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是华侨旗帜

陈嘉庚是华侨旗帜

他，一个普通华侨，凭着一颗爱国心和男子汉的志气，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血汗，苦干30年，一跃成为南洋巨商、大实业家。他本人过着俭朴的生活，却把巨资用在祖国的反侵略斗争和文化教育上。他是当之无愧的华侨旗帜。

毛泽东评点原文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

先生(指陈嘉庚——编者注)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2]

陈嘉庚简介

陈嘉庚(1874.10.21～1961.8.12)，爱国华侨领袖、南洋华侨实业家。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1874年10月21日)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镇(今属厦门市)。其父陈如松为南洋新加坡侨商。1890年秋，陈嘉庚随其父去新加坡经商，1892年任顺昌米号经理。1904年起自立门户，开办罐头厂及谦益米店。1906年开始经营橡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经营航运业和房地产，到1925年时已成为拥有橡胶园和黄梨园一千五百英亩、各种工厂三十余座、国内外分店一百余家的大企业家。他热心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和厦门先后创办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及大学。其中有名的有集美水产学校、集美航海学校和厦门大学等。

陈嘉庚热爱祖国，1910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新加坡闽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带动南洋华侨资助闽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高举反日斗争旗帜。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捐救济这一惨案的受难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1938年在新加坡建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该会主席，积极推动南洋华侨抗日救国；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春，他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曾到延安考察，从此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抗战胜利后，陈嘉庚积极投身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1949年9月，应邀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与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1961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7岁。遗著有《南侨回忆录》等。

试析

毛泽东称赞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基于陈嘉庚的杰出成就、爱国言行。的确，陈嘉庚为华侨作出了榜样，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民族增了光，令人钦佩。

陈嘉庚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父亲原是新加坡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陈嘉庚17岁时出国来到父亲身边学商。后来，父亲的米店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陈嘉庚目睹父亲从兴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颇深，立志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他凭着强烈的拼搏精神，敏锐的眼光和竞争意识，从创立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和接办日新公司开始，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压迫排挤、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激烈竞争，经过30年的奋斗，使个人企业在经营米业、菠萝、房地产、航运、橡胶等方面形成规模，从而成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陈嘉庚在经营实业的同时，始终不忘政治，关心祖国的命运。1910年春，他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与清王朝决裂，开始从事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济国内难民，他奔走呼号，并带头筹款捐资。他本人勤俭节约，从不挥霍浪费，省下钱财贡献社会。从1918年开始，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资财用于兴学上，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他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他积极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上运输物资，为祖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9年冬，陈嘉庚发起组织了由50人组成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为尽代表之责，他虽然年逾古稀，疾病缠身，仍不辞劳苦，亲自率团回国。1940年3月，他率团到达重庆，拒绝加入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曾到陈嘉庚先生寓所拜访并在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欢迎大会。在大会上陈嘉庚流露了想亲往延安的心愿。事隔两天，陈嘉庚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同年5月30日，陈嘉庚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即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陈嘉庚看到窑洞内只有一张陈旧的写字木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仅是些乡村居民用的旧式家什，令他感佩不已。毛泽东衣着朴素，神态慈祥，亲切地与陈嘉庚叙谈。晚上，又共进晚餐。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的住所，与他交谈，或同午餐，或同晚餐。对抗战中的许多问题，两人谈得很深，很投机，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陈嘉庚感慨地对人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回到新加坡后，他在一次讲演中介绍了延安之行的见闻。他说：

“我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处设在一座窑洞里，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香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美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见客，及至见了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毛主席曾单独请我吃饭，是白饭、咸菜，配一味鸡汤。毛主席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有一次，我们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闲谈南洋的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座位满了，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了，毛主席向他望一望，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这真是全世界任何政府机构中没法见到的现象。”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正式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为庆贺他安全脱险，在重庆为他举行了有500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毛泽东特地送来了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当听到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后，陈嘉庚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后来，陈嘉庚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给香港《华商报》题词：“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他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要抱任何幻想。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公然挑起内战。陈嘉庚身在南洋，心系祖国，密切关注时局变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由衷地高兴。1948年5月4日，他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电报中说：“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5月5日开始启程，6月4日到达北京。抵京时受到了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等人的热情欢迎。第三天，毛泽东就在西山接见了陈嘉庚。延安一别，9年过去了，也许是因为时局的发展证实了自己延安之行后的预见，陈嘉庚显得很激动。会谈中，陈嘉庚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看法，足见他对祖国建设的关心和对毛泽东的信赖。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陈嘉庚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2月，陈嘉庚最后一次出国，在回答《南侨日报》记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涵义时说：“共维世界和平，即须与苏联亲善，同走一条路之诣。……诣系要作苏联附庸，真是无中生有……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各地所仅见。”再一次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并把全部财产献出来，用于建设厦门大学新校舍和集美学校。在建立集美解放纪念碑时，他请求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字，毛泽东欣然命笔，很快寄去了手迹。这块纪念碑，作为人民领袖同爱国侨胞亲密交往、相互信赖支持的又一见证，屹立在陈嘉庚的故乡。

陈嘉庚，作为近现代史上的华侨旗帜，将永远闪耀着动人的光辉！

【注释】

[1]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庆祝陈嘉庚从避难地回到新加坡，毛泽东送给庆祝会的条幅(见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第151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49年1月20日致陈嘉庚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