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

梁漱溟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

他与毛泽东同生于1893年，是著名学者、民主党派人士。他为探索救国之路，提出过“乡村建设理论”。从延安窑洞到解放后的中南海书房，他作为座上宾，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探讨，甚至争论。然而1953年9月在一次会上的争吵，却结束了他同毛泽东的几十年的交往……

毛泽东评点原文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1]

梁漱溟简介

梁漱溟（1893～1988），现代学者、教育家、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原名焕鼎，后以漱溟为笔名，终生沿用。原籍广西桂林，本人诞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曾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后任《民国报》编辑。他早年潜心研究佛典，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长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1917年，受聘至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1924年到山东办曹州高级中学。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及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8年，他仿照中国古代“吕氏乡约”，提出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拟定开办“乡治讲习所”的方案，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1929年，到河南辉县百家村办起一所河南村治学院，自任教务长。1930年主编《村治》月刊，宣传他的政治理论。1931年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他去邹平县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和菏泽两县为实验县，研究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案，设立研究部和训练部，以培养乡村建设运动的干部。他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作为“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的出路。他强调“教育即乡村建设”，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他认为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乡村社会受到西洋潮流的刺激，引起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乡下人精神“破产”，这是“乡村破坏”的主要方面。于是，他宣称中国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要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作广义的教育功夫，使政治伦理化，经济合作化，力求乡村内部“团结自救”。他的具体做法就是通过乡农学校、乡学村学，尽量用“情意教育”、“道德教育”去进行“精神陶炼”，建立“情谊化”的乡村组织，以便恢复固有的中国“民族精神”，而保持“乡村文明”。在30年代，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曾举行了三次，并产生了一个“乡村建设学会”，当时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对一些乡村工作者有一定影响。抗日战争期间，梁漱溟以“第三方面”（乡村建设派）身份奔走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他曾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刊《光明报》。他还在重庆、成都、桂林一些高等学校讲学或任特约讲座教授，最后在重庆北碚主办勉仁文学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等。1988年6月23日逝世，终年95岁。

试析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生于1893年，比毛泽东还早生70天。二人交往甚多，也很密切。在他们几近跨越世纪的交往中，曾有多次角色倒换：

起初，梁漱溟是大学教授，毛泽东是北上求师问道的小职员；

接着，梁漱溟是“领袖”（即蒋介石）的座上客，毛泽东是被“领袖”驱逐、偏居一隅，然而信仰坚定、信心百倍的“匪酋”；

再往后，梁漱溟是漂泊无定所且斡旋无效的中间人，毛泽东是对峙的两强中的一方；

最后，毛泽东是亿万人民的大救星，而拒绝出走国外的梁漱溟成了接受提名政协委员的客卿。

梁漱溟早年随家住在北京城内崇文门。他自幼好学深思，博览群书，自修成才。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与杨怀中成为同事，继而成为忘年交。因为杨是长者，梁漱溟常主动到杨怀中家登门拜访。而为之开门的，常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彼此相视点头问候，并不互报姓名。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于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的话，唤起了梁漱溟对旧事的回忆，并佩服毛泽东的好记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时期。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了历时7年的以改良主义为指导的乡村建设活动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八一三”抗战失利后，他怀着对蒋介石政府抗战的彻底失望、对抗战前途的极度忧虑甚至悲观的心情，从武汉登程北上延安向毛泽东讨教解决时局的难题。梁漱溟同毛泽东见面后，便把他从山东经南京、武汉到延安的沿途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他目睹的是一幅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败景！尤其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员，无心抗战，有的舍弃大片国土，不顾亿万同胞的生死，不战而逃；也有的只顾自己逃难，并把资产、妻儿送到国外……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相比之下，梁漱溟自然联想到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蒋介石关于抗战的讲话、文稿连篇累牍，梁漱溟不但听过看过，而且还与蒋介石本人面谈过若干次，但从来没有像与毛泽东这一次谈话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在延安第一次见面就长谈至深夜，毛泽东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抗礼。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很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辞世10年，已是93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第一次赴延安时在第二个晚上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于是在1951年于《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不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的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

解放后，毛泽东与梁漱溟同在北京，见面较为方便，毛泽东常与梁漱溟会谈，在一起吃饭，还亲自过问解决了梁漱溟的住房。在1953年9月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也许正是由于梁漱溟与毛泽东有着这样久远而频繁的交往，他才敢在这年9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拍案而起，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辩。此后，尽管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乃至在四年后有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也因为他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未被卷入，但是，他与毛泽东本人之间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了。

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对现实某些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是有独到的见解，有的比较正确，但对中国走什么道路这个大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分歧的。毛泽东认为梁漱溟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在延安同梁漱溟的谈话（见陈薇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第315～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