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是毛泽东的党外朋友

张治中是毛泽东的党外朋友

他是国民党的著名将领，也是著名的叛逆。他三上延安，传为佳话。一生做过许多好事，称为“和平将军”。他与毛泽东从敌对营垒握手，从相识、相知到诤友，毛泽东引为美谈，乐于称道……

毛泽东评点原文

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1]

他这人（指张治中——编者注）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2]

您（指张治中——编者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3]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上午七时^[4]

张治中简介

张治中（1890～1969），爱国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原名本尧，字文白。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日（1890年10月27日）。安徽巢县人。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试析

张治中虽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他思想进步，比较开明。对共产党，始而同情，继而合作，并成为毛泽东的好朋友。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从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张治中三次去延安开始的。此后，他们保持来往，交谊日深，直至1969年张治中病逝。毛泽东常向他人提起张治中：“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张治中却预感有爆发内战的危险，他权衡全局，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国事，并三次去电邀请。当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应邀谈判时，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8月27日同机首次飞抵延安，第二天就顺利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

到重庆如同身入虎穴，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为此周恩来颇费脑筋。他原想让毛泽东住红岩办事处，但红岩地处偏僻，周围特务密布，上下石级又多，极不方便。而周恩来自己在曾家岩50号的住处，因地方狭小迫促，亦不合用；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的官邸——中山四路18号（桂园），房舍和设备虽不算好，但还合用，且距曾家岩和红岩都不远。周恩来一开口商量，张治中立表同意，将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破旧狭小的平房住。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难以负责保卫任务。张治中还多方联系，周密安排，解决了毛泽东的安全警卫问题。

因国共双方要求的距离太大，重庆谈判甚为艰难。在谈判后期，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要暗害毛泽东。周恩来十分不安，9月底找到张治中，向他表达了毛泽东想早点签订协定，尽早返回延安的想法，并对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治中慷慨答道：“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10月8日晚，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宴会，并致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张治中是该协定的签字者之一，为实现国内和平作出了贡献。为确保毛泽东归途的安全，10月11日，张治中又乘专机亲送毛泽东回延安。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当晚，中共中央为张治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第二天，张治中离开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途中，毛泽东再次称赞他：“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

张治中在重庆谈判后，又参与了整军谈判。整军方案签订后，张治中陪同马歇尔到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盛大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讲了话，他希望全国团结一致，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最后他幽默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他的话引起了掌声和欢笑。张治中回到座位后，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就三到呢？”张治中答道：“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个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全面内战爆发后，被誉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的和谈生涯只好告一段落。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为了挽回残局，于是，国民党方面又派张治中到北平与共产党和谈。张治中判断和谈难成，临行前，他对好友上海《新闻报》的负责人俞树立说：“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并忧郁地说：“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举行和谈。中共提出八条，旨在彻底摧毁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蒋介石在溪口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和谈破裂了，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呢？代表团成员大多数愿留下来，投向人民怀抱，而张治中一度坚持代表团回南京复命。周恩来诚恳地劝导张治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上海地下党还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女儿接到了北平，张治中终于留了下来。6月27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

张治中留下后，内心一度很矛盾。毛泽东希望他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颇为落寞地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泽东恳切地劝导：“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9月，张治中应毛泽东之请，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发电报，劝他们起义，很快和平解放了新疆。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上，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被选为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担任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张治中为新中国的新气象感到高兴，并积极地工作。他说：“我对共产党党员干部，对他们普遍表现的艰苦、朴素、谦虚、踏实、严肃认真的作风，大公无私、忘我奋斗的精神，办事的干练与正确的工作方法，真是衷心敬佩……特别是毛主席，六亿人民的大国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年来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出现了数不尽的奇迹。”他真诚地相信共产党能把国家建设好。他本人也尽职尽责。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常委会开过后，张治中提出一项书面意见，主张每位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到后，非常赞赏，并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成为多年来一项传统制度。一次，当有人谈及此事时，毛泽东笑着说：“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

反右运动开始后，张治中就党与非党的关系作了长篇的直言，表达了对反右运动的不同看法，于是有人对他不满，贴他的大字报，意欲打倒。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制止道：“不要头脑太热了！”“不要胜利冲昏头脑了！”于是张治中得以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

1958年5月，反右运动接近尾声，张治中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并附上1950年所写《六十岁总结》，送请毛泽东审阅。很快，毛泽东复函，热情地说：“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毛泽东的关怀、鼓励，使张治中为之感动。

1958年9月，张治中曾应邀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在此20天里，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朝夕相处，无所不谈，更加增进了友谊和交往。

路上，毛泽东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在场的罗瑞卿、曾希圣等都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说得举座皆笑。

视察途中，有一天毛泽东谈起张治中《六十岁总结》，对张治中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满足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农户，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前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了得！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毛泽东在“文革”中曾说过：“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毛泽东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以便于科学决策，改进工作，而张治中确实是能对毛泽东讲真话的诤友。

1949年，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前曾酝酿、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提出不同意见：“‘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的选定。审查小组从征集的2000多种图案中选出了较满意的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为旗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黄河、长江、珠江，象征中国文化发源地。另一幅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多数人倾向于三横的一幅。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杠容易被人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同时，以一杠代表河流也不科学，地球上哪有以一杠代表河流的？在老百姓看来，这一杠还会联想到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采纳了张治中的意见，建议大家放弃三横的那一幅图案。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布公告。中央写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转告张治中，毛泽东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最后毛泽东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开幕时发表了一个全面、扼要的讲话，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名言，就是这次讲的。

作为共产党的诤友，张治中在整风反右中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作的《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讲话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个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又提了4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张治中作为毛泽东的党外朋友，始终怀着诚挚的感情，每逢重要关头，总要提出肺腑之言。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已年近八旬，身体虚弱，病体不支。他不能走上天安门城楼，但仍坚持出席国庆大会。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治中见到毛泽东后直言不讳：“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忠言逆耳，坦率、严厉。对张治中的问话，毛泽东没有反驳，体现了他作为伟人的雅量。两年后，即1969年，张治中病逝，终年80岁。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党与非党、无产阶级领袖与国民党委员交往的一个典范。他们从对立阵营握手相识、相交后，坦诚、真挚、理解，风雨同舟，苦乐与共，是我党统战政策的一个果实。他们一生的交往体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和精神。毛泽东对张治中寄予厚望，给予帮助、开导、鼓励，无微不至。张治中对毛泽东由衷钦佩和支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了不少好事。他是毛泽东的好友，也是诤友，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

张治中前半生中有20年效力于国民党政府，后半生转到人民的一边，并作出重要贡献，他的经历说明一个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生的路是可以选择的。

（注：本文写作重点参考、援引了张余著《“不交党外朋友不行”——毛泽东与张治中的友谊》）

【注释】

[1]摘自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次谈话（见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第110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54年的一次谈话（见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第102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3]摘自毛泽东1945年10月11日、12日同张治中的谈话（见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第94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4]毛泽东1958年5月22日致张治中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