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的《文赋》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

陆机的《文赋》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

晋人陆机的《文赋》历来很有名。它的主要成就究竟表现在哪里？有人说，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分析了写作的过程；有人说，它提出了形象思维的问题；有人说，它强调了感兴的意义；……毛泽东却说：……

毛泽东评点原文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1]

陆机、陆云简介

陆机(261～303)，字士衡，西晋吴郡吴县华亭(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祖父陆逊，三国时吴国名将，曾任丞相。父陆抗，亦吴国名将，曾任大司马。父死后，陆机领父兵，为牙门将，时仅14岁。吴国灭亡对，已20岁，退居田里，折节读书，达十年之久。晋武帝太康末年(289)，始与弟陆云同去京都洛阳，以文才而名重一时，尤为太常张华所器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张华多次向朝廷重臣推荐陆氏兄弟，因有“二陆入京，三张减价”之说。太傅杨骏任他为国子祭酒，累迁至太子洗马、著作郎。吴王司马晏镇淮南时，任陆机为殿中郎。赵王司马伦辅政，任陆机为相国参军，次年司马伦拟篡帝位，任陆机为中书郎，封关中侯。后来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杀死司马伦，陆机被牵连入狱，减死徙边，遇赦得免。当时，八王之乱方兴未艾，有人劝他回吴郡，离开是非之地。但陆机自负有才能声望，而志在匡救世难，没有接受这一劝告。成都王司马颖据邺，号称皇太弟、丞相。陆机认为他“必能康隆晋室”，就投靠了他，被他任为参大将军军事、平原内史，因而世称“陆平原”。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攻打长沙王司马颙，任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兵二十多万人。陆机认为自己家中三代为将，是道家所忌，且部下不服，都有怨望，因而固辞都督之职。司马颖不同意。陆机与司马颙战于鹿苑，大败，死亡的士兵使七里涧断流。这时，司马颖听信宦官孟玖兄弟的谗言，斩杀陆机于军中。陆机最终成了司马氏兄弟叔侄相互残杀的牺牲品。卒年四十三。

陆机能诗善文，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原有诗文集四十七卷，多散佚。今通行的《陆士衡集》，为南宋徐民瞻辑，明陆无大刻。今存诗104首，系仿古拟古，辞藻华丽，对偶精工，开六朝文风之先。

陆云(262～303)，字士龙。十六岁时，举贤良。与其兄陆机入京都洛阳，均有文名，时人称为“二陆”。刺史周浚任他为从事，不久，为太子舍人，出京担任浚仪县令。吴王司马晏任他为郎令。他上疏劝谏司马晏，谓不宜于西园大造宫室。后又入京城，任中书侍郎等。成都王司马颖表荐他为清河内史。司马颖出战齐王司马颙时，封他为前锋都督，迁大将军右司马。陆机遭谗受害时，陆云也牵连被杀。卒年四十二。

陆云的诗文，明人张溥辑为《陆清河集》。他的诗，内容典雅，结构严整，文辞清新。他的赋，今存八篇，真切动人。他的3 5篇《与兄平原书》，较系统地反映了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

试析

中国的书面文学作品，早在《诗经》之前已多有出现，《诗经》则是第一部文学作品集。其后，诸子散文、传记文学、楚辞及乐府民歌等，异彩纷呈，璀璨夺目。而文学评论著作，则付诸阙如，只在《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及《史记》、《汉书》、《法言》、《论衡》等书中偶有所见。然亦吉光片羽，贻惠后人。及至建安时代，中国文坛才出现了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按时间顺序说，陆机的《文赋》，则是中国的第二部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其后，便有《文心雕龙》、《诗品》等相继问世。

据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他青年时代完成的这篇作品，是他总结前人的写作经验和自己的写作体会的结晶。写《文赋》的目的，他在赋前的小序中说得很明白：“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就是说，他要从前人的写作中找出成功与失败的根由，以为后来者曲尽文章精妙的法则。

《文赋》阐述了构思立意、布局遣词、想像感兴，文体辨析，以及语言音韵等方面的问题，指出了五种文病，而更重要的是，论述了“物、意、文”三者的关系。

作者说他自己“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话的意思是，文章应该意以达物，文以传意。人们接触了外界的事物(物)，便产生了某种思想和感情(意)，表达这种思想和感情的方法之一便是作文(文)。外界的事物，既包括自己在实践中所耳濡目染、所感知认识的东西，即直接知识，也包括前人在他们的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东西，即间接知识。《文赋》开篇便说到了这两方面：“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文章然后分述了写作者的感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芬春。”又分述了写作者接受前人遗产的情况：“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有了这两方面的充分准备，就可以开始写作。

对客观事物的接触，产生了反映于人们头脑中的形象与理性认识。当人们准备将这些活的形象与理性认识形诸文字时，实际上就进入了构思过程。《文赋》说：构思之始，“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构思成熟之时，“情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最后达到了“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极高境界。这时，便可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正式动笔写作了。所以，构思的过程，是写作者再现、复印、整理和条理化客观事物反映在自己头脑中的活的形象与理性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客观(物)→主观(意)→客观(文)”的逐渐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总的要求，便是意以达物，文以传意。

《文赋》所阐述的这种“物—意—文”的关系，正是毛泽东所称赞的朴素的唯物观点。自《文赋》问世以来，极力颂扬它的深刻的理论意义的，代有传人。而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上对《文赋》进行肯定的，一千七百年来，毛泽东则是第一人。

赋者，铺陈其事以体物言志也。既要铺陈，就难于意赅而言简。毛泽东中肯地批评《文赋》“可惜太冗长了些”。陆机在《文赋》中正确地说：“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但他自己正犯了冗长这个毛病。其弟陆云及同时代人张华都向他提出过批评。孙绰《世说新语·文学》说“陆文深而芜”。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也说陆文“腴辞弗剪，颇累文骨”。其实，《文赋》的冗长，恐怕与赋这种体裁的先天性弱点有关。

《文赋》正因为“冗长了些”，内容不集中，对“物—意—文”这个唯物的关系，反而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被其他面面俱到的内容冲淡了些。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文赋》“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序志》又说：“陆赋巧而碎乱。”这确是击中了《文赋》的不足处。

陆机《文赋》论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除了“物—意—文”的关系问题外，还在感兴、文体、风格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创见，促进了后代的文论的形成与发展。

关于“感兴”。感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创作灵感。《文赋》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颐，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把创作灵感之来与去，说得很形象。也就是说，陆机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次语意肯定地提出了灵感问题。这是他的一大“发明”。后来，刘勰作《文心雕龙·神思》，全是本之于陆机；沈约、陆厥、萧子显等人虽有关于灵感的类似言论，均不及陆机谈得具体。作者何以会产生创作灵感？根据陆机的意以达物的观点，灵感当是作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长期观察、感受的积累，于创作时突然迸发出来的“东西”，积累在多年，得来在须臾。可惜，陆机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对创作灵感的由来作出任何科学的解释，他只能叹息地说：“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

关于文体及其风格。曹丕《典论·论文》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体问题，划分了文体“四科”的不同特点：“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的《文赋》继承这一理论，进一步推进了文体的研究。他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根据这一基本情况，他论述了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他的文体分类比曹丕的分类更细密，各类文体的风格特征比曹丕的提法更切合实际：“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陆机明确指出诗的作用在于“缘情”，赋的作用在于“体物”，比曹丕只从形式上考虑，提出“诗赋欲丽”，大大推进了一步；比“诗言志”，只重诗的思想，未提出诗的情感问题，也更丰富全面了些。“缘情”、“体物”之说，体现了魏晋文人的文学观，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诗歌的发展。

【注释】

[1]摘自余湛邦《鲜花一束》(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4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