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文化形式划分

我们之所以说三种文化形式的划分从根本上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是因为马克思的以下一段论述对于研究者具有启示性意义。

马克思曾经提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0〕

这段话其实涉及文化和思想领域中的领导权问题。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试图将自己的文化思想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价值，从而将自己的文化合法化，使这些文化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展开论述。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可以说延续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不一定意味着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试图取代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正相反，资产阶级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文化能够一定程度上认同和接纳附属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的统治才得以成功。他认为，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实现霸权，不再主要是以暴力和压制的国家机器为手段，而主要是以文化霸权为手段，通过文学艺术和传媒等文化形态的东西来把他们的世界观、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渗透到人民大众当中，并尽可能使它们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因此，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就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文化霸权。葛兰西因而主张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霸权，自觉占领文化阵地，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从而获得解放。这是葛兰西在新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作的贡献。

受葛兰西影响，威廉斯给出了自己对霸权的理解。霸权是“建立在整个生活之上的全部实践和期望：我们对力量的感觉和分配，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构成性知觉，是活生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它既是本质性的又是建构性的——当它们在实践中被经历的时候，它们又互相证实。这样，它就为大多数人构建了一种现实感。说强硬点它就是一种‘文化’，但它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在生活中对特定阶级的统治和服从的文化”，“它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构成了一种现实感”^〔41〕。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威廉斯重点强调了文化霸权的两个方面：社会经验性和复杂性。也就是说，霸权总是存在于深处，广泛地渗透于社会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并且，霸权不是一种简单的压迫、强制关系，其内部结构总是在不断的更新、再造和调整，不断地与对立的社会集团及其价值观念进行谈判、调停，尽可能地将对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体系之中，以维护其统治地位。

在对霸权的这两方面的强调的基础上，威廉斯提出了三种文化形式的划分：统治性的、残余的和新兴的文化。统治性文化即是指“中心的、有影响的和居主导地位的意义和价值体系，这些意义和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组织的和活生生的”^〔42〕，这种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性文化的主体掌握着文化霸权。统治性文化与“替代性的”和“对抗的”力量有着不断的冲突，这种对抗的力量一方面指的是残余文化，另一方面是指新兴文化。残余文化是指“过去已经实际地形成，但是依旧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它们是不能根据主导文化来证实或表现的某些经验、意义和价值，但在以前的社会形式中的文化和社会残余物的基础上，它们却得到了生存和实践”^〔43〕。它通常与统治性文化保持一定距离，但主流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吸取残余文化中对其有益的成分，去除其不利成分。但残余文化中也有些东西与统治性文化是对立的，它们有时候会对统治性文化构成巨大挑战，甚至消解文化霸权。新兴文化即“新实践、新意义和新经验”，它们往往与新阶级组织的出现、新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新文化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它们被不断创造，并且要么被统治性文化合并，要么预示了新的社会形式。与对残余文化采取的手段一样，当新兴文化出现，统治性文化就试图吸收其有益成分。由于新兴文化主要是与新阶级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统治性文化和新兴文化之间往往存在激烈对抗，这就构成了争夺文化霸权的激烈斗争。这样，在威廉斯看来，统治性文化与残余文化、新兴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体现了文化霸权的动态性质。

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常会采取一些手段，比如制定文化政策或通过文化机构对从属阶级进行教育。这样，家庭、教会和学校等机构就成为加强文化霸权的基础。而在当代社会中，大众传媒的作用开始突显，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威廉斯在许多著作中对大众传媒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传播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威廉斯一生关注的焦点之一。”^〔44〕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认识不同，威廉斯认识到，大众传媒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理性发展的结果，其中还涉及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要研究大众传媒，必须将其与总体社会研究联系起来，它与社会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为了言论的自由、开放和真实性，威廉斯提倡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威廉斯把人类对媒体的使用归结为四种类型：父权主义，即国家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操纵媒体；权威主义，即媒体被用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商业主义，即媒体以积累财富为主要目标；民主模式，其中人民介入和双向对话成为最重要的特征。威廉斯指出，前三种系统是受统治阶级控制的，是统治阶级实施文化霸权的工具。但如果现代社会以第四种方来使用媒体，那么一个有创造性的、民主的、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将会产生。也就是说，民主模式预示了从属阶级反霸权的可能性^〔45〕。他指出：“今天，在一个民主的传播系统中，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呢？毫无疑问，那种传播属于整个社会，它如果想要健康成长的话，那它就必须以社会个体最大可能的参与为基础。由于传播记录了人类的成长和发展，所以它必然是变动不居的。它必须把自己分散为许多不同和独立的系统，这些系统必须保证能够自我维持。我们必须抛弃如下观念：传播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说教和引导的问题。最后，我们还应该抛弃有关我们已经广为接受的传播的错误意识形态：那些只对作为控制他人的传播感兴趣或者那些只想利用传播赚钱的人的意识形态。”^〔46〕在考察这种民主模式的可能性时，他提到了科学和学术的重要性：“唯一替代那些把文化手段当作简单商品的不负责任的人的控制的是公共系统。”而他认为，大学是这种公共系统的主要代表，它有提高人们公共参与媒体的义务和责任。事实表明，威廉斯对媒体的期望过于理想化，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文化”都没有如期实现。但威廉斯的设想促使人们去思考媒体提供新的交流空间的可能性。

总体来说，威廉斯是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来反对经济决定论，并提出自己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在政治立场方面，威廉斯同马克思一样，积极参与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现实斗争。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考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威廉斯却从文化视角出发，提出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来具体分析社会的文学、文化问题。威廉斯深知马克思由于政治形势所迫，未来得及深入研究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廉斯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是对马克思工作的补充。但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认识到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从这一点来说，威廉斯的文化观是对马克思文化观的进一步明确和阐发。威廉斯改造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提出三种文化形式，并强调了文化的动态过程，看到了文化的能动作用，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相吻合的。文化唯物主义将唯物主义扩展到文化实践中，批判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机械理解，丰富和发展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并且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所研究的一些问题和提出的概念，有助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认识。另外，他对广告、电影、电视、传媒等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扩展了文化的内涵，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

但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有一些理论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威廉斯对于文化的界定比较模糊。“‘整体生活方式’这个短语中的‘整体’一词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含混不清地漂浮，既意味因为你站在圈外就可以把握的圈内的一种生活形式，又意味有着你自己的生活中所缺少的完整性的一种生活方式。”^〔47〕而“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中究竟包括多少呢？一种生活方式会不会要么太大而且多样，要么太小而不能作为一种文化谈起呢？”^〔48〕其次，威廉斯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有失偏颇。虽然威廉斯批判了传统的经济决定论，但他有时候甚至将马克思思想也划归到经济决定论的范畴中。威廉斯没有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区分开来，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正是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和整体的社会关系观点出发来研究文化问题的^〔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