的全部业绩时心目中只有人。他的这一表述将人的意志凌驾于自然之上，是工业时代以人为中心的自然观的典型体现。

马克思认为：“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从满足个人的需要出发，各个资本家从事任何生产劳动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即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只要能够获得普遍的利润，一个厂主或商人就很乐意地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时，而不关心商品以后是否会对买主产生危害性影响；只要能够满足自己需要，他们就很高兴地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不管这种商品是靠多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换来的。这样的自然观，势必就会对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产生严重影响，这种只追逐眼前利益而无视长远利益的自然观必然助长人们的短视行为，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古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经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木炭给咖啡树做肥料，虽然这些肥料可供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后来毫无掩饰的沃土竟被热带的倾盆大雨冲毁，只留下赤裸裸岩石，这怎么会引起西班牙种植场主的反思呢？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打算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的时间内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给生态环境产生的严重影响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有所体现。贯彻“人定胜天”、片面夸大人的能动性、忽视自然规律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尽管“人定胜天”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但由于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只讲索取不讲补偿、只讲利用不讲建设，这实际上把自然看作是被奴役的对象。于是，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问题相继出现。自然生态平衡的恢复是具有客观规律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形成和谐的自然观。所谓和谐自然观，是指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引起、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同样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该书中，马克思认为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应该是健康的、合乎人性的，因此人们必须这样来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周围世界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尽管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建立在资源环境可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状况，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只能听从自然的摆布，而应是坚信人能够掌握自然规律，按照生态文明方式对自然进行恢复补偿，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符合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应该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符合生态文明方式的生产方式永远都是尊重自然规律与满足人的需要的有机统一，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自觉地、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从而开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新时代。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将是社会共同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存在共同的公共利益，他们之间不会存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不会存在用个人利益换取共同利益、用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的主观冲动，因此，他们将会在最适合人类本性和最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样，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可能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合理睿智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