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文化与政治

工人阶级文化是研究者首先注意到的文化形式。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人阶级文化，是具有一定背景的。二战后，英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使得英国从经济、政治、文化到人民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上，英国进入复苏阶段，走出了欧洲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相对得到了改善，有了较好的福利。文化上，50年代后期，英国的商业电视和广告业兴起，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同时，由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渗透，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文化意识在英国蔓延开来。在人民思想方面，二战的胜利使很多工人阶级人士认识到，政府不仅组织战争，还组织整个社会生活。政治不再远离民众生活，而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国家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工人的这一感受更加深刻。由于这些方面的变化，一些人开始质疑传统社会主义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批判意识已经消失，而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则强烈谴责大众文化。而二战后英国实行的全民义务教育政策给予了普通民众充分受教育的机会，来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原本就对工人阶级文化有深厚感情，因此他们运用自身所学从工人阶级文化的角度建构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对英国普通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50年代末，出于对社会主义主体即工人阶级的辩护，研究者一方面反对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反对利维斯精英主义，并把文化看成与经济、政治一样，是社会的构成要素，这是人道主义和文化主义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工人阶级文化因而成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初期的研究对象。总体上说，他们都将工人阶级文化看成是对统治性文化的抵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目的是指向社会主义政治。因此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体现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一般来说，霍加特的《有文化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作者以工人阶级文化为研究的出发点，阐述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观。这一方面与社会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经历（详见第二章第1节）。本节根据他们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来说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1．《有文化的用途》

50年代末，学界对工人阶级主要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生活标准的提高和教育机会的增加，工人阶级逐渐中产阶级化。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静态的，对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霍加特反对这两种传统观点，提出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变化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解。在《有文化的用途》的第一部分“‘较古老’的制度”中，霍加特对传统工人阶级社会及其未被商业文化和教育制度所污染的状况表现出强烈的怀念情绪。霍加特回忆了他早年生活的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工人阶级状况。在他看来，30年代的工人阶级团体具有传统的有机社会色彩，大众娱乐以及邻里和家庭关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的公共价值和个人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2〕。他承认工人阶级文化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他坚持认为，批判者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偏见，将工人阶级生活方式误认为是大众文化，而实际上，传统工人阶级生活与利维斯所坚持的旧有的乡村社会生活是一样“有机的”。由此可见，霍加特实际上是把他的工人阶级生活经验与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联系了起来，这说明霍加特并没有为工人阶级文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这一点在《有文化的用途》的第二部分“让位于新文化”中表现出来。在“让位于新文化”中，霍加特批判了大众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缺乏有机性，没有民众基础，破坏了工人阶级自己的美学和文化传统，威胁着旧有的高级文化和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二战后的工人阶级文化并不是真正的普通人文化，而是一种内在的假文化。霍加特对二战后的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否定性描述，如“一个听从机器的阶级”，“没有方向、被驯服了的奴隶”，“享乐主义的但又是消极的野蛮人”等，并认为工人阶级的这些状况不仅是“社会怪癖”，而且是“不祥之兆”^〔33〕。

从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分析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首先，霍加特在“让位于新文化”中，没有对高级文化与低俗文化进行区分，而是集中批判大众文化，“试图用‘实践批判主义’的精神去‘解读’工人阶级文化，读出其样式和体系中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好像它们就是某些类型的‘文本’。但是，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一种活生生的文化，而且拒绝‘文化争论’（集中在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区分的问题上）的术语，是一种彻底的背离”^〔34〕。其次，霍加特“虽然很好地描述了他的青年时代所处的文化领域的构造的复杂性，却忽视当代工人阶级的‘十分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复杂性”^〔35〕。这导致他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利维斯立场。

尽管如此，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仍然对早期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一，他运用文学批判方法来分析大众文化，将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现象作为文本来分析。不过，虽然他的研究是文学批判的产物，但它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不仅限于小说等文学，而且涉及工人阶级的特征、大众传媒、消费、青年问题等主题。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文学领域，而进入对与日常生活相关领域的研究。第二，《有文化的用途》是跨学科的，它将社会学、文学批判主义和政治学相结合来分析文化问题。第三，霍加特根据自己童年时代的经验来描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因此《有文化的用途》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著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这三种研究方法在英国文化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与霍加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第四，最重要的是，虽然说霍加特与精英文化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但他的思想相对于精英文化主义来说，还是有很大的突破。首先，他反对阿诺德和利维斯的精英文化观，否认工人阶级文化由某些文化精英来守护并且“从上至下”地加以传播，坚持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其次，虽然他与利维斯都看不惯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但他对大众文化持乐观态度，认为“可观的道德资源”会允许和鼓励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继续改造利用文化工业的商品和实践活动^〔36〕。并且，尽管霍加特与利维斯一样，对文化的衰落持悲观看法，并对美好的过去持怀旧情绪，但霍加特认为美好的过去不是17世纪的有机社会，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而这正是利维斯所强烈批判的文化。此外，霍加特还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了详细分析，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公共性、娱乐性、合法性与自主性，这实际上扩大了文化研究的内涵。

2．《文化与社会》

虽然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有一定贡献，但威廉斯认为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的描述是理想化的，并且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不一定受到灭绝的威胁。在威廉斯看来，工人阶级文化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代替品，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的集体的和民主的体制，代表了家庭和社会的基础关系的扩展。霍加特设想了“工人阶级文化”和“多数人”以及“劳工运动”和“少数人”的双重对立。而威廉斯认为，那些政治上积极的人阐述了多数人的价值观、利益和目标，集体的民主观念和工人阶级的经验基础并没有遭到破坏。虽然自由改革最终基于对不平等和剥削的维持，但工人阶级价值观的扩展将产生真正的民主^〔37〕。

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集中了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分析。这一工作主要是通过对“民众”、“工人阶级民主”、“共同文化”这几个概念的分析实现的。

威廉斯认为“民众”是对早期“暴民”概念的扩展，含更多的贬义成分。在回应“谁是民众”这一问题时，答案总是其他，那些不知名的或者“他者”。这种回答实际上具有意识形态倾向，而不是客观描述。“民众往往是他者，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者。然而，在我们这种社会中，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些他者，看到无数形形色色的他者；我们的身体就站在他们的身边。他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和他们在一起……对于他者来说，我们也是民众，民众就是他者。实际上没有民众；只有将人民看成民众的方式。在都市工业社会中，有许多这样看问题的机会……的确，事实是，已成为我们社会特征的看待其他人的方式，已经由于政治或文化宣传的意图而被资本化了。”^〔38〕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使用“民众”概念，是想将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控制正当化和合法化，因此“民众”概念具有政治意义。威廉斯提出工人阶级民主的概念，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将人民视为无用和无知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反对保守主义者将人民视为对文化标准的威胁的观点。

在对待工人阶级文化方面，威廉斯认为工人阶级向往“尽可能丰富的生活资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尽管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在穿着方式、语言或休闲方式的差别可能正在消失，但根本差别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关于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观念上，这些观念体现在阶级通过其组织和制度所创造的生活方式中。工人阶级看重的是集体的观念、机构、方式、思想习惯和意向，而资产阶级看重的是个别的观念、体制、方式、思想习惯和意向。“工人阶级……无论是在工会、合作运动，还是政党之中，生产出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的机构。工人阶级在其经历的阶段中，首先是社会的（因为它创造了机构），而不是个人的（尤其是特殊的知识性或想象性作品）。从工人阶级文化的发展语境中来看，工人阶级文化可被视为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成就。”^〔39〕

威廉斯进而提出，工人阶级的共同发展信念，教育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通讯和传播的扩大，有可能会发展出“共同文化”，所有的阶级和社会阶层都可能创造性地参与和分享文化。这是对利维斯精英主义的批判。威廉斯在晚年回忆道，他当年提出共同文化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反对“唯一的支配性的文化观念；我想表明的是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一种严格的对应，‘共同文化’……这个术语严格说来是一种反对这种看法的立场。共同文化观认为，文化是远比社会精英更为广泛地创造出来的，其传播的范围也远比这个概念宽泛得多。”^〔40〕

而对于民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威廉斯认为，新的娱乐形式不是工人阶级生活的真正表现，因为它们既不是由工人阶级创造的，也不仅仅供工人阶级消费，而是与民众相联系的文化。尽管如此，工人阶级仍从这些民众文化中得到享受和快乐，民众文化是大众文化的形式。但威廉斯认为必须弄清工人阶级是如何从低俗的民众文化中得到满足的，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文本分析，而必须分析经验本身。因为工人经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所以必须从消费者的角度，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和体制研究民众文化。

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霍加特和威廉斯侧重于在文化研究领域研究工人阶级。与他们不同，汤普森侧重于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领域研究工人阶级。针对当时社会对工人阶级的质疑，汤普森认为，尽管英国工人阶级目前不再革命了，但并不缺乏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文化中有着鲜明的革命传统，只要善加引导，革命就会再次降临^〔41〕。汤普森的这种认识有力地回应了当时英国学界对工人阶级的质疑，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肯定是他《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基本立足点。此书正是建立在对其他思想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批判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

第一，他反对对阶级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汤普森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级本质上是指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42〕据此，汤普森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斯大林主义认为，有阶级就必然会有阶级意识，但因为实际上阶级意识没有产生，所以它必须由“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从外部灌输。这种看法是将阶级看成一个“东西”，这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曲解。除了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以外，汤普森另一个批判对象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论。汤普森指出，他们同斯大林主义殊途同归，从根本上说，都是将阶级看成被决定的“东西”，而非有意识的主体。而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是从具体的历史，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理解阶级。“如果让自己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关关系及其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到底是它唯一的定义……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43〕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历史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阶级。

第二，汤普森反对传统的劳工史研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经济史学家……的正统观点……还有所谓‘天路历程’的正统观点。”^〔44〕特费边社的正统观点的人“对穷人将予的同情有时将历史研究与意识形态混同起来”^〔45〕，从而认为工人阶级的受压迫状况是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可以避免的偶然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汤普森根据恩格斯的观点提出，工人阶级受压迫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这种制度存在，阶级矛盾就会尖锐化^〔46〕。经济史学家则认为，工业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得到了改善，因此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期，而不是具有激烈的阶级冲突和压迫的时期。汤普森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忽视了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整个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认识^〔47〕。“天路历程”的正统观点是指精英主义历史观，“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了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被忘记”，工人阶级自然也被遗忘。汤普森认为主张这种正统观点的人不顾历史的本来面目^〔48〕。

在对这些思想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汤普森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观点，即注重底层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因为他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还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需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原则……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者非洲取得胜利。”^〔49〕正因为工人阶级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所以汤普森致力于把工人阶级群众“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这也是汤普森研究工人阶级的初衷。

总的来说，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他反对经济决定论，承认文化的独立性。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生活尽管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已经终结。在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第二，以对工人阶级的分析为基础，汤普森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进行了改造。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因此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第三，汤普森认为，人类主体是他们自己历史的主动创造者，在历史中具有能动作用，而不是受历史结构的被动制约。这样，对工人阶级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做法就是错误的。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挑战，这一思想在《理论的贫困及错误的太阳系仪》（后文简称《理论的贫困》）一文中也有反映，用以批判结构主义。

由于汤普森研究普通人的历史与文化，符合当时左派知识分子的需要，因此这部著作对70年代的历史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对汤普森提出了批评，认为他的思想是英国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汤普森对此进行了回应，他与安德森之间长达20年的争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从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来看，他们都批判了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要注意的是，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一方面，大众文化可以理解为与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普通人的文化；另一方面，这两种文化具有某些相似性，比如能动性、娱乐性、丰富性和政治性。并且，他们研究工人阶级文化，一方面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状况，从而发挥潜能抵抗霸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参与。因此，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实际上体现了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