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地球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出现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灭绝、洪水泛滥、旱灾频发等“压倒一切的、划时代的危机”。面对生态恶劣的严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一节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时代反思
一、转变思维方式克服人类中心主义
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在当前正以空前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类改造世界使自然充分获得了人的本质而成为人化自然,同时,自然的无比丰富的属性也成为人的主体能力。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劳动最本质的特点是对象化,结果是人成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自然成为劳动对象的客体。劳动活动本身就意味着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而劳动的结果即对象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新来的基础。从而在人化自然的演进中,作为对立中的一极,人必须利用自然的力量为自己的意志服务,在变革世界的过程中,自然和人类都呈现新的面貌。这就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人是主体,而自然的客体。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以自然的统治者自居,强调人的利益和价值,无视自然的规律,肆意的对自然进行掠夺,破坏了自然环境,产生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系统中人与自然主客体之间关系认识的一种文化观念。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不仅没有主宰自然界的主体意识,而且还把自身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即使到图腾崇拜阶段,人类也只是把自身看作某种自然物的后代,希望通过外界自然物来加强自身的力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奴隶社会后期,由于奴隶主阶级贪欲及其行为逐渐加强,人类便产生摆脱自然束缚和主宰自然的主体思维意识,这也就是早期人类中心主义,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种思维方式可归结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掠夺、破坏自然,进而造成当前生态危机最深层次的历史根源,这种根源就是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的危害在于,它必然导致自然生活中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自然生活中的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同社会生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歧视主义一脉相承” 。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人在实践活动中注定要将自然对象化,异己化,如果说在近代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仅是科学独立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人自身发展的前提。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对立的后果已经不能无视:我们面临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整体的失衡。对自然的控制已经变成为对自然的盘剥和掠夺。
在当代,人类文明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僵硬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刺激了人类扩张的主体性,不仅人与自然处于紧张状态,如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而且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出现了争夺和敌视。自然的危机已经表现为人类的危机,人在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产生的“无家可归”感。在当代科学给人们带来多彩的物质世界时,在人们放任于对物欲的追逐和占有时,生活中的受压抑感,无根的不真实感成为了人的“时代病”。地球成为人类进行自我竞技的舞台,人们为实现对自然力的控制而激烈地纷争。人类的理性控制了自然,反过来自然的非理性也报复了人类。要想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首先就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打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只有转变思维方式才有可能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关系,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正确地对待自然,才能与自然和谐发展。
马克思提出了实践的思维方式,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动物一样,必须依靠自然才能生活的,而人又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还具有社会属性,具有主观能动性,这是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只是受动的存在,人因为具有社会属性,具有主观能动性,则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对自然加以改造,使自然满足人自身的需要。那么,人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要不断地对外部的自然进行改造,实践就成为了人的存在方式,通过实践,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换,超越了主客的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成为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自然观克服了传统自然观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缺陷,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主客统一的实践思维基础上论证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对象性存在关系、物质变换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强调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要求人们爱护自然就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这种自然观有利于引导人们转换思维方式,在主客统一中去认识、改造自然。这种自然观也有利于人们转变价值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为了不丧失人类持续生存的基础,人们就必须要用爱心保护自然,用真心改造自然,用美的规律建造自然,自觉地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存方式,从而转变价值观念。
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必须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审视自身的生存方式。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体,他说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人类是存在于自然之中的而不是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归根结底在于人类把自身看作是自然的主宰,自然成为人类随意处置的产品,人与自然之间位置被相互颠倒,使两者关系尖锐对立起来,从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无情的征服与掠夺,这样的结果不仅破坏了自然,而且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应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位置摆正,要正确理解自然界的规律,按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要合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坚决摒弃对自然的过分征服与掠夺,并抵制无节制和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
二、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循环利用自然资源
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如果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是根本不行的,必须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依靠科学技术来处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的一贯价值主张。马克思不仅认识到科学技术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手段,而且他还认识到应利用科技发展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的一个有效途径。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技术在发现自然资源的新的使用属性、循环利用工业原材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马克思认为,人类与动物最大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动物在自然面前只是消极被动的去适应,而人类能够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去认识、改造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去利用自然。大自然中“因每一种物皆有种种属性,从而有种种用途,故同一生产物,可以作许多劳动过程的原料。例如,谷物可以作制粉业者、制糊业者、造酒业者、畜牧业者等的原料……同一生产物,还可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兼作劳动手段和原料。例如,在家畜饲养业上,家畜既为加工的原料,又为肥料制造的手段。一种已经完成而可供人消费的生产物,可变成别种生产物的原料,例如葡萄,可以作葡萄酒的原料” 。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性……采用新的方式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以新的使用价值……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在那个时代,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利用科学技术来改进新的生产工艺。
马克思给科学技术以很高的评价: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的新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即,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可以增加物质的数量和用途,从而使自然物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利用。
与此同时,马克思很关注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去进行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循环利用工业原材料。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物,而这些东西的存在既破坏了环境也造成资源浪费。因而,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去发现或揭示那些废物的新的有用的性质,就可以利用工业本身和其它行业中的废物作原料,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减少自然环境污染,而且还可以实现资源最大利用。马克思说,化学工业提供了的废物利用是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成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从化学工业中排放出来大量的废物,这些废物如果直接丢弃到大自然中,对自然界和人类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然而,这些废物,“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上都是重要的”。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明和使用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工艺方法,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各种废料,在一种新的生产过程中获得了新的使用价值。现代人们常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事实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废物经过深度开发和循环利用,既变成了有用的产品,又减少甚至避免了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马克思认为人类应该积极征服、利用自然界,要从中发现更多物的新的有用属性,要大力发展科学,运用科学技术来探索改造自然界,并通过科学技术来发现自然界各种物体的新的有用属性,在充分利用物体的各种属性的基础上实现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马克思强调正确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人与人之间物质交换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才能得以合理地利用,才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益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三、变革社会制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自然异化是指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实践活动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或失衡的问题,并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自然的异化剥夺了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其需要了。人又退回到穴居,不过这居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而且在穴居中也只是朝不保夕,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是通过劳动产品进入人的历史领域的,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生产资料。然而,在自然异化条件下,人的最基本的衣食起居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人与自然的异化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光、空气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的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这说明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新鲜的空气、身体所需要的阳光不再是人的基本的生活要素,污浊的空气、肮脏的水构成了人的生活环境,被污染的自然环境不再成为人的存在的本质,当然也就与人处于异化对立的状态。自然异化在人对自然界的感觉和感情上也有所体现。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对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可爱的生灵造成极大的摧残,使人无心欣赏自然风光,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大疏离,压抑了人对自然界的审美感。
近代以来科学在生产中应用带来财富的激增,都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获得未来的幸福,人类意志具有了征服自然的自信。但这种把自然作为征服对象,以感性的态度为参照系,把自然事物当做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必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事实上,对自然界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通过对人的统治才实现的”,自然界的异化状态以及进化程度都受到社会因素影响。“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当自然界被看成是外在于人的机械运动时,是不可能从“人化自然”的思维角度出发去考虑整个自然系统(包括人本身)的不平衡,人和自然的功利性态度不可避免地陷入主体性原则和客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中。导致人性丰富性的丧失和人的物化,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自然在被人的目的降低为单存物质之后反过来对人报复,结果表现为人只有通过不断增加对自身本性的压抑,才能获得对自然的支配这样人所无法预料的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存在,导致不同利益集团的分裂与对立,这种对立与冲突必然导致社会无序竞争状态愈演愈烈,要想在这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同的利益集团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就会愈加激烈,这就必将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污染的加重,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生态失衡问题加重。在现实中,从控制自然中获得利益的分配总是不公平的,无论人类控制自然达到何种程度,社会阶级分化的内部冲突都使得人们的生产系统不可能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当代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在扭曲了自然面貌的同时,也限制了人性无限性的伸张,人性的崇高变得无从展现。人作为人,需要在有限实在的自然中展现出无限,以一种审美和诗意的艺术维度去提升和扬弃单纯的实践态度。在人化自然的理解之中,表现出理论态度与实践态度的相互渗透,在人与自然二者的融合的关系之中,导引出人化自然的进展,并走出异化的状态。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正是由社会问题引发的、由经济利益驱动的。根据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导致了自然异化,那么要真正富有成效地解决自然异化问题就要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度,马克思指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当然,这应该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消除人与自然异化,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依赖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
劳动异化的消除,必须先使社会生产力发达到社会分工自觉消灭,分工的消失才会使异化劳动的基础不复存在。分工所包含的个人劳动的单一性和人的需要的全面性的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得到消除。劳动的社会性就不再以物物交换这样的异己间接形式表现,而是成为直接的现实性。而这一切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行自由的社会联合,从而使根据社会需要调节生产成为可能,才会超越利己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劳动才成为消除异化的自由的活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除,才能使劳动能够成为普遍性而非狭隘性的活动,任何人都不能享有劳动条件、劳动产权的特权,从而消除异化的可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己性得到全面克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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