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在延安做了一件大事

范文澜在延安做了一件大事

1940年初，他带着30多箱书籍，从苏豫皖边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听他的讲演，与他经常切磋，他写出了不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尤以《中国通史简编》最为著名……

毛泽东评点原文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1]

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2]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3]

范文澜简介

范文澜（1893.11.15～1969.7.29），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初字芸台，后改仲法。生于浙江省绍兴（清代属山阴县）城内一个官僚地主家庭。5岁入私塾发蒙，并由父亲范寿钟亲自教读五经、古文和《泰西新史揽要》等。191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第二年又考入北大文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并常聆听鲁迅先生讲碑帖、金石学。大学时代的范文澜“笃守师法”，朝夕诵习古文、经书，决心以专精训诂考据为己任。

1917年夏，在北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先给校长蔡元培当过短时间的私人秘书，随后辗转沈阳、河南、天津等地，一面教授文史，一面潜心著述。1925年，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文化团体朴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博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同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参加了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大革命浪潮唤起了范文澜政治上的追求。他决心“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跟上革命的“大时代”。他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改写白话文，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1926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言行为天津反动当局所注意，遭逮捕，获释后到北京，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等，并担任过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虽然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他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秋和1934年秋，他两度被北平当局所逮捕，均由蔡元培等营救出狱。

1936年夏，范文澜到河南大学任教，讲授文史、经学等课程。七七事变后，主编《经世》战时特刊，支持《风雨》周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又与嵇文甫创办河南大学抗战讲习班，训练抗日青年。因其抗日活动遭河南地方军政当局禁阻，1938年夏，45岁的范文澜辞去河南大学教授职，率战时教育工作团随新四军行动，不久，到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奔走于信阳、桐柏一带。1939年9月，在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沟镇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范文澜遵照组织决定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飞跃。在这之前，他虽然在政治上有了长足进步，由一个“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的学究，转变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但在学术上，始终未能脱离旧有的治学轨迹。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出版了《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抄》、《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著作，成为饶有名气的文史学家，但并未将其学术和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这以后，范文澜的学术思想起了重大变化，开始大踏步地迈上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

范文澜在延安历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后期调中宣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同时，与国民党的封建专制和反共宣传作斗争，撰写并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等文。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富有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1940年八九月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发表讲演，在学术界率先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经学的阶级本质、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规律作全面的评述。1941年、1942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和中册（宋辽至清中叶），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通过对史实的具体分析，揭示旧社会旧事物必然要被新社会新事物所替代的规律，被史家誉为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完整的通史著作之一。

1946年2月调离延安后，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研究室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理事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在此期间，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47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即《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特征，高度评价了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功绩。

1949年9月，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等职。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八次、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此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起，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至1965年先后出版了远古至隋唐五代部分共四册。和郭沫若、吴玉章、翦伯赞、吕振羽等一道，为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之一。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

范文澜是从旧学的“老营盘”转入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史学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后，他集革命者和学者于一身，以其学术服务于革命事业，又以其高昂的革命斗志，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道路。他对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古代和近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农民战争、爱国主义、封建主义长期延续、批判地总结经学等，都提出过独到见解，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蹊径。重要论文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试析

范文澜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人把他与郭沫若并称历史学领域开国一代的两位大师。毛泽东从40年代开始就和范文澜交往密切。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深刻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对范文澜的史学研究有重大影响。

1940年初，范文澜带着30多箱书籍从苏豫皖边区来到延安。这一年的秋天，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亲自前去听了课。会后，范文澜把这次讲演的提纲送给毛泽东审正。毛泽东很高兴，即于九月五日写了一封回信，热情鼓励范文澜的经学研究，还建议范文澜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学术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毛泽东还谦虚地表示：“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毛泽东的这封信，对范文澜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范文澜到延安后任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很器重范文澜，经常就历史研究工作与范文澜交谈探讨。一次，毛泽东希望范文澜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范文澜主动拟出编写提纲，并就有关体例、写法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比较好。《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按照这个意思写的。

《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开始在延安出版。内容包括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的历史。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与过去旧史书相比，它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第二，把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第三，运用社会发展的规律分析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把封建社会又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相对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该书夹叙夹议，寓论于史，通俗生动，要言不烦，引人入胜。

《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毛泽东读过很满意，建议以后写得再大些，写它300万字左右，并评价说：“《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建国以后，范文澜仍然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他的女儿李讷到范文澜家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还要包括现代，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

范文澜在1969年病逝之前，对一位友人说：“医院好，可是住不惯，索性出来写东西吧！”他谈到上述毛泽东对他写《通史》的意见，流露出异常的兴奋，表示了急于工作的迫切心情。直至临终之前，范文澜的书桌上还整齐地放着那部未完成的《通史》书稿，他带着遗憾离别了人间。

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之流对范文澜捏造罪名，横加迫害。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1966年国庆节，范文澜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时站在东头，离毛泽东较远，当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在林彪、江青集团不可一世的那种时候，毛泽东大声讲出的这两句话，其意可不只是一般的打招呼，是对范文澜的保护和支持！

据说，毛泽东对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多次称赞。1964年，毛泽东在读《史记》和《中国通史简编》时，满怀激情地写下一首《贺新郎·读史》的词：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全词用凝练的语言，囊括、评述了中国自古至今数万年的历史。这也是毛泽东读史时，作为伟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其心境和情感的自然流露。

1940年毛泽东给范文澜的那封信中，关于要重视研究近代史的建议，引起了范文澜的高度重视。他说，自己以前主要搞古董，读过毛泽东这封信后，使他下决心研究近代史。此后，他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代史》等以五四运动为界线的有关近现代史的许多著作。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又写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例如，他于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历史教学》第6期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又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一文。范文澜说，“讲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现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可是，现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讲，越是古的越讲，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他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他指出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无一不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他说：“这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而“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的支流而存在”。范文澜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范文澜的这一观点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在1958年5月8日，即范文澜的文章发表10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范文澜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由衷的敬佩。早在延安时，这两个热爱读书的人就经常交换书读，范文澜送给毛泽东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把它从延安带到北京，至今珍藏在中南海故居的书库里。毛泽东还经常介绍友人到范文澜处借书看。1946年，范文澜读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后，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写了一篇《〈沁园春·雪〉译文》，发表于同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上，盛赞这首词：“气魄的雄健奇伟，词句的深切精妙，不止使苏（东坡）、辛（弃疾）低头，定为词中第一首……”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气魄，表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四万万人民的力量”。

范文澜对毛泽东在史学方面提出的正确意见，总是认真贯彻。1953年秋，史学界筹办《历史研究》这一刊物，毛泽东指示，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范文澜坚决拥护，并且身体力行。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范文澜写的《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表示深信双百方针“将使我国文艺和学术绚烂多彩地发展起来”。他和郭沫若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他们在学术刊物上平等的讨论，同时在领导历史学界的活动中，却又彼此推崇尊重，丝毫不存在宗派之争，门户之见。范文澜多次赞扬郭沫若，说郭老虽然工作非常忙，却能挤出时间经常写文章，他还形象化地比喻说：郭老“种的是阡陌相连的大田，出产品特别丰富”，号召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工作者要向郭老学习，勤于写作。

范文澜生前有句座右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治学严谨，其著述史料翔实，论从史出，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字优美，用词洗练，开一代新文风。值得指出的是，他生前未能完成的《中国通史》，已由其助手蔡美彪牵头，组织多名史学家协力完成，全书10卷，于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印刷出版，至此可以告慰范文澜的在天之灵。

【注释】

[1]引自毛泽东1940年9月5日致范文澜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出版后，毛泽东发表的读后感（引自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224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3]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著：《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3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