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还是结构主义

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对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结构主义盛行又一定程度地否认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主义维度。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对“结构”的反对，已经表征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他的《理论的贫困》发表以后被激化。

1．第一次辩论

汤普森和安德森分别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他们具有明显区别。汤普森受到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的影响，重视具体经验而反对体系化的理论。他以批判大林主义为基础，重视工人阶级的能动作用，建立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安德森受到欧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批判新左派运动“几乎完全不能对英国社会提供任何结构性分析”，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和“前社会主义的”。这种特征使得新左派在此时期内经常在辩论中把主动权让给右派工党，从而使得新左派无法实现提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整体的愿望^〔60〕。

在《现存危机的起源》一文中，安德森对英国社会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进而批判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传统主义。在此基础上，安德森提出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要求，理论上必须借助于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上要关注第三世界革命，从而推动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安德森认为，在法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争斗，从而取代旧的贵族并于1948年结盟，而英国第一代无产阶级“热烈的争斗，孤立地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这与英国的历史发展相关。16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过早发展产生了17世纪不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旧贵族联合形成统治阶级，因此这次革命改变了英国社会的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这个过程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达到顶峰，那时贵族和资产阶级融合进一个独立团体。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能成功反抗和取代贵族并把自己的自由、解放、革命等思想强加于社会，而是继承了旧贵族的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这就证明了20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融合对工人阶级运动造成了严重影响。工人阶级通过挪用资产阶级传统，从而部分地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精神没有在社会上体现出来，使得工人阶级没能继承这些精神。“在英国，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产生了从属的无产阶级。它没有传承自由的冲动、革命的价值观和通用的语言。”这是对英国的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安德森认为，第一代无产阶级的悲剧是它过于早熟。因此，英国从来没有出现如法国那样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作为结构性意识形态，它在社会主义产生之前就有了第一次发展，但工人阶级运动直到19世纪晚期才恢复力量，从而不能挑战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被工党意识形态渗透^〔61〕。

由此，安德森提出，统治阶级虽然是“特殊结构”的产物，但它是“霸权的”。它控制了生产方式，并且是“整个社会的意识、特征和风俗的主要决定因素”。相反，工人阶级只有“合作”的地位，它的目标和期待不能扩展到社会其他地方，不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决定性影响。而工人阶级自身也深刻感受到了这种从属地位，获得了从属的阶级意识，这是工人阶级建立霸权的主要障碍。安德森认为，为了克服这种“合作意识”产生的局限，有必要创造革命意识，从而挑战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同汤普森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极力肯定不同，安德森认为，从英国社会的发展史来看，英国工人阶级缺乏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因此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因此安德森提出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要求，理论上必须借助于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上要关注第三世界革命，从而推动英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为了回应安德森的批评，汤普森写了《英国人的特性》一文，批判安德森“英国缺乏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点，“我们的理论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观念非常敏感”^〔62〕。在后来的著作中，汤普森还对莫里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做了充分论证^〔63〕。安德森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回应了汤普森的谴责，并且批判第一代新左派的文章，认为那时期的文章“是千篇一律的抽象、偏离主题的主观主义、夸张的语言风格以及彻底地放弃任何分析，而不是援引当前现实。这类思想是空洞的和过分简单化的”^〔64〕。具体来说，汤普森和安德森的分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65〕：

首先，安德森受欧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结构的和抽象的术语谈论阶级，集中注意国家的霸权和压制功能，认为“意识形态”与“文化”更具可靠性。安德森进而认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要功能是为激进运动创造理论分析，并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知识分子独立于社会（如欧洲精英知识分子），或者在适当时期之前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如英国新左派），都是不可取的。相反，作为人道主义者，汤普森认为阶级是历史的和文化的结构，是主体能动性的产物。汤普森进而维护更典型的英国的激进学术实践观。这种学术实践建立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尽可能广泛交流的基础上。

其次，安德森站在欧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汤普森所坚持的经验主义和文学传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经验主义和文学传统代表了英国整体的社会主义和思想传统，也具有创造性因素，但对于英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没有起到很大作用。英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必须要借鉴欧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汤普森则维护英国经验主义和文学传统，并且认为安德森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应该立足于英国实际情况去建设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利用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第三世界政治是行不通的。安德森以欧陆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强调结构的决定性高于人类意志。而汤普森则认为，安德森的这些关注似乎是向斯大林主义的回归。这实际上反映了汤普森对欧陆马克思主义认识不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欧陆马克思主义当时并不为英国学者熟知。另外，汤普森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反映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对于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欧陆马克思主义的抗拒。

2．第二次辩论

1978年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一书的发表，使得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理论的贫困》借鉴了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所写的《哲学的贫困》的书名，目的是指责阿尔都塞和安德森等人把历史视为一系列抽象的理论范畴，而非具体的历史事件，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敌人^〔66〕。安德森1980年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对汤普森和阿尔都塞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要求与汤普森进行更理性的对话，“从而抛弃旧的争论，并一起研究新问题”^〔67〕。这是继60年代中期之后，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的第二次对话。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工作表示了肯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工作中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68〕。但他认为应该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历史学工作获得的材料进行总结和抽象，并进行重新考察，从而得到“历史的全部法则和意义，在现有的水平上使思想体系完全适应于现在和未来”^〔69〕。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地而且是出类拔萃地属于那种探讨整个社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的范畴。”^〔70〕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成为一门科学。他将气象学与历史学进行类比，认为天气比历史更变化无常，天气的变化无常就要求气象学家对既有的事实和材料进行研究和总结，从而找出规律。历史学应该同气象学家一样，尊重科学和理论^〔71〕。但相反，汤普森反对将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把历史称为一门‘科学’的企图总是无益的并且容易引起混乱”^〔72〕。他非常反对理论抽象，反对理论抽象是他的整个立足点和思维方式^〔73〕。在他看来，“历史学家没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理论，历史理论必然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其他东西”^〔74〕。对于具体历史和抽象理论的不同看法，导致了汤普森和安德森对工人阶级、对社会等各方面的看法有很大差异。

安德森从以下几方面对汤普森进行了批判：

第一，安德森考察了汤普森的“经验”概念。安德森指出，汤普森一方面是将经验置于社会意识之内，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存在与意识之间发现经验。这种对“经验”的矛盾使用，源于这个单词在普通语言中的双重内涵。“经验”或者指涉人们经历的事情和事件，或者指涉伴随着反复的事件和情节的反复试验的学习过程。安德森认为，汤普森通常是“无意识地将（更受限制的）第二种类型的性能和力量转移到（更一般的）第一种类型的经验上。其中一个的效力是与另一个的普遍性相融合的，暗示了总体上理解历史的另一种方式，由此导致的普遍范畴不可避免地合并了非常不同的问题”^〔75〕。而且，当汤普森承认经验在某些被规定的范围之内是有效的时候，他隐含地认为，它给予的教训大多数是正确的。安德森评论道，完全相反的结论可以由经历同样事件的一些人得出^〔76〕。关于如何区分有效的和无效的经验，汤普森从来没有给出任何指示。

第二，安德森延续了“现存危机的起源”中的话题，从结构主义角度看待工人阶级的问题。早在《绝对主义的国家谱系》中，安德森就写到：“一种生产方式内结构性危机的解决一直依赖于阶级斗争的直接参与，危机把所有来自不同社会层面的社会阶级纳入历史总体内。”^〔77〕他指出，在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漫长时期中，英国工人阶级确实延续了英国传统的大众文化，但原本无序的下层阶级是如何成为资本统治下的受奴役的工人阶级的，这个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找不到答案。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汤普森仅仅关注生产者的直接经历而非生产方式本身，而没有关注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客观改造”以及“萌芽的阶级文化对这种客观改造所做出的主观反映”^〔78〕，这说明汤普森“过于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79〕。在此基础上，安德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确定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形式之中的特定社会力量的地位。”^〔80〕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其结构性地位才能发挥作用。

第三，安德森批判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实际上仍然是批判汤普森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而强调国际主义。他认为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极度闭塞，对邻国的理论文化一无所知”^〔81〕。“对我们而言，英国是20世纪重要国家中唯一一个没能产生任何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或重要革命政党的国家，这是一个主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过去，去搜集进步的或其他什么历史的传统，来加强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合法性……失望把我们赶出英国，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结果就有了国际主义这个理论园地。”^〔82〕安德森进而认为国际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要求。“国际主义信念的基础是：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在十九世纪中期诞生时至少汇集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思想体系，即德国哲学、法国政治学和英国经济学的话，那么它在二十世纪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必须靠同样程度乃至更激进地去突破国界。总之，我们不能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的事。”^〔83〕“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它才能发挥其全部力量。”^〔84〕但汤普森强调英国的特殊性，反对将欧陆理论和革命模式运用到英国。“我反对建立一种模式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革命这样戏剧性的插曲，而把它以前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和它联系起来；坚持一种理想的革命类型，而所有违背这种类型的都要受到审判。”^〔85〕

第四，安德森认为，汤普森对阿尔都塞政治学的描述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种描述没有考虑阿尔都塞面临的政治背景——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世界。阿尔都塞主义不是监控行为，他支持60年代初中苏分裂期间的中国立场^〔86〕。虽然他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且他在1956年危机期间的沉默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到阿尔都塞写《保卫马克思》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不仅仅被异见分子所赞成，而且还成为共产党的官方语言的一部分。当时，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不是主要针对那些像汤普森一样离开党的人，而是针对那些仍然留在党内的人。

第五，安德森对汤普森坚持人类主体能动性表示了肯定，“道德意识确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必不可少的要素”^〔87〕。但他认为汤普森一直放大了它的作用，尤其是它在早期历史阶段的作用。安德森指出，其实在早期历史阶段中，“人民”并没有像在现代一样在政治领域中起很显著的作用，他们很少系统地挑战统治制度。根据马克思主义，大部分过去时间都是必然王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历史主体对历史结果具有很小的影响。只有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的产生，大众才开始在塑造他们命运的时候起很大作用。

从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出，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争论，从根本上反映的正是对主体与结构之间关系认识的不同。汤普森虽然坚持认为客观经济条件和主体能动性同时对工人阶级产生作用，但他更加强调文化和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反对将阶级视为一个可以分析的整体结构。而安德森则坚持将阶级置于社会结构中考察。

应该说，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观点总体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内涵的。但在汤普森那里，“主体能动性”和“经验”是针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学范畴。汤普森承认工人阶级的能动作用，但他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并不全面。二战以后，工人阶级明显向统治阶级妥协，激进意识也消退了，还具有种族歧视倾向，并且受到总体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要了解工人阶级的这些变化，必须利用意识形态概念，这是汤普森所忽视的。但安德森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发展和能动作用，而执著于结构主义，这同样是有问题的。他们都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却得出了不同结论。实际上，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代表了唯物史观的两个层面。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8〕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人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之中的，必然会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汤普森和安德森都坚持了唯物史观，但都不全面。只有全面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对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准确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