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

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

二十四史名列第一部是《史记》。

《史记》是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先例。毛泽东在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接触到《史记》，此后他读了一辈子的《史记》，《史记》中的不少《本纪》、《世家》和《列传》，他都能背诵如流，讲解不绝。

早在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笔记《讲堂录》中，就记有司马迁的事迹：“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就在此前后几年，毛泽东通读了《史记》全书。1915年9月6日，他在与同学萧子昇的信中说起自己的读书心得：“《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页）

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是本书第一篇列传，毛泽东由此读及其他各篇，这篇列传给他留下的印象极深。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已在家乡韶山冲读了小说《封神演义》；《封神演义》中第六十八回就是《首阳山夷齐阻兵》，后来又读韩愈的《伯夷颂》，从而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孤竹君两子伯夷、叔齐大有认识。1949年8月，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社论《别了，司徒雷登》。就以两人在首阳山阻武王义师伐纣为例，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5—1496页）用以批判那些稀里糊涂地对美国存在幻想的某些民主人士。

学生时期的毛泽东对读史尤其是读《史记》颇有兴趣，因此作有很多笔记，包括史论，但很多都因日后的战争和迁徙而佚失了，现存仅有1912年6月写的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一篇，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出自《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内称：“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毛泽东读了此段《商君列传》，发表议论，写了：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典，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2页）。

毛泽东对《商君列传》所叙商鞅变法大感兴趣，后来在《讲堂录》中，他记道：“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60—561页）

对于战国时期的其他法家代表人物荀子、韩非和李斯，毛泽东也颇感兴趣。他读《荀子》，写下多条眉批，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韩非写有批语：“韩非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历史笔记解析》第57页）读《李斯列传》，关注李斯的《谏逐客书》。1959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很差。”“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的，主张法后王。”（《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1965年6月，在与越南胡志明主席谈话时，毛泽东又谈到李斯和《谏逐客书》。毛泽东说：“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李斯是楚国人，是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公元前237年，因吕不韦被黜罢相事，秦宗室贵族提出驱逐关东六国籍人员。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书》，受到秦王政（秦始皇）采纳。此后，李斯以他的才干和见识，受到秦王重用。”

战国苏秦、张仪是纵横家代表人物。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奔走于各国诸侯间。毛泽东早年读《资治通鉴》、《史记》，曾分别详细记述他们的故事。1915年，在与萧子昇信中，就提及“苏张纵横，其舌未敝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3页）1960年12月，在他六十七岁生日时，他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席间又和大家说起了苏秦和张仪的故事：“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做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了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遍，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能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攻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第1—3页）

毛泽东是按《史记·张仪列传》讲的，但他讲得很风趣，用了很多现代用词，还包括用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比喻各国使臣，表现了他对苏秦、张仪故事的熟悉。

《史记》卷八十三有《鲁仲连邹阳列传》，内称齐人鲁仲连力阻魏使，义不帝秦。毛泽东早年读过《鲁仲连传》。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在此稿的结尾，就谈及了《史记·鲁仲连传》。内称：“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60页）

读《史记·鲁仲连传》，毛泽东是深知传主其人其事的。1956年10月3日，他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新中国成立后初次来北京的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员曹聚仁。曹聚仁来中国大陆，主要目的是就台湾和平统一事务会商于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对曹聚仁所做的沟通工作颇为赞赏。就说：希望你当鲁仲连。这样曹聚仁真的当起了现代鲁仲连。所以毛泽东称他为“今之鲁仲连”。

我党干部要学将相和

毛泽东对于战国时期赵国的名臣良将，颇有兴趣。他读《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对本传所记的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等都记忆深刻，时有谈及。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多次谈及蔺相如。1949年底访苏，就当年米高扬作为斯大林特使来西柏坡不吃死鱼之事，在莫斯科住地亦拒绝食用死鱼，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学蔺相如使秦的办法，回报他一颜色。”（《开国领袖毛泽东》第392页）1950年3月，在与即将出任大使的黄镇解释“黄镇”名字时也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将军不辱使命》第10页）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常常谈起廉颇、蔺相如。当时，由《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编的京剧《将相和》正在上演，毛泽东在观看后，对蔺相如一心为国、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和廉颇勇于认错、负荆请罪，最后两人结成刎颈之交的故事十分欣赏。他说：我党干部要学将相和，宽宏大量，襟怀坦白，做维护团结的模范。

他对蔺相如是赞扬的，对廉颇的军事才能也非常欣赏。1939年，他在延安抗大讲战争辩证法“知彼知己”时，就秦赵长平之战谈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廉颇故事：当赵军统帅廉颇在长平之战初期，经两次进攻受挫后，认为进攻力量不够，乃果断采取战略防御。他敢于按照实际情况改变战法，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烽火岁月——程国璠文集》第10页）

赵奢是赵国良将。毛泽东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很欣赏赵奢率领赵军以逸待劳、一鼓作气，解救为秦军久围的阏与（今山西和顺）军民的故事。赵奢对自己的功劳，始终持低调、谦虚的态势，可是他的儿子赵括却夸夸其谈，认为打仗取胜是很容易的事。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了赵括的典故，也就是纸上谈兵的成语。他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1页）1939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给抗大学员讲军事辩证法课，讲到战争史上有的人既不知彼，又不知己，专凭热情，或专靠书本，或唯上是从，这样去指导作战，自然难免碰壁，又举了战国时期长平之战赵括这个典型人物的事例：赵王急于打败秦军，又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换坚持战略防御的廉颇，任命只知空谈兵法的赵括。赵括既过低估计秦军的力量，又过高估计赵军的力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轻举妄动，对秦国采取战略进攻的方针。结果被秦军包围，最后全军覆没，使赵国处于濒临灭亡的危险境地。（《烽火岁月——程国璠文集》第10页）

赵括纸上谈兵，终于为秦将白起所败，全军覆没。

毛泽东读《廉颇蔺相如传》，也熟知“赵之北边良将”李牧，1948年4月，他由陕北渡河进入山西，路经雁门关时，就与周恩来谈起，这里曾是李牧大败匈奴的地方。

建国后，毛泽东读《古文辞类纂》，对其中欧阳修《为君难论》提及的赵括和秦将李信说大话、为君王误信，“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所以败也”，颇不以为然，批驳说：“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7页）他把白起、带兵灭赵国与楚国的秦将王翦和赵将廉颇、李牧，都视为“新进”将领，认为他们朝气勃勃，智勇双全，是不能与丧师的赵括、李信同样看待的。

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毛泽东一生点评最多的皇帝就是秦始皇，当然亦多次阅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读了《秦始皇本纪》后，他对秦始皇做出高度评价，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1958年11月10日，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四百六十多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学说。秦始皇是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终于把六国吞并了。能说这不是好事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138—140页）

毛泽东也谈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丧失了进取的方向，志得意满，耽于佚游，求仙问道，大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还说秦始皇怕秀才造反，以为焚书坑儒，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传下去，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此处谈的秦始皇故事，均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读《陈涉世家》，批语有“一误”、“二误”

毛泽东爱读《史记》，其中一篇就是《陈涉世家》。

陈涉即推翻秦王朝的陈胜。

毛泽东对陈胜的故事了如指掌，如数家珍。1971年8月20日，毛泽东在读《史记》时，正逢服务员韩淑红进来，他翻开《陈涉世家》对她说：“我来教你们学点历史。”便把《陈涉世家》译成白话口述给她听，然后又讲了一段陈胜、吴广的故事。

毛泽东说：陈胜字涉，是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吴广为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秦始皇时，苛政重敛，暴政如虎。他动用全国民力、财力、旷日持久地大兴土木，筑长城，修地道，又兴建规模宏大的阿房宫、豪华的骊山陵，又对匈奴、南越用兵，大量征用戍卒和民夫，大批青壮年离乡背井服徭役，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苦不堪言。秦始皇死后，二世继位，其统治更加残暴，矛盾空前激化，人们走投无路，秦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胜、吴广是“佣耕于垄亩”的农民，秦二世元年，他们与九百多农民一道，被征发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戍守，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因连日暴雨，无法赶路，而误了期限是要被杀头的，陈胜、吴广被逼起义。他们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口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他们迅速占领陈县（今河南淮阳），陈胜自立为王，建立政权号张楚，封吴广为假王，接着分兵四出，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505—506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读《史记·陈涉世家》时对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在阅读《陈涉世家》时，对文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以及“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等处，均划有红、黑两色的着重线。还在“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和“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在此两段天头上分别批语“一误”、“二误”。文中并分别以红铅笔划有着重粗线。

他对陈胜脱离本阶级群众、又用人不当的批评是很深刻的。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毛泽东熟读《史记·项羽本纪》。

1964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项羽认真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约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位置没有选好。毛泽东说的项羽的这些事，都见于《史记·项羽本纪》。

毛泽东读《史记·项羽本纪》时，还注意到项羽临终前所说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等语，认为他至死还不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1936年，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有批语：“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6页）

毛泽东多次读《史记·高祖本纪》，也多次谈论《史记·高祖本纪》。

新中国成立后，他读中华书局1959年9月出版的标点本《史记·高祖本纪》，在楚诸将谈及西征时称，“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作批语：“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毛泽东非常赞赏刘邦的用人之道，他曾对刘邦、项羽的用人作过比较：楚汉相争，项羽失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缺乏群众路线。刘邦的用人之道比他好，所以才有萧何、张良、韩信、曹参、樊哙等文武众官跟随左右，而项羽仅有一个范增，也用不好，最后只成孤家寡人了。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又提起刘邦善用人的故事。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95页）

毛泽东讲起刘邦、郦食其的故事，头头是道，娓娓动听。据龚育之回忆：后来田家英说，他当时想查一查书，校对一下史实。查了《高祖本纪》，没有这样的记载。查了《郦生陆贾列传》，一开头就是郦生见刘邦的故事，但是没有怒叱门房“老子是高阳酒徒”之类的情节。那么，这些情节哪里来的呢？正准备另外去查找的时候，毛泽东来了，说：就在《朱建传》后头。田家英再一查，果然。（《在漩涡的边缘》第67页）

毛泽东说《朱建传》即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最后一段，在此段后面非常生动地记述了这个故事：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予曰：“延客入！”

郦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将兵助楚讨不义，足下何不自喜也？臣愿以事见，而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乡者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

将这段文字与毛泽东的叙说一对照，可见毛泽东对《史记》故事是多么地熟悉。

毛泽东熟读《史记·高祖本纪》，对刘邦的人才学颇有兴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说到刘邦的人才学，毛泽东不只一次地引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关的话。1957年6月，他在与吴冷西谈话中说：“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说到这里，毛泽东当即背诵了刘邦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忆毛主席》第43页）

子房，即张良。毛泽东读《史记·留侯世家》时，常向旁人介绍《世家》所记张良故事。如他到江苏徐州，就说：“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曾隐居在古邳镇（在徐州附近），并在那里的圯桥见到黄石公。黄石公给他一部兵书，帮助张良成就了大事业。”在徐州登临当年楚汉战争的九里山时，毛泽东又说：“项羽最后退到垓下被汉军团团围住，刘邦、张良采取十里埋伏和四面楚歌的计划，从军事实力和心理上瓦解楚军。项羽绝望，慷慨悲歌，别姬南下，到乌江时自刎而死。”（《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181—1182页）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颇有兴趣地讲了张良开导刘邦的故事。他说：“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称赞了张良用智谋辅佐刘邦。“假齐王”，即代理齐王。当时韩信率大军占领全齐，而刘邦却被楚军围困于荥阳。韩信派使者前来请求做代理齐王。刘邦读了报告大骂韩信，张良、陈平踢了他一脚，与他耳语：现在我们不利，怎么能阻止他呢？不如好好对待他；否则，会发生变乱。刘邦是聪明人，立即省悟，又骂道：“要做就做真王嘛，何必代理！”于是派张良出使封韩信为齐王，并命他出兵来救。此事出于《史记·淮阴侯列传》，可见毛泽东是非常熟悉这段故事的。

毛泽东读《史记·萧相国世家》，对萧何留守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力和粮食大加赞赏。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就粮食生产问题，又谈起了萧何的故事。他说：“《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三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二十四岁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和《资治通鉴》

毛泽东高度评价《史记》。

他说：“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1963年1月3日，毛泽东将所读的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新点校本，推荐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写了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阅，几天还我不迟。

这个新版《史记》，标点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毛泽东

一月三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38页）

毛泽东此处所称标点乃是指顾颉刚主持的分段标点，注释《史记》，则用了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

毛泽东高度赞扬《史记》，把它与《资治通鉴》并列为两部“大书”。

1975年，身体不好的毛泽东在与周围人员谈话时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977页）他对司马迁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写成《史记》一书感叹不已。1949年12月，他在赴苏列车上得悉翻译师哲是韩城人，与司马迁同乡时，随口说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文字：“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接着又说：“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毛泽东又说：“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引用了这段文字，且说：“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明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就说：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

《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所写人物栩栩如生，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时，经常会引用其中的故事。1973年9月，他在饭桌旁与人讲述司马迁政治上三起三落的故事，不无感慨地引用《史记·汲郑列传》司马迁评论汲黯、郑当时的几句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1976年2月，毛泽东在病床上又念起这几句，还跟身边的人说，这是《史记·汲郑列传》的话，如今像汲长孺、郑当时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听到旁人谈及女人掌权，“头发长、见识短”的说法时，就讲了一个故事：

战国时期，一位给大官当马车夫的男人，一天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第二天下午，一定要敞开大门，你在门口站着，因为他要为大官驾车，从家门口过，他要让妻子、让邻里看看他的威风和神采。可第二天，当他得意洋洋地驾车从门口通过的时候，别人家门口都站了不少人来看，唯独他家的门却紧闭着。晚上，马车夫一回家，就对妻子大发脾气。没想到他妻子却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看到你了，是从门缝里看的。我真为你感到丢人，车里坐着的那位大官，人家也没像你那么神气，只是静静地坐着，低头耷脑的，而你这个赶车的却比当官的神气多了，我真觉得害臊。以前，我还没觉得什么，你会赶车就赶车也没什么丢人，可现在，我真为你感到难为情……”车夫听罢妻子的一席话，满腔怒火化为满腹惭愧，忙向妻子道歉。以后再给大官赶车时，他就不那么神气了。车夫的这种表现还真被那个大官发现了。听了车夫的一番诉说，那位大官对他说：“你的妻子很有见识。”从此就不再让车夫赶车了，因为车夫也知错认错。（《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45页）

毛泽东说的这个故事，见《史记·管晏列传》。那个“大官”就是齐国相晏婴：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子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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