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代表性学派，二者又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研究对象从经济和政治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尽管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如果把这两个思想派别置于西方现代思想背景中来考察和比较，则可以看出二者实际上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观，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既然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也同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二者必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总体来说，它们都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即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政治和经济批判转向了文化批判；也都具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既是文化研究，又是马克思主义形式。具体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有这样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都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强调并研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都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再生产和霸权的模式，都认为文化是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7〕第二，其产生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失败和俄国革命的成功有关，都关注工人阶级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意识衰退的原因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在欧洲未能实现的原因。第三，都认为文化必须在总体的社会关系和系统内进行研究，因此文化分析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二者都主张跨学科研究，主张从总体角度研究文化。第四，都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相信大众文化在将工人阶级整合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二者都认为这种大众文化使大部分人同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二者不同意对方对大众文化问题的看法。第五，都强调大众传媒在传播意识形态时所起的作用，大众传媒成了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的社会机构。只不过由于对大众文化的看法不同，二者对于大众传媒的认识也有所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尽管在方法与研究路径上存在一些重要差异，但依然有许多共同立场可以使得传统之间的对话变得富有创造性。同样，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的接合可能是富有成果的，因为……这两个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他传统的弱点与局限。相应地它们的立场的结合可以产生新的视点，该视点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文化研究”^〔8〕。由此可见，这两个传统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既然能够互补和对话，那就说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也必然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阶级背景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多来自精英阶层，基本没有实践经验。他们看到了法西斯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但没有看到工人阶级的抵抗和革命潜能，因而对工人阶级采取鄙视态度，也疏远工人阶级政治。他们认为批判思维本身就是革命实践的一种形式，知识分子天生就是革命的。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具有工人阶级背景，他们的父辈也大都是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因此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欧洲的工人运动。这些使得他们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与工人阶级和激进运动保持紧密联系，如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民阵线，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左派运动和核裁军运动，1968年的反正统文化和学生政治运动，70年代的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知识分子的技巧运用于阐述从属阶级和团体的经历和目标，并且他们尝试着去理解社会中约束工人阶级的力量。民粹主义的有力约束一直存在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之中”^〔9〕。

第二，思想背景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多是哲学家出身，受黑格尔思想影响，这受益于大陆理性主义和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则是受史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影响较大，这与英国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有关。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虽然最初是从文化批判开始，从而进行政治和社会批判，并且中晚期的本雅明和洛文塔尔对于大众文化问题做出了与早中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不同的分析，但总体来说，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用美学和宗教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和革命主体问题，走向了乌托邦，远离了政治；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则一直基本倾向于从政治角度来进行文化批判，致力于对大众文化的对抗性潜能的发掘。换句话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

第三，社会背景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产生大众生产和消费的福特制时期。而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曾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危害，认为法西斯主义通过大众传媒来控制大众，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他们对大众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其发展时期与所谓的后福特制时期更为接近，这时期是全球性地抵抗消费资本主义的高潮的后现代时期，出现了多样化的和竞争性的社会和文化形态^〔10〕。同时，利维斯精英主义在英国文化传统中占统治地位，它强调高雅文化，排斥大众文化。面对这种精英主义文化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努力想扭转方向，把研究的焦点对准被利维斯主义批判的大众文化。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者在学术和政治角度上的差异。

以上三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认识差异上，这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第四，对文化的认识不同。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是统治阶级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是以商品拜物教伪意识形态，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守旧性与欺骗性为特征的伪文化，并以统治阶级整合大众，弱化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为最终目的。本雅明、洛文塔尔等学者对大众文化则持有复杂的矛盾态度，有时为传统艺术在当代的缺失感到惋惜，有时也对大众文化的革命功能持肯定态度。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大众文化是具有同化和反抗双重特征的矛盾体，他们把文化看成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争夺的领域。这是为什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受到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青睐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的根本不同，为我们全面认识文化提供了新的维度。

总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具有精英主义倾向，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大多将文化分成精英和大众两类，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只有精英文化才是正统。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产品中。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具有欺骗大众的功能。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则将文化看成一个整体范畴，认为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和颠覆等特征不仅存在于高雅文化产品中，而且存在于大众文化产品中。人们还应该区分媒体产品的编码和解码功能，认识到大众接受媒体产品的独特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的使用决定了这些文化产品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