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钊可兼贤与能

周世钊可兼贤与能

他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同班同学，两人共同爱好诗词文学，学业品德又同居全校学生之首；毕业后两人曾同在长沙修业小学任教，他们共做着一个相同的“梦”：改造中国与世界。后来，毛泽东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他则继续教书。两人相知相交63年，同逝于1976年。

毛泽东评点原文

敦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1]

惇元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2]

周世钊简介

周世钊（1897.3.12～1976.4.20），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教育家。湖南宁乡人，出身于石子冲（离韶山冲15公里处）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周润生，为人平和忠厚，原先开过药店，行过医，后改为务农。母亲是位慈祥、略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周世钊兄弟姊妹有7人，他排行第6，是惟一的知识分子。

周世钊7岁时，他父亲亲自教他读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读四书和《三字经》、《千字文》等，都达到了背诵的程度。10岁时，上小学读书。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周世钊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修业了五年半。此间，与毛泽东同学。二人住在一个宿舍，上课在一个教室，自修时在一张桌子上。1915年春，周世钊的父亲病逝，他十分悲痛，一度想自杀。经母亲劝告，方改变念头，重树信心。

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学生会总务（主席）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他们并肩携手，亲密合作，工作很有成绩，深得同学们的敬重。在校期间，他们共同发起组织了进步组织“新民学会”。

从一师毕业后，周世钊到长沙修业小学教书。从1919年开始，他协助毛泽东创办过《小学生》、《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等报刊。其中《湖南通俗报》由周世钊和谢觉哉轮流负责总编。通俗报内容丰富，有讲话，有新闻，有大事述评，有新字课。其形式和内容都和过去的报纸截然不同，敢于说话，敢于提别人不敢提的问题，诸如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周世钊常用“东园”作笔名，抨击旧社会，宣传新文化，颇受读者欢迎。

1927年10月，周世钊经东南大学同学何经渭的介绍，到湖南私立明德中学教书，以后又到周南女子中学、省立第二中学、第一师范、长郡中学、长沙师范、妙高峰中学等校教国文课，直到1949年7月，过了22年的教书匠生活，未离开学校一步，也未离开湖南一步。他的教学很有特点。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他的教学：“周敦元老师的国文教学是很令人回味的，现在有人把语文课堂教学分为感情型与分析型两种，而周老师的课堂教学可谓兼而有之。他独创的教学方法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态度，启发了我们对国文课的浓厚兴趣，不少同学在他的感化之下，奠定了以后选择职业的基础。他自编了高中国文课本，选的是历代文学名篇，集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每教一篇课文，他都详细地介绍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和文学特点。周老师是从不照本宣科的，每篇课文，他都烂熟于心，感受很深，加之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真如行云流水，毫无滞碍，听他的课，令人心无旁骛，注意力全被吸引住了。……当时正值日寇节节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周老师给我们讲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讲解他们的《满江红》、《正气歌》等洋溢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诗词，他鼓励我们要做一个爱国青年，要为国雪耻，为民造福。……周老师还教我们做人要正直坦荡，做学问要肯下功夫，要清心寡欲，不为名利所动。”^[3]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周世钊致力于教书育人，培养抗战学生。他拒绝到敌伪政权中谋求高官厚禄，认为教书是清高的工作，学校是桃花源。抗战胜利后，周世钊随着周南女中返回长沙，继续教书。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了。刚一解放，周世钊以第一师范代理校长的名义专电毛泽东致敬，旋得毛泽东的复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虞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周世钊受到鼓舞。一个月后，周世钊受任为一师正式校长。周世钊领衔邀集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联名向毛泽东致信。10月15日毛泽东复信，称赞周世钊：“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并希望周世钊将自己的诗作抄寄一些给他，多多益善。1950年9月，毛泽东邀请周世钊来京，参加了国庆观礼。

1951年2月，周世钊按毛泽东的意见，在长沙市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批准。3月，入北京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1955年4月，周世钊被任命为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58年7月，周世钊被选为湖南省副省长。1959年，被湖南省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尔后还担任了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月，周世钊在全国人大第四届会议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晚年，周世钊忧国忧民之心更切，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坦陈自己的看法，利用见毛泽东的机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建议。1976年4月2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去世，终年80岁。

试析

毛泽东与周世钊，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还是挚友。两人相交63年，情谊深厚，过从甚密，书信不断，诗词唱和。毛泽东称周世钊是“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4]，又称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称毛泽东是“素抱宏愿的吾兄”，又称他是“尊敬的主席”。毛泽东的一生，是以身许国的一生，是以身许主义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伟大的一生。因而他是一位深受人民热爱的伟大人物。周世钊的一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生，是未敢忘人民的一生。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普通的人。周世钊对毛泽东的尊敬是由衷的，毛泽东对周世钊的赞扬同样是真诚的。

毛泽东忘不了，在第一师范同学的5年半期间，他们同班同宿舍，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他们一同聆听进步师长徐特立、杨昌济等人的教诲，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们充分利用第一师范良好的学习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顽强地锻炼身体，积极投身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他们从事学友会工作，兴办工人夜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们密切合作，配合默契。毛泽东好学不倦，善于钻研，克己宽人，治学严谨，言行一致。同时毛泽东还非常富于反抗精神，有非凡的胆识才智，有杰出的领导和创造才能。而周世钊则为人温和敦厚，顽强好学，尤在文学、诗词方面有造诣。他们都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和称赞。1917年7月，全校组织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12个班的学生共575人。选举结果，全校有34人当选，第一名是毛泽东，获49票；第二名是周世钊，获47票。超过40票的只有他们两人。

1918年，毛泽东和周世钊从第一师范毕业了。二人难舍难分。之后周世钊在王季范的帮助下，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国文，毛泽东则到北京、上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之事。1919年4月，毛泽东突然到修业小学找到周世钊，并说自己“无家可归”。周世钊便邀请毛泽东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泽东愿意教，对工作并无妨碍。于是，毛泽东住进了修业小学，并承担了高小部的历史教学。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教的历史课，每每结合现实，启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教学之余，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积极领导长沙的五四运动。毛泽东与周世钊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壁，周世钊深夜醒来，常常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原来毛泽东还在为《湘江评论》写稿呢！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世钊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革命活动。40年后的1959年，周世钊重游“五四”旧地，感慨万千，喜赋《浪淘沙·访修业学校》一诗：“夏雨喜重游，重上东楼。卌年前事到心头。五四风云筹策地，胜迹长留。破碎以金瓯，烟瘴谁收？独将大论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

在修业小学时，毛泽东、周世钊的生活特别清苦，而他们的友谊更加纯挚笃诚了。冬寒季节，毛泽东的被子单薄，就卷着被子到周世钊的床上同睡。他们互相温暖着，同床共做一个“梦”：要改造中国与世界，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救中国。古人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此来形容毛泽东与周世钊的友情，是很恰当的。

新民学会会友间通信较多，毛泽东搜集了会友间相互往还的书信，编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有一封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长达2000余字。信于1920年3月14日由北京寄往长沙，信中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父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1920年6月28日，周世钊曾给毛泽东一信，劝其返湘。信中说：“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弟也主张兄回省，其理由如下：……”

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当年二人的亲密程度。

1927年，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周世钊则继续从事教书的职业。此后一别23年，两人天各一方，“九州明月系离肠”。周世钊常常挂念自己的友人，当毛泽东在延安、重庆时，周世钊都冒着风险致函问候。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他又马上致函毛泽东，毛泽东复信称赞他“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世钊感到无比鼓舞，以后两人的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他思绪万千。10月17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叙述了自己复杂的心态。谁料仅隔一周，毛泽东就复函周世钊。这封信给周世钊以极大鼓舞，激励他充满信心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此后，他相继担任了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主任委员等职。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位友人的友谊经受了新的考验。面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周世钊感到茫然不解。是袖手旁观？还是火上加油？抑或直言谏劝？他陈书毛泽东，要求面见。毛泽东答复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1967年，红卫兵抄了周世钊的家。周世钊去北京面见毛泽东，诉说：“我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对他说：“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停了一下，毛泽东又对他说：“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得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当时回答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毛泽东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1972年8月，周世钊再次坦率向毛泽东陈书。全信论述了八个问题，近4000字。其中有这么几段照录如下：

——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背着主席，排摈异己，扩大黑帮。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有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他们假借各种名义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扣薪降职者有之，遣送回籍者有之，至今仍有很多人不得平反，不予复职，造成各方面工作上的困难，损失极大。亟应进一步贯彻您的指示，落实干部政策，并由中央组织检查团分赴各省市进行检查。

——林陈为了破坏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界、教育界、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一些年龄稍大、家庭出身稍差，而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都较好，文化水平、专业水平都较高的人，常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令其退职退休，用一切办法排遣出去。

——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学校教师、工厂干部对管教青年学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乡上山的青年学生，社队也不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差不多可以说，广大青年处于很少有人管教的状态。……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

——窃以为理工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今文史名著，章学诚谓：六经皆史。……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所，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甚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具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史地常识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这类报告或控诉的机关，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周世钊能在1972年8月的政治气候中提出如此八条，这种认识与胆略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来自畏友、诤友、挚友的气魄。只有交深才能言重。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莫过于进言。苏浚在《鸡鸣偶记》中给畏友下了个定义：“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正因为周世钊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好友，所以毛泽东与他的友谊保持终生。1976年，周世钊与毛泽东分别于4月20日和9月9日离开了人世。这两位友人虽不是同年出生——毛泽东先周四年，却在同年逝世。从1913年算起，两位友人相交了63年，他们的友谊永留人间，长驻史册。

周世钊，一个毛泽东认为兼有“贤”与“能”的人，一个从青年起毛泽东视为“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他的学识和品德，追求和作为，令人敬佩，值得后人学习。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49年10月15日给周世钊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5～34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8～54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杨澍：《回忆“蓝田时代”的周南女校》。

[4]见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第15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