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葛兰西”

葛兰西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葛兰西揭示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主要是争夺“霸权”的斗争，即争夺整个社会道德的、文化的、知识的因而也是政治的领导权。这个概念使得大众文化的分析并不固定于事先选好的立场，需要揭示的是大众文化的运行方式、文化实践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接合的动态过程，这使得大众文化研究充满巨大的理论张力。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西的理论方法揭示了文化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108〕。

葛兰西用霸权观念探讨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葛兰西认为，一个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能依靠暴力，而应该依靠“文化霸权”。“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前者行使的是“知识和道德的霸权”，即文化霸权，后者行使的是“统治”的霸权^〔109〕，即所谓的专政。统治者要获得霸权，必须赢得从属阶级的自愿认同，而不再是使用暴力或压制手段。而要赢得从属阶级的自愿认同，就涉及双方的谈判或协商的问题。统治阶级通过谈判或协商，获得了对其他阶级和集团的领导权。因此，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关系的形成，实际上是争夺霸权的过程，这种霸权不仅是文化的、知识的，而且是政治的。

具体来说，葛兰西霸权概念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霸权具有总体性特征。葛兰西虽然反对经济决定论，但他也认识到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重要作用。“在政治与经济达到同一时，政治才能变成永久的行动，并产生出稳定的组织。”^〔110〕“领导集团应该做出经济方面的一些牺牲。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牺牲不能触及本质的东西，因为霸权虽然是伦理的一政治的，但也必定是经济的，必然基于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决定性的核心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111〕可以看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具有总体性特征，“他关注的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联系”^〔112〕。

第二，葛兰西“霸权”概念是对“统治”概念的超越，有助于重新理解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关系，不能说是前者对后者的支配，而是二者为了争夺道德、文化和思想的领导权，最终是为了争夺对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优越于“统治”概念的地方在于：根据统治概念，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试图取代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直接制定框架，来约束工人阶级的经验。而根据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资产阶级之所以成为霸权阶级，其前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容纳对抗阶级的文化和价值，为它们提供空间。资产阶级霸权的巩固不在于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而在于联系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接纳对立阶级的文化因素。为了取得支配权，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阶级或团体及其价值观进行协商，这种协商的结果是一种真正的调停。也就是说，霸权不是消除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持的。为了说服那些从属阶级，统治阶级的政治取向必须有所修正，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中任何简单的对立都被这一过程消解了。被遭遇的意识形态总是以妥协的形式出现，它必须采取措施，给对立阶级的价值留出一席之地。

由于以上两个特征，霸权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路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可能消灭从属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而应该使之与自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达到整合。这实际上是将大众文化看作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相互谈判或协商的场所，暗示了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相容的可能性。大众文化研究通过转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否定了大众文化领域中的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简单视野，把大众文化视为一个斗争的场所，一个权力和反权力斗争的动态过程。由此霸权理论为大众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发展。霸权理论使我们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既可以超越精英主义的完全批判的立场，又可超越平民主义完全无评判的立场；它强调文化实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阐述的多种可能性，某一文化实践并不恒久地负载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对阶级决定论的摈弃使大众文化研究能够将视野扩展到文化差异和斗争的其他领域，如阶级以外的种族、性别和年龄压迫等^〔113〕。

根据葛兰西霸权理论，大众文化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大众文化“既不再是一种阻碍历史的、强迫性的政治操纵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也不是社会衰落的标志（‘文化与文明’传统），也不是某种自下而上自发出现的东西（某些文化主义论述），也不是一种将主观性强加给某些被动主体的意义机器（某些结构主义论述）”，而是“意向与反意向的‘谈判的’的混合体；既是‘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既是‘商业化的’又是‘真实的’；是抵抗和合并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这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形态下被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说，大众文化是相互对立的利益和价值观的矛盾混合体”^〔114〕。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特征，葛兰西霸权理论在七八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了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转向葛兰西”^〔115〕倾向。安德森早在其60年代的著作中，就提到了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性。到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开始大量接受葛兰西思想。威廉斯在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受到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强烈影响。霍尔借助这一概念提出自己的大众文化观。文化研究者也通过这一概念来分析亚文化、媒体、种族和性别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