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哭哭啼啼
杜甫与李白齐名,同为唐诗两座高峰之一。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杜甫,扬李抑杜?杜甫一生穷苦潦倒,毛泽东却说他“站在小地主的立场”,依据何在?
毛泽东评点原文
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1]
杜甫的诗哭哭啼啼,不甚喜爱。[2]
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3]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唐代大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7岁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第二次漫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了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年,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两人分手,此后再没会面,杜甫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此时已写诗数百首,除《望岳》等少数诗较杰出外,其余的水平尚不突出。
长安时期。从天宝五载到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出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这一阶段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于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够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从肃宗至德元年(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鄜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饰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年(757),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琯,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鄜州探视妻子,完成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阶段杜甫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从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建筑了草堂,先后在此生活了5年,结束流徙,较为安定。此间写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篇。
代宗宝应元年,杜甫又流亡到梓州、阆州。次年春,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中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又引起杜甫的忧虑。
广德二年(764)春,杜甫回到成都。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因不惯于幕府的生活,干了几个月便请求回到了草堂。第二年,因严武去世,失去依靠,杜甫又开始流浪。到过云安,又到了夔州,在夔州期间,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不断缠绕他。杜甫因这里气候恶劣、朋友缺少,便于大历三年(768)起程出峡,到江陵。后又到岳阳,写出生动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诉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贫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杜诗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至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试析
杜甫被世人誉为“诗圣”,唐诗的一座高峰。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却不高。1942年4月,毛泽东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1月,毛泽东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等人谈话时,又一次评价杜甫:“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并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坦率地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毛泽东为什么不甚喜爱杜甫的诗呢?从现存的材料看,他自己说了两点原因:一是“哭哭啼啼”,二是“政治诗”。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原因吗?也许还有下列因素:
第一,毛泽东的个性、气质比较豪放、浪漫,不喜拘束,不喜压抑,勇于斗争,勇于反抗。对人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当把杜甫与李白放在一起比较时,气质、个性与他相似的李白自然更受他的喜爱了。
第二,毛泽东有扬李抑杜的想法,因为他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而且李白诗的成就与艺术价值又不在杜甫之下,注家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当然,扬李抑杜的主要原因还是与他的欣赏爱好相关联的。
毛泽东对杜诗的评价只是一家之言。毛泽东虽云不甚喜欢杜诗,但杜诗他仍然读过不少。从故居藏书来看,毛泽东读过杜甫诗,仅留有圈画印记的就有67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他游览了杜甫草堂,从草堂处借阅过多种版本的杜甫诗集有12部108本。有不少诗都是浓密圈点,阅读过三四遍以上。毛泽东还能背诵杜甫的很多诗。1964年他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索笔写出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手书墨迹,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镶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杜诗名句,出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能反映诗人的贫困处境和诗人与人民群众痛苦与共的态度。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时,曾手书默写过,表露了他的赞赏,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对杜甫的《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曾从书架上取出《唐诗别裁集》,翻到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的信中论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到唐肃宗所在地凤翔,其时家在鄜州。这首长达700多字的五言长诗是诗人由凤翔至鄜州探亲时写的,而鄜州在凤翔东北,故诗名《北征》。诗中叙述了旅途中见到的战争创伤,家人的凄惨景况,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毛泽东对这首《北征》的评价,说明他除了爱好浪漫主义的作品以外,对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重视的。
毛泽东喜爱书法,并从杜甫的诗中得到过启悟。1938年,他在延安会见舒群、朱光谈及书法时,曾说:“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云:‘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不是至理名言吗?”杜甫的这段话认为舞蹈艺术与书法艺术是相通的。毛泽东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是“至理名言”。他常常从戏剧、绘画、舞蹈中汲取艺术营养,故他的书法龙飞凤舞,自成一家。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时,毛泽东为其书写刊名多幅,有一幅格外好看,他批注道:“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这与杜诗不无关系。
毛泽东对杜诗的评价,与众不同,是值得研究的一家之言。
【注释】
[1]引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261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2]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27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7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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