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

英国文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它首先指的是成人教育。威廉斯指出：“早在1940年代晚期……甚至是在1930年代，文化研究在成人教育中极其活跃……正是恢复了努力对大多数人进行的平民教育，这种规划才完全获得了成功。”^〔12〕根据上下文，威廉斯这里所说的规划实际上就是指文化研究。

成人教育为那些无缘大学教育的工人提供训练，帮助他们了解社会。知识分子通过成人教育，有了接触平民和现实的机会，这为他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三四十年代，文化研究者从事成人教育事业，期望创造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促使许多教师将工人教育和日常生活分析当成一种政治斗争，正是这种成人教育提供了文化理论得以产生的实践条件。“从独立的工人教育运动的余烬中出现了文化研究的凤凰。”^〔13〕

除了成人教育的实践经历之外，文化研究建立在批判精英文化主义的基础上。5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在英国出现，以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学批评家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其实这种批判早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利维斯指出，由于工业革命，大众文化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和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17世纪之前的有机与和谐的社会秩序被破坏。由此，他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文化方面。要解决文化危机，需要依靠文学批评家的作用，借助精英文学艺术作品，来恢复17世纪的有机社会秩序。这些文学批评家是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分子要主张大学教育改革，将教育视为反对物质主义的主要场所。精英分子要建立文化前沿阵地，教育学生攻击大众文化和大众文明，重建文学权威，维护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让“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得以传承。利维斯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批判。

霍加特和威廉斯一致认为，应该理解而不是一味谴责大众文化。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通过继承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和平民主义传统，他们提倡走进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立工人阶级文化。第二，在研究大众文化的同时，他们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将大众文化与社会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这些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元素和政治动机。第三，他们共同关注战后英国的重建，共同致力于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教育事业，批判精英文化及文化霸权，扩大文化的内涵，反对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二分，这实际上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保守主义的文化观。第四，他们基于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经验，修正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对大众传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民众文化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并且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以此他们对传统精英文化进行了持续批判。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年轻的牛津学生知识分子的努力分不开。1954年，在法国新左派的影响之下，以霍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讨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特征。与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们的劳工运动根基比较浅薄，基本没有经历过经济萧条期，没有过战争经验。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关注政治现实。他们关注核裁军运动反抗者的经历，并且同老一代历史学家一样，关注1956年的苏伊士和匈牙利等事件。在他们看来，这些事件是左派政治复兴的先兆。他们希望借此复兴英国的激进传统，于是创办了《大学与左派评论》（ULR）杂志。他们的研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非常关注社会现实，消费社会和福利国家已经对英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必须创造一个建立在人民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第二，强调总体性概念，认为文化与艺术实践是与整体的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这两点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文化观具有一致性，可谓殊途同归^〔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