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在人民阵线和冷战氛围的影响下，在共产党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以形成，这与英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努力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分不开的。

三四十年代，由于跟随共产国际，英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包括所有进步人士在内的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人民阵线，开始执行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反法西斯斗争，积极支持西班牙共和主义，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和道德影响力。但人民阵线表面上受共产党领导，实际上由工党控制。因此人民阵线在这些政治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并获得较高的国际国内声望，却遮盖了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光芒。与欧洲大陆其他共产党不同，英共的形成并不是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分裂的结果，其群体基础较薄弱，不得不与工党结盟但却遭到政治上的冷落，因此共产党员对工党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声称工党的改良主义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但同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追随莫斯科的统战路线，去充当工党的左翼^〔1〕。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然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激进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

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争、法西斯主义、西班牙内战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英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受到冲击，由此导致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在这些背景之下，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共产主义则由于其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而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1933年以后，各个领域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加入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的势力开始壮大^〔2〕。这些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试图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英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是源于他们的政治经历和体验。换句话说，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体来说，英国30年代的学生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受到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响。

第一，一战以后，英国自由党衰落，十月革命使英国知识分子心仪苏联成就。这些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不信奉国教的工人阶级家庭，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令他们向往，因此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对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的支持，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在30年代中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3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工会力量开始壮大，战后英国严格的阶级结构得以松动。工人阶级人士得以有机会进入牛津或剑桥等大学深造，这推动了左派文化在大学的发展。第三，左派知识分子在大学里组织反法西斯运动，为追求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些政治实践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和历史观，也影响了他们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看法。第四，他们还支持西班牙共和主义。这样，30和0年代早期的一些激进学生，在1946年讨论莫顿的《英国人民史》的修订版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他们基本上都对历史学有浓厚兴趣，并信奉马克思主义，是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汤普森看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按照威廉姆·莫里斯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3〕。从这些背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历史学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感。

二战期间，英国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集体斗争，客观上创造了统一和团结的局面，阶级之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二战以后，人们开始相信社会必须在和平时期被重建，期待战后改革将产生一种更平等的社会，因此他们支持工党，工党因此在1945年选举中获胜。但由于工党并没有对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造成实质性影响，所以很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对工党感到失望。此外，工党开始实行反苏联的外国政策，这是冷战的标志。由于共产党与苏联的亲密关系，共产主义者被大部分人视为内部敌人。左派内部，工党和工会发起了旨在抵抗共产主义影响的运动，共产主义者随之失势。

不过，尽管工党政策和冷战对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历史学家小组还是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思想范围，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学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历史上主要起了两个作用。第一，它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相近的领域中工作，从而讨论基本的历史学问题。“争论和批判将使我们改进我们个人写作和教学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真正创造性的贡献。”小组的第二个功能是使历史学工作变得“政治上有用”^〔4〕。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小组坚持认为，共产党是英国民主传统的继承人，是对战前人民阵线计划的扩展^〔5〕。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中独特和重要的阶段，基本确定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一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幻象与现实》和《垂死文化研究》。考德威尔被认为是战前英国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幻象与现实》一书中，考德威尔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与英国近代诗歌的形成、发展、转化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幻象与现实》的篇章结构显得凌乱，考德威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也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他研究了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6〕。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坚持唯物史观。由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比较机械化，具有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并且由于共同的政治信仰，尽管不同思想家之间存在观点的分歧，但他们都力图与苏联的政治和理论思想保持一致。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共产党历史学家们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且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的影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本有的民族理论结合起来，注重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从而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程度的拒绝。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英国历史，在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的重要能动作用，从而反对经济决定论。他们反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工业革命改变了劳苦大众的生活命运的说法。他们不仅重视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而且重视人民群众的传统和社会组织，认为正是这些东西使人民能够认识自己的疾苦，表达自己的愿望，从而组织反抗。因此在他们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把分析英国的经济这个物质基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但同时又必须对意识形态、对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形式等等这些使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具有特殊性、独特性的东西进行研究^〔7〕。

第二，他们有深厚的平民传统意识，坚持人民史观，注重对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与研究。这一方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另一方面在文化层面导致了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殊途同归。约翰·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将重点放在对人民群体的历史研究上，为后来的历史学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萨缪尔就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了“人民的历史”，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8〕。值得一提的是多纳·托尔。她主要对英国人民民主史感兴趣，而且把它和人民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势力侵犯劳动人民及小商品生产者权利的斗争联系起来。她对马克思生活的大工业时代之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感兴趣，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当时英国经济和社会的特点，并且她更重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9〕。托尔鼓励历史学家们恢复人民抵抗传统。在她看来，“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是国王和首相们的活动记载，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人民的血泪与血汗的悲观史”^〔10〕。她认为英国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工业革命，普通人从农民转变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意识由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意识也记录了工人与过去经验之间的联系。她的研究对于英国“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研究有启示意义。

受到托尔影响，克里斯托弗·希尔写了《诺曼枷锁》^〔11〕一文。希尔指出，普通人的文化真正代表了英国生活方式。这一观点与50年代末的文化主义观点不谋而合，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历史学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另外，希尔结合托尔对英国历史第二阶段的理解，指出人民抵抗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抵抗，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是存在的。这可以说明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工人阶级的认识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次，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具有历史原因的。再次，他们对英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和发现，对于他们后来在研究中注重文化因素具有基础性意义。

50年代末，英共领导层对苏共政策的盲目支持，苏联入侵匈牙利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了三方面的结果：第一，大量知识分子退党；第二，英国新左派得以形成；第三，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建立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利用《明理者》来批判共产党领导层，认为领导层对苏联政策的盲目接受，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历史学方法。汤普森通过对莫里斯思想的分析，一方面批判共产党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指出解决马克思主义危机和复兴社会主义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汤普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其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主体能动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强调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与经济一样都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