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

葛兰西霸权理论对英国文化研究最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它帮助英国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之争。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它导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的“概念”，而且，它还把两种权威的思考文化的方式——强调“结构”的方式和强调“主体”的方式带入了活跃的关系之中。把文化看作结构，意味着把文化拟想为文化工业的施加之物。据此，文化是为了利益和意识形态操纵而被提供的东西，它确立主体的地位并施加意义。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以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有些理论也都是这样来理解文化的。把文化看作主体的一个手段，就是将其理解为自“下面”而发生的东西，比如说，“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或任何其他的从属文化）。这是作为“人民的声音”的文化。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文化的例子可以见诸文化主义的著作、社会历史的一些论述（“下层的历史”）以及后现代理论的一些论述。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是一个冲突力量的混合体，这些力量包括来自“下面”和“上面”的力量，“商业的”和“真实”的力量，被标示为“抵抗”和“团结”的力量，“结构”与“主体”也都参与其中。

其次，霸权理论还引发了对文化政治的再思考。葛兰西认为，文化是霸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场所——不断赢得对于统治和服从关系的认可。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是统治集团的利益与服从集团的利益争斗和协商的竞技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看到结构和强加的行为，仅注意到操纵和“错误的意识”，我们将不能理解纠缠于复杂的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创造了文化，也被文化所创造；有主体也有结构。只为主体欢呼是不够的，同样，只分析权力结构的细节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知道权力和主体、生产和消费、团结与抵抗之间的对话关系^〔116〕。

根据前文分析，现在我们来具体谈谈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种范式。

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存在很大差异。在文化主义看来，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是自下而上的真正的文化，因此文化主义者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方法，注重从属阶级的利益，主要对底层人民的文化进行研究。从根本上说，文化主义强调“主体”。而在结构主义看来，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机器，因此结构主义者运用符号学和语言学方法，不仅分析青年亚文化、以性别与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而且注重文本分析，研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形式。从根本上说，结构主义者强调“结构”。也就是说，二者对于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认识不同。

具体来说，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之间的对立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结构主义的巨大优势在于它对‘决定性条件’的强调”^〔117〕。结构主义强调产生文化的限定条件，这说明人类的思想和活动是受到一定现实条件限制的；而文化主义往往理想化地肯定人的能动性，这就造成文化主义强调经验的地位而忽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其次，结构主义认为，要揭示“那些不能被肉眼所见、不能呈现也不能证实自身的关系和结构”，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需要将理论抽象引入批判话语。而相反，文化主义往往注重具体的和复杂的文化现象而反对理论抽象。最后，结构主义认为文化必须被看作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复杂的结构统一体，是由各种相对自主的冲突和对立构成的。结构主义的这种总体性观念与文化主义不同。文化主义确实强调文化的总体性，但是这种总体性最终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它模糊了冲突和对立的特征，把文化视为人的经验的表达，从而难以把握文化的总体性^〔118〕。

总体来说，“结构主义强调：从定义上说，‘经验’不能成为任何东西的基础，因为人们只能通过文化的范畴、类别和框架去经历和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119〕。也就是说，结构主义强调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是人的实践的最终条件或决定因素，因此认为人并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其意识形态产品。而文化主义“倾向于依据关系结构被‘经历’与被‘经验’的方式来解读这种关系结构……每个都给予‘经验’在任何文化分析中的真正地位……他们倾向于将实践还原为应用，倾向于发现隐藏在最明显不同的领域中的共同的和一致的‘形式’，他们的活动是‘同质化’的”^〔120〕。

文化主义有自身的缺陷，结构主义也有问题。阿尔都塞理论虽然不再用传统的“歪曲观念”和“虚假意识”来定义意识形态，而是探讨意识形态的内化过程，但是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的作用功能化了，导致了结构决定论。结构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无法理解不按“统治／决定”定义的意识形态，也无法理解斗争的概念^〔121〕。而“文化主义正确地认识到，有意识的斗争和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正面作用，是分析历史、意识形态和意识的必要元素，因此它反对结构主义范式对这种正面作用的忽视”^〔122〕。也就是说，文化主义可以通过运用一些概念把文化范畴与具有主动性和组织性的意识形态方式联系起来，突出了主体在历史中的主动作用。

由此可见，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虽然对于文化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无论‘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不足以承担将文化研究建设成为一个概念明确、理论充实的研究领域这一重任”^〔123〕。这并不是说，将二者进行综合、进行范式的折中就可以解决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要解决文化研究问题，就必须以“批判的方式”去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最佳选择，它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视角。“葛兰西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更加精致的术语，这些术语可以将‘无意识的’和关于共识的既定文化范畴同更加积极的、有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联系起来，这些术语能够干预共识与大众传统的基础部分，并通过这些干预组织大多数的男男女女……在葛兰西对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过渡的讨论中，他已经指出超越这种错误的两极化途径，以及这种超越的特定形式与阶段……文化研究路径已经尝试利用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中的最好元素，并通过葛兰西阐明的一些概念来推进思考，这种路径最接近于满足文化研究领域的需要……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确占据其他竞争者所不具备的中心地位，因为在它们之间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它们使我们回到由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具紧密联系但又不相互排斥的概念所表示的领域。它们一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考虑不同实践的特殊性，又考虑由它们所构成的被接合的统一体的形式。”^〔124〕

通过以上分析，霍尔某种程度上既i风刺了威廉斯，也讽刺了汤普森。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并不是像霍尔指出的完全没有意识到结构的决定性。威廉斯的作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的“决定”观念，虽然不是结构主义的，但仍然具有强烈的结构感^〔125〕。威廉斯也强调了结构，但他与霍尔不同，威廉斯强调的是文化整体中的结构。而霍尔则是强调了结构中的冲突与矛盾，甚至对于葛兰西的接受，霍尔也是将葛兰西与结构主义进行了结合。霍尔与威廉斯观点的区别，造成了70年代文化研究的内部分歧。

由于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霍尔对威廉斯的社会总体性概念并不认同。威廉斯对葛兰西的解释带有很强的“后文化主义”的特征，而霍尔则进一步地把它吸收进一种发展着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范式中^〔126〕。也就是说，霍尔是将葛兰西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联系起来。威廉斯站在文化主义的视角，挪用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霸权的统治与从属、斗争和冲突都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并通过大众意识而进入大众的现实生活世界中。而霍尔则寻求结构上的对立，强调冲突和斗争，而不是整体过程。但霍尔认为，在威廉斯那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并以单一的矛盾——资本与劳动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符合”和“类似”，与多样的文化与政治实践相联系。而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霍尔强调社会结构中实践的“特殊性”和“自主性”，它们的统一建立在“差异”而不是“符合”的基础上，通过“接合”联系在一起^〔127〕。

霍尔通过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借鉴，帮助英国文化研究走出了范式危机。但英国文化研究在借鉴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过分突出葛兰西著作中的反经济主义，忽视了对现象的经济层面的分析。比如“他们不能把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管理模式去分析它，来补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也没有把它作为英国经济现代化的连贯策略和对社会生活的保守的重组来分析”^〔128〕。二是没有实际可操作性，“当他们由分析的和政治的描述层面转向具体方案和策略层面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129〕。但不论如何，有一点值得肯定：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大大推动了英国文化研究，扭转了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趋势，同时又没有回到人道主义，使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