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就在英国学术讨论中有着重要影响。50年代,由于斯大林主义正统的崩溃和1956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危机。霍加特和威廉斯尽管都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批判,但他们的思想都间接受益于马克思主义。70年代,在安德森为首的新左派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复兴。但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又出现了危机。一方面,英国传统工人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工党在1979年选举中的选票跌落到了自1931年以来的最低点,所有工会成员的1/3投票支持保守党〔38〕。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基础的被破坏,造成了以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的胜利,保守党开始攻击国家控制的经济学、福利国家和工会主义,并根据保守主义路线对“大众”进行重构。撒切尔的上台显示了社会主义危机和马克思主义危机。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不是个别现象,当时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危机。波兰团结运动、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等这些国际变化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
除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外,女性、黑人等新社会主体的出现也是产生马克思主义危机的重要原因。他们的出现不仅与女权主义的出现有关,而且与移民有关。历史上看,英国人主要的自我认同是他们的阶级,但战后移民使得英国的民族和种族越来越多,造成社会冲突不断。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一系列批判理论的产生也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挑战。此外,女权主义的发展、反种族歧视政治的出现以及传统工人阶级运动的消失使社会主义者面临新的挑战〔39〕。
面对社会主义危机,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进行了反思。当然,对于社会主义危机的分析在1979年以前就已经开始。比如希拉·罗博特姆等人的《超越碎裂》一书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角度,正视了英国左派内部的分歧,还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状况。这本书提出,60年代末之后出现的女权主义者、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人、反种族歧视团体以及环境主义者等,已经创造了空前丰富的激进运动,但是这些成分之间是相互孤立的。罗博特姆等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提倡将这些具有不同倾向和利益的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发展出总体的社会主义变革理论,说服人民相信更广泛的政治变革。她们的倡议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将政治带入平民领域,使得一些不认为自己具有政治性的人也被触动,从而使一些平民政治活动成为可能。罗博特姆的理论实际上代表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政治的接合。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拒斥一元性,而寻求多元的去中心化的权力概念。除了罗博特姆等人之外,其实伯明翰中心的著作《监控危机》已经指出了保守主义政治在70年代末复兴的可能性。从1978年开始,霍尔一直致力于分析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最典型的是他利用霸权理论对撒切尔主义的胜利和80年代的新变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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