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是条江水挡不住的龙

刘伯承是条江水挡不住的龙

他是开国元勋，青年时代就是川中名将；长征中他是开路先锋，踏过无数险山恶水；抗日战争时期，他是129师师长，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抗日名将；解放战争开始后，他率部首先参战，在战略进攻阶段，他指挥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尔后，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的战役等。他还是我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我军的“军校之父”。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丰功伟绩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毛泽东评点原文

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1]

刘伯承简介

刘伯承（1892～1986）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一个贫苦家庭，乳名孝生，又名刘明昭，字伯承。幼年的刘伯承上过私塾，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在夔府中学只读一年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辍学后在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而流落川江的任贤书的启蒙和影响下，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思和救国救民的志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毅然剃掉辫子到万县参加革命学生军。1912年刘伯承考入重庆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开始了他长达74年的军事生涯。毕业后到同盟会员熊克武任师长的川军第5师任职。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1916年3月，刘伯承在领导川东护国军攻占丰都与袁军作战中，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不幸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1923年底，在成都结识了共产党人吴玉章、杨公。在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在1926年5月，经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人生中新的一页。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领导了沪（州）顺（庆）起义，他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沪顺起义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崭新模式，历时167天，到1927年5月，在强大的反动势力进攻下，归于失败。刘伯承秘密出川，到达武汉，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不久，刘伯承悄然离开汉口，同吴玉章等人来到江西南昌，协助周恩来、朱德制定武装暴动计划，参与指挥作战行动，任参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失利后，刘伯承随军南征，到达广东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香港辗转到上海。年底，他和吴玉章等人秘密转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初夏，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深造之后，秘密回国。经满洲里到达上海，见到了周恩来。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不久刘伯承向周恩来提出了想尽快到苏区，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愿望。1931年11月初，刘伯承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委派，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让他担任了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治委员，把办好红军学校这项紧急而又有长远意义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设立总参谋部，在周恩来、朱德的提议下，刘伯承于10月出任参谋部总参谋长。他和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刘伯承还写了不少军事著作，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军事思想是一个补充，有些则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来到苏区，“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峰。刘伯承和毛泽东对李德错误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结果，正确的意见未被采纳，刘伯承也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下放到五军团任参谋长。长征开始后，刘伯承随五军团殿后，掩护大部队前进。在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上，刘伯承被调回军委，任军委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此后，刘伯承由殿后变为开路先锋，担负着为中国红军杀开血路的重担。1934年底到1935年初，在刘伯承指挥下，红军先遣部队强渡乌江天险，智取遵义城。1935年1月，刘伯承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5月，他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了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随后，他和聂荣臻共同率先遣队为全军开路，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5月25日，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刘伯承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刘伯承指挥部队，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夜袭阳明堡、七旦村伏击战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抗日名将刘伯承的威名也随之传遍海内外。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刘伯承组织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取得辉煌战果。百团大战后，他组织由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构成的武装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历任晋冀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8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双十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10月下旬，他又指挥部队进行了平汉（邯郸）战役，歼敌2.3万余人，同时还争取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战场上率万人起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6年8月，刘伯承率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前线，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解放大片地区，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击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底，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12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组织指挥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即远离根据地，长驱南征，千里跃进大别山，他们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在8月底进入大别山区，深入到了敌腹心地区。又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从同年9月起与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11月，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取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1949年4月，刘伯承参与指挥渡江战役，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的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市长。同年冬，刘伯承指挥西南战役，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其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底，刘伯承受命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任院长，为教育和训练全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贡献。1954年起，他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9年后还曾负责战略研究工作，为推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94岁的刘伯承元帅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他的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

试析

毛泽东对川中名将刘伯承的威名早有所闻，早在1929年，当中央想调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去上海工作时，毛泽东就曾说过：根据地和红军建设如此重要，中央不应忽视。如果非要毛泽东、朱德离开根据地，应速派刘伯承和恽代英来指挥红军。由此可知，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对刘伯承非常信任。而此时，刘伯承尚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但他身在异国他乡，却依然十分关心国内的战争情况，对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极为振奋。有一次，他拿着毛泽东起草的后来定名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对人说：“第一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从第二篇文章可看出，国内斗争还非常困难，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去战斗。”

1931年11月，刘伯承到达中央苏区，实现了和毛泽东一同战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愿望。在“左”的错误面前，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并因此由红军的总参谋长降为五军团的参谋长。长征开始后，红军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并终于接受了他提出的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为实现这一建议，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参加长征的指挥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委托刘伯承指挥关键战斗，非常赞赏他的组织能力。

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速渡金沙江，彻底甩掉追兵，前往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伯承一马当先，率军委纵队、五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直插金沙江畔。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迅速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当时，蒋军已发觉红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盘旋侦察。5月2日，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进军，一军团为左纵队，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刘伯承率领的中路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然后抢占皎平渡口。

刘伯承接到命令后，率部昼夜兼程赶路160多华里，于5月3日晨抵达江边，缴获了两只木船，偷渡到北岸成功，并消灭了四川军阀一个连的守敌，完全控制了皎平渡的南北岸。刘伯承又亲自侦察水情、渡口，一面指挥架桥，一面继续搜寻船只。后因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又找到5只木船。刘伯承极兴奋地电告军委：“皎平渡有船七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河。”军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令刘伯承为渡江司令，陈云为政委，在金沙江边山洞里组成渡江司令部，负责指挥部队渡江。与此同时，原定在龙街渡江的一军团，因江面太宽，架桥不成，又无船只，未能渡成。在洪门的三军团也是类似情况。整个金沙江只有皎平渡一处是红军的生路。鉴于以上情况，军委急令一、三军团速到皎平渡过江。渡江司令刘伯承一面冷静地指挥和调度部队渡江，一面派出部队翻山三十里，抢占通安镇，消除敌人对皎平渡的威胁，以保证红军指战员安全渡江。刘伯承亲自守在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过了江，他们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有方，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毛泽东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经过九天九夜，中央红军的全部人员都渡过了金沙江。刘伯承等最后一班船靠岸，才松了一口气，并下命令说：“把船全部烧掉，让蒋介石望江兴叹吧！”第二天，当敌军的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边时，船只已经烧毁，只见波浪翻滚，连红军的影子也看不见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为了颂扬这段光辉的历史，特意写了一首向部队宣传教育的诗歌，其中有两句形象地写到：“江南剩双破草鞋，蒋贼气得哭丧病。”

巧渡金沙江是刘伯承在军委领导下亲自指挥的一次重要行动。这一行动使我军开始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尾追之敌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从此，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胜利。”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队于5月24日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汇入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河水汹涌澎湃，河面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令人望而却步。每一位到过大渡河的人都不能不为它的险恶所动。不仅如此，而且还因为它曾经使太平天国一支声势浩大的劲旅——石达开的部队全军覆没在这里。当时，红军面临的情况一点也不比当年石达开所处的境况轻松。前面是大江拦路，后面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在一步步地逼近，前头还有截击的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杨森的部队。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向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地区，甚至可能要重蹈石达开的覆辙。而蒋介石早已认为红军是第二个石达开，难逃覆没的命运。为此，毛泽东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了刘伯承的身上，委以重担，命令刘伯承等率先遣队抢占安顺场渡口。刘伯承再一次显现出神龙的气势，他率红一师红一团成功地奇袭了安顺场，迅速地抢占了这个渡口。紧接着于5月25日又指挥红一团的十七勇士一举从安顺场胜利过河，打开了第一条通路。随后，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使红军又一次摆脱了困境，继续北上。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由晋冀鲁豫地区，一直向南打过黄河，打过长江，深入皖、浙、赣、闽的广大地区，最后席卷大西南，解放川、滇、黔、西康四省。刘伯承指挥大军大踏步南进，渡过了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其中最危急、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程中所渡过的那些大小河流。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以勇敢迅猛的动作，在国民党战线中央山东东阿至河南濮县500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而揭开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十几万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通过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淮河等河流，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挺进到大别山。至于1949年4月20日，刘伯承参与指挥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

刘伯承不仅仅是一条任何江河也挡不住的龙，而且是一名军事全才，是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是军中的“战神”。1956年1月，在刘伯承任院长的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时，毛泽东来到这里视察，亲切接见院和各部、系的领导干部。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当院长是因为他有极丰富的战略、战役、战术经验”。的确，刘伯承在战争中，表现出深谋远虑、指挥果断而灵活的大军事家的风度和才能，形成了自己的指挥风格。

刘伯承的指挥艺术和风格，首先在于他能时刻从全局出发，把握全局。他能深刻地理解和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总揽全局，牢牢地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战略进攻开始后，敢不敢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到大别山，能不能实现中央的战略设想，扭转整个战局，这样艰巨的任务摆在了刘伯承的面前。刘伯承深知：“跃进的任务是一个险关”，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跃进到敌人深远的后方去作战，是史无前例的、独特的进攻样式，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艰难险阻。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不管哪种前途，都要付出代价，经受严峻考验。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刘伯承从全国的战局考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确认我军发起战略进攻的时机是成熟的，深信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是英明的。因此，必须下定决心，克服畏难情绪，执行中央的决策，从而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刘伯承用兵的特点是高度的机动灵活性，注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对我军的游击战、运动战作了如下简明的阐述：“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大游大击，中游中击，小游小击”，运动战也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抗日战争期间的奇袭阳明堡、七亘村重叠设伏等战斗就是高度机动灵活的著名战例。刘伯承对战役战斗的指挥，特别强调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求注意把握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客观条件。他把每战之前都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项客观实际，称之为打胜仗的“五行术”。他指出，一个指挥员如果“五行”不定，在战役、战斗中就会输个干净。在实际的指挥作战中，刘伯承还广泛吸收我国古代兵法的精华，创造了“围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等许多战法，他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运用到战略、战役、战斗中去，形成克敌制胜的法宝。陈毅同志曾以“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来称赞刘伯承同志，这是正确的评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翻译了大量的苏联军事著作和教程，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论文。原国民党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在1948年的战地日记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话：“前读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序文》，谓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超过刘伯承者。基此而论，国军之指挥又安能胜过共军？”“（共军）‘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使国军处处被动，尾随敌人。刘伯承之运用，深合《孙子兵法》。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阅奸匪《重要文件汇编》，觉刘伯承之学识、见解俱高”。这部令国军将领震撼的书叫《合同战术》，是刘伯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翻译、校译的一部苏联军事作品，这是刘伯承翻译的诸多的外国军事著作中的一部。刘伯承还总结了自己作战、建军的经验，写成了众多的军事理论著作，晚年他将数十年来心血的结晶——《刘伯承军事文选》整理出版，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重要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的集成，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后，毛泽东就考虑到，我军部队军官的素质比较低，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应该选拔卓越的军事将领去主持创办军事院校。毛泽东想到了刘伯承。1950年，毛泽东给远在西南的刘伯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回京筹办陆军大学。刘伯承来到了北京，接受了这个重任。在南京创建了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任院长兼政委，历时7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刘伯承所做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认为他对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春天，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听了刘伯承关于军事学院的汇报，幽默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毛泽东以南京比延安，以学院比抗大，是对刘伯承创建的军事学院的极高赞誉和勉励。

【注释】

[1]引自殷理由主编：《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军事人物篇》，第10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