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新湖南》,为《大公报》、京、沪等地报纸投稿,干得风风火火,熟练泼辣,这得益于谁呢?得益于在北大旁听时给他讲课的邵飘萍。邵飘萍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1]
邵飘萍简介
邵飘萍(1884~1926),著名新闻记者、主笔、文化战士。曾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三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之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时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1918年还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府。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在日期间,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系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牺牲时年仅42岁。著有《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新俄国之研究》等。
试析
邵飘萍是一个赢得青年毛泽东敬重,并对毛泽东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闻记者,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对他记忆犹新,深深怀念。毛泽东认识邵飘萍是在1918年。那年8月,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北京,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责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这里他可以阅读各地的报纸,旁听北大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由于他爱读报,便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邵飘萍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惟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同斯诺谈话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谈到邵飘萍。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
邵飘萍为什么对毛泽东影响那么深呢?首先他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本人就实践了这四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播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其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育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无疑给学员以深刻影响。
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之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重点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并说:“在布尔什维克联系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相当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这两本书,估计毛泽东当年很有可能读到过。
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作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以及邵飘萍的教学,有直接的关系。五四时期,毛泽东先是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周刊,自己撰稿,当编辑,做校对,跑印刷厂;《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主编《新湖南》周刊,又被封后,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大公报》接连投稿,驱张运动时,无法利用长沙的报纸,直接向京、沪的报纸投寄文稿,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湖南自治运动时,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同湖南《大公报》的负责人结成同盟军,在该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殊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做记录,记录稿随即在报纸上发表。从事工人运动时,湖南《大公报》仍一直是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由此可知,为什么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要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始终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注释】
[1]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130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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