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注有极大好处

《三国志》裴注有极大好处

裴松之注《三国志》，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那么，这些历史资料可分几类？各有什么作用和价值？

毛泽东评点原文

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1]

裴松之简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东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八岁时能通读《论语》、《毛诗》，后博览经籍。年二十，任殿中将军，侍卫皇宫。东晋武帝太元年间，任员外散骑侍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任吴兴故彰(今浙江省安吉县)县令。因为在县有政绩，入朝廷，任尚书祠部郎。随太尉刘裕北伐，任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主簿。刘裕克洛阳后，朝廷认为“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于是召为太子洗马。不久，改任零陵内史，征为国子博士。

至南朝元嘉三年(426)，宋文帝遣大使巡行全国，裴松之被派往湘州(治所在今湖南省长沙市)。回朝后，提出二十四条建议，得到文帝赞许。升任中书侍郎，司州、冀州大中正，封西乡侯。

宋文帝认为陈寿所著《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乃命裴松之作注。元嘉六年(429)，注成，上表称：“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三国志》注正是根据这样的命意，“总括前踪，贻诲来世”。宋文帝读后，感叹地说：“此为不朽矣！”(《宋书·裴松之传》)

其后，又历任永嘉太守、常侍、二州大中正、南琅邪太守等。元嘉十四年(437)致仕，仍拜中散大夫，不久领国子博士，升大中大夫。朝命继何承天撰写本朝国史，但未及撰述，于元嘉二十八年(451)病逝，年八十。

试析

为前四史作注，始于东汉末年。荀悦、服虔、应劭等均曾有《史记》、《汉书》注。及至晋、南北朝，其风渐盛。东晋秘书监徐广(352～425)，入南朝宋为中散大夫，作《史记音义》，成为最早的《史记》注释本。稍后，宋中郎外兵参军裴+“增演徐氏”，作《史记集解》。较早为《汉书》作注的，则为东晋左光禄大夫蔡谟(281～356)，他集东汉应劭以来的注文，成《汉书集解》。而较早为《后汉书》作注的，有南朝梁人王规(492～536)作《续汉书注》，梁人吴均(469～520)作《后汉书注》。此五位东晋或南朝人的注释的共同特点，是着重释音义、明地理、述名物。在他们之后，唐国子博士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唐秘书少监颜师古(581～645)作《汉书注》，唐章怀太子李贤(653～684)作《后汉书注》，基本上都是遵循徐广等人开辟的路子。

而南朝梁人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梁书》本传)，始不同于徐广等人，以史实的补充为主，而略于文字的训诂。可惜他的注文已大部散失，只剩下为司马彪的八篇《志》所作的注文，今存《后汉书》中，尚可见其崖略。而这条重史料的途径，是稍早于他的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开辟了的。

在这两派注家中，毛泽东是重视“史料派”，而稍左于“训诂派”的，所以他说裴注“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

不过，毛泽东说“裴松之注《三国》，……有些近于李贤”，却不符合史实。李贤以皇太子的身份，召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注《后汉书》，虽因所据之书颇多，其功不减于颜师古注《汉书》，但以出于多人之手，又以急于成书，不及复检，故不免有舛驳疏漏之处，其最末数卷之注，尤多援引失误。此且不论。单说其注解内容，仍着重于训诂，而不着重于史料。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写于《后汉书》的《光武帝纪第一上》的天头。本篇中，李贤共写了298条注文，大都为说明舆地、人名、名物和音义，能够称得上补充史料的，不过援引《东观汉记》、司马彪《续汉书》、蔡邕《独断》、习凿齿《襄阳记》等书上的极简单的几条。故说裴注“有些近于李贤”，这不大确切。

《三国志》的裴注，历来被人称许，认为读《三国志》而不读裴注，犹若行百里而半九十。原因就是裴松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三国志》全书正传317，附传145，而裴松之仅燕王宇等44人未注。裴注引书达210种，据清末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说，裴注引书，计经部22家，史部142家，子部23家，集部23家。《三国志》的原文仅20万字左右，而裴注却达55万多字。所以，裴注实际上是《三国志》的再创作，它为存史写史别开了一生面。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又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务周悉”、“采异同”，是宋文帝刘义隆诏裴松之作注的两个意图，也正是裴松之奉以为法的旨趣。今天以此两点来考究裴注，裴松之是达到了自己的写作目的的。

在陈寿《三国志》成书前，魏已有官修的王沉等人的《魏书》，吴已有官修的韦曜的《吴书》；且魏晋南北朝之际，私人修史之风甚盛，三国吴人薛莹撰《后汉记》、吴人谢承撰《后汉书》，西晋张璠撰《后汉纪》、司马彪撰《续汉书》、华峤撰《后汉书》，东晋谢沉撰《后汉书》、袁山松撰《后汉书》、张莹撰《后汉南纪》，南朝梁人张缅撰《后汉略》，这些书都涉及东汉末三国初的史事；更有三国魏人鱼豢撰《魏略》，东晋孙盛撰《魏氏春秋》，三国吴人华核等撰《吴书》、西晋张勃撰《吴录》、环济撰《吴纪》、胡冲撰《吴历》、虞溥撰《江表传》，东晋王隐撰《蜀记》、常璩撰《华阳国志》，这些书直接记述三国时的史事。裴松之广览博收，将上述史书及其他著述摘抄排比，与《三国志》的有关人与事对照，作注附于《三国志》之后，无疑大有助于他的“务周悉”、“采异同”的事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今各书间有流传，已不及十之一。”若不是裴注大加辑录，我们今天怎能见到如此多魏晋间史书？仅从这一点看，裴注的价值便不可低估。

裴注“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归纳为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样的概括，是实事求是，言之有据的。而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批评《三国志》“注记分错，每多舛互”之后，总结自己的工作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六点，与裴松之本人所说的四点，实大同而小异。

一曰补阙。补阙，是裴注工作量最大的一部分。这又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志》语焉不详，《注》补其疏略。例如，《三国志》提到魏实行屯田制两处，仅54字，其中卷一载建安元年(196)“始兴屯田”，仅一句。而《注》征引《魏书》，虽亦只146字，但兴屯田的远因及近因，曹操的谋略与屯田的效果，都有说明，多为后世研究屯田者所称引。又如卷九，《注》引三本书之所载，补充了何晏的行状，为后人了解何晏的生平与学说提供了重要参考。第二种是，《志》言其概况，《注》述其具体。例如卷三十五谓：“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志》写了南征的时间和结局，而南征时的情况如何，未叙一言。于是裴注引《汉晋春秋》，保存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的著名故事。第三种是《志》全未涉及，《注》增其所无。例如，曹操有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即因裴《注》引《魏武故事》而被保留下来。又如，卷二十九《方技传》中，《志》未提及马钧其人其事，而《注》引傅玄之序1200余字，详细记载了他的创造，保存了一段重要的科技史料。再如，卷四十五杨戏传中，并未言及李密一语，而《注》却以大量篇幅介绍了李密其人，并抄录了他的著名的《陈情表》，《注》中仅有一句话可把《注》与《志》关联起来，即“戏同县后进有李密者”。可见裴松之搜罗理“宜存录”的遗闻佚事，确是“罔不毕取”。

二曰备闻。如上文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者甚多，纪事互有乖背，故“采异同”以“备闻”，成为裴《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卷一记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孙权攻合肥，曹操遣将救合肥，然后曹、刘二军战于赤壁。但《注》引孙盛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指曹操)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赤壁之战与合肥之战孰先孰后，两说不一，并录俱存，便是为了考异。此种《志》与《注》不相榫合之处，只须稍加留意，所在多有。这正是裴注“备闻”所得的业绩。

三曰惩妄。“惩妄”，或称“辨妄”，或称“矫正”，是我国传统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治史方法，它的基本下手处是称此攻彼，或者叫做以此之准确驳彼之妄谬。裴注中的惩妄多为澄清事实。例如，刘备三顾茅庐，诸葛定计隆中，现在已是人所共知，深信不疑的故事。但三国时尚有另一种说法，谓曹操即将攻击荆州时，诸葛亮北至樊城拜见刘备，而备以亮年轻，“以诸生意待之”，良久，众宾皆去，诸葛亮还一个人留了下来，刘备也不问他要说什么，让他坐了冷板凳，最后，诸葛亮才借刘备结毦之机，与刘备攀谈起来，并献上一策，这才使刘备“以上客待之”。这一情况，大损诸葛亮出仕前的形象，却记录在《魏略》和《九州春秋》二书中，裴注全文引用了。那么，这两种记载，谁实谁妄？裴松之紧接上述引文，引诸葛亮《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证明“非亮先诣备”，恢复了诸葛亮的本来面貌。

四曰论辩。裴注论辩的主要内容，是“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例如，卷二《志》记魏文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乙亥，朝日于东郊”。《注》指出：“正月郊祀，有月无日，乙亥朝日，则有日无月，盖文之脱也。”又如，《志》卷三记魏明帝于景初三年(239)死，“时年三十六”，《注》认为，明帝应以建安十年(205)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诸如此类，皆纠“寿之小失”。另一种则是论辩事理。如魏嘉平五年(253)，降人郭修刺死蜀大将费祎，齐王下诏赏赐，说郭修“可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矣”。裴注则认为，“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事非斯类，则陷乎妄作矣。”他根据郭修曾被蜀国俘获，“不能抗节不辱”，又“于魏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竟然刺杀蜀将，实在是“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当然，这只是裴松之一人之见，视论者的不同观点而转移，可作别论。但它作为一种注释的方法，却有可取之处，而裴注多有运用。裴《注》中还有一类论辩，论辩的对象不是《志》，而是《注》本身。例如，卷四十八载，吴甘露元年(265)，孙皓遣纪陟、弘璆如魏。二人至魏后的情况如何，《志》无一言叙及。《注》引干宝《晋纪》，补充了这方面的遗漏。但文中记纪陟向魏相司马昭谈及吴国自西陵至江都5700里边防时说：“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裴注驳斥这个比喻不恰当，并谓“若曰譬如金城万雉，所急防者四门而已。方陟此对，不亦愈乎？”这里论辩的虽是小事，却可知《注》所论辩的不限于《志》。

除上述四种方法外，裴注也注意了字词、名物、制度、舆地、掌故的训诂。

裴注的重大价值，是使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史料得以大量补充，成为三国史料的一间巨大的储料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毛泽东说，“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使读者感到爱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注释】

[1]读《后汉书》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