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历史学

70年代，除了文化研究者和历史学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之外，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成果是：在历史学和文化研究内部出现了女权主义。

历史学领域，女权主义不仅受到汤普森著作的影响，而且与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反正统文化和反越南战争运动有关，也受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影响（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成人教育背景，她们试图将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路径结合起来。

女权主义历史学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罗博特姆一方面通过评论列宁等人对女性问题的研究，为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寻找理论依据^〔30〕；另一方面通过描述男性压迫和资本主义对于女工生活的复杂影响，来说明女性不仅是结构性条件的产物，而且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31〕。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与汤普森对早期工人阶级的研究具有思想上的延续性。但女权主义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比如萨利·亚历山大、安娜·达文和伊夫·霍斯泰特勒认为，传统历史学家的思想体现了传统劳工史的男性倾向。汤普森关注文化决定论的重要性，虽然他的研究能扩展到对其他被边缘化的历史主体的研究，但他并没有充分注意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女性的作用。汤普森最终只考虑了男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而认为女性在创造劳工史的过程中仅仅起从属和边缘作用。在这样的理论传统下，女权主义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进行了改造。她们认为，历史学家不仅应该填补现存历史学中女性研究的空白，而且女性应被置于社会主义与劳工史的中心位置。

第一，女权主义历史学家认识到，工业革命造成了劳动的性别分工，造成了女性工人阶级的形成，而欧文主义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恢复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女性问题的中心性，因此社会主义须恢复这种失去的女权主义维度，因为“共产主义在思想解放的男女关系中发现了它的第一次和最初的表现，女权主义因此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计划的辅助特征，而且是它关键的刺激性推动力之一”^〔32〕。而通过观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反正统文化和激进运动，女权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的时代可能已经来临。“自1968年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中革命的再次觉醒，逐渐引起了更广泛的运动，这些运动在新领域中攻击了资本主义……女性解放是这种再度觉醒的一部分，并且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在世界上再次可能”^〔33〕。

第二，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最初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影响，研究工人阶级女性、工人阶级家庭以及女权主义与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但她们逐渐认识到，统治阶级已经成功控制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抗议运动，而女性的受压迫状态和女性运动都不是阶级特有的。她们因此开始从对反抗力量的赞扬转移到对霸权活动的包容，开始研究中产阶级文化的历史发展，并考察统治阶级中女性的受压迫状况。女权主义历史学标志着历史学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它与霍尔对新时代条件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是相呼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权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过时，也标志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趋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