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主义与新时代

霍尔既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后马克思主义；既不认为意识形态完全由统治阶级控制，也不认为意识形态完全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同时坚持两个主张是可能的，一个主张是，物质利益帮助建构了观念；另一个主张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具有影响社会思想方针的倾向。”霍尔并“不认为物质因素单一地决定意识形态，也不认为阶级地位代表了某种保证，即某阶级将拥有适当的意识形式”^〔40〕。在这样的情况下，霍尔利用葛兰西霸权理论来分析撒切尔主义的胜利。

二战后，英国工党上台。工党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立法，为穷人提高生活水平创造机会。全国性的免费医疗网络的建立，大学通过奖学金向下层社会敞开大门。此后，虽然历经政党更替，福利国家政策一如既往，没有太大改变。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后，从财政和立法上对社会福利、医疗及教育施加各种限制，降低社会补助，削减大中学校教育预算，增加医疗收费项目。这一系列举措被称为撒切尔主义^〔41〕。由于这些政策，撒切尔主义在英国大受欢迎。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复杂现象，它“对于我们的目的什么是最有意义的呢？是撒切尔主义获得的普遍支持，尤其是那些其利益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由撒切尔夫人来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支持”。也就是说，撒切尔之所以获得普遍支持，是因为撒切尔主义在建立和保持意识形态霸权方面，能够建立起普遍的赞同，这样，撒切尔主义“直接利用了传统从属阶级的哲学和实践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普遍元素……这些元素并没有内在的、必然的或确定的阶级含义”。通过这种方式，撒切尔主义“建构了一个赞同而不是反对权力集团的平民主义的政治主体”^〔42〕，从而获得了很多工人阶级的支持。

当然，霍尔研究撒切尔主义的目的，不是为撒切尔主义做辩护，其最终目标是希望左派能够取代撒切尔主义，但是霍尔也看到了新时代氛围下政治和理论的变化。霍尔指出，80年代，“标志着‘后福特制的生产’的被增强的产品差异，模式和风格的激增”，同以当代西方为典型的“社会领域和社会‘逻辑’的增加”，“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更广泛过程”联系起来^〔43〕。这些特征造成了社会主体之间的日益复杂的和分立的身份。霍尔指出，撒切尔主义重新定义了政治学，并掌握了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而左派要取代撒切尔主义，就必须认真面对新政治和社会条件，在新时代条件下反对撒切尔主义。霍尔的这种理解对于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有很大贡献。他批判了研究者对后现代条件的盲目乐观或悲观，认为詹姆森和利奥塔对后现代世界的描述都是重要的^〔44〕。

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和新时代的看法，某种程度上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延续。首先，他认为经济和文化是纠缠在一起的，“现代文化在它的实践和生产方式上是严格物质的，并且商品和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化性”^〔45〕。这表明他试图超越简化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而这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其次，在新时代条件下，他研究新的社会主体；分析撒切尔主义，旨在使左派走出危机，复兴社会主义政治学；关注客观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研究它们适用于民主左派的新政治学的潜能。这些关注和研究，一方面重视主体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建立联系，这些都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

但霍尔的研究对于80年代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政治学。首先，他坚持认为，语言与现实的社会关系是相互决定的，而语言是霸权政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新主张。其次，霍尔对身份政治学的认识，强调了女性与黑人在新政治学中的重要地位。这两点也是80年代研究者的代表观点。霍尔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由于撒切尔对人民意识的重构，人民不再必然具有左派性质，社会主义政治不再能够根据人民的共同经验被思考。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综合的和不平衡的影响。因此，霍尔对新政治学、新社会主体和新方法的强调，更代表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历史学和文化研究有了新的关注点。虽然研究者还是坚持认为文化生活以政治和社会斗争为基础，但总体上说，他们开始质疑阶级立场与文化表现之间的联系；开始研究语言和话语对主观性和文化特征的影响。在文化研究领域，女权主义、民族和种族特征理论，还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步增强。在历史学领域，研究者开始注重语言在社会行为中的建构作用，于是开始了对话语、性别、民族、种族特征和福柯哲学历史学的研究。这直接挑战了汤普森的历史学，对汤普森来说，社会意识通过语言来表现，而不是被语言创造^〔46〕。这些新的关注点也代表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