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与政治

70年代后期，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新时代氛围的影响以及霍尔对新政治学和方法的强调，都预示了80年代历史学和文化研究有新的关注点（详见第二章第四节）。更重要的是，由于女权主义在历史学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出现，以及战后移民造成的民族和种族问题的不断突出，女性和黑人成为新的社会主体。新的社会主体的出现，导致研究者从以往的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研究转向以性别与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研究。虽然研究者坚持认为文化生活以政治和社会斗争为基础，但总体上说，他们开始质疑阶级立场与文化表现之间的联系；开始研究语言对主体性和文化特征的影响。在文化研究领域，女权主义、民族和种族特征理论，还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步增强。在历史学领域，研究者开始注重语言在社会行为中的建构作用，于是开始了对话语、性别、民族、种族特征和福柯哲学历史学的研究。其中，哈泽尔·卡比的种族研究显示了80年代多元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代表着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帝国反击：70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歧视》（1982）一书中，卡比对白人女权主义进行了批批。卡比认为，白人女权主义的研究有边缘化和压制黑人女性的历史经验的倾向，虽然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认为家庭是基本的受压迫场所，但由于种族歧视对家庭的影响，黑人女性的地位更加复杂。“对于黑人女权主义者来说，直接的问题是这种框架究竟能否被运用来分析我们的受压迫和斗争的女性历史。我们不希望否认家庭是我们受压迫的根源，但我们也希望考察黑人家庭是如何作为抵抗压迫的主要来源而起作用的。我们需要承认，在奴隶制时期，殖民主义时期以及现在的独裁主义时期，黑人家庭是从政治和文化上抵抗种族歧视的场所。”^〔64〕进而，卡比认为，只有拒绝普遍的性别分析范畴，黑人女性才能够恢复她们自己的以女权主义立场阐明的、强调妇女作用的“历史”。由此可见，虽然卡比直接关注黑人女性团体，但她更主张，社会和文化经验表现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复杂矛盾。卡比对两方面感兴趣，一方面是恢复历史性地被边缘化的团体的经验，另一方面是认为文化根源于具体的和历史性特殊的“统治与隶属的对抗关系”^〔65〕。她阐述了复杂的、非本质的社会和文化身份概念，而这一身份在多元文化的条件下被考察。

总体来说，种族研究代表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它仍然根源于阶级模式，实质上发展了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这其实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保罗·吉尔罗伊指出，种族问题根本没有置身于政治意义和文化结构之外^〔66〕。吉尔罗伊“发明了一种跨民族主义视角，也即所谓的黑色大西洋世界，用来更好地探讨黑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所持的异议”^〔67〕。这种跨民族主义视角意味着要跨越国界，跨越国界的学术研究可以推进英国文化研究，而全球环境如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可以为阶级政治形式的出现提供新的空间。因此，在吉尔罗伊这里，理论仍然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理论研究帮助边缘群体认识现实社会，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由此可见，尽管英国文化研究朝着多元化发展，但仍对于各种统治和压迫形式进行文化上的批判。因此虽然这时的文化研究趋于多元化，但仍然是以政治批判为主要目标^〔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