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

方志敏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结识了毛泽东，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捍卫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和毛泽东分别创造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根据地，也同时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击；方志敏不幸牺牲后，毛泽东万分痛惜。

毛泽东评点原文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

志敏同志牺牲了，志敏同志可惜了。他是个好同志，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王明路线把好多同志都断送了，还有何叔衡、刘伯坚。^[2]

方志敏简介

方志敏（1899.8.21～1935.8.6），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原名远镇，江西省弋阳县湖塘村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方志敏根据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与了国民党在江西各级组织的重建工作。1925年7月，在秘密召开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方志敏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农民部部长。

方志敏在帮助国民党重建江西组织的同时，参与创建了江西的中共党、团组织。在国民革命蓬勃发展，党的组织普遍建立的形势下，方志敏又主动承担起领导全省农民运动的任务。1926年11月，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方志敏当选为筹备处委员长兼秘书长。1927年2月，江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方志敏继续当选为省农协常委和秘书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方志敏秘密回到家乡，聚集农运骨干，发展农民革命团，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元月，方志敏适时领导了弋阳、横峰农民武装起义，并在敌人大举进攻，农军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果断地带领农军转移到磨盘山区，经过整编，正式建立一支精悍的脱产游击队。从此，方志敏领导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将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游击队发展为一支英勇善战的正规红军。

在发展武装力量和扩大根据地的过程中，方志敏先后担任过弋阳等五县党委会书记兼武装起义指挥部总指挥，中共弋阳、横峰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执行委员，中共信江特委委员，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委会主席，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代理政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

1935年元月，方志敏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敌人重兵包围，因叛徒出卖，24日在皖浙赣交界的怀玉山陇首村附近被捕。在狱中，方志敏坚贞不屈，并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不朽著作。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

试析

毛泽东对方志敏的牺牲万分痛惜，不仅因为大革命时期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了一致立场，而且因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以正确的方法和政策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并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积极抵制。

方志敏于1926年初识毛泽东。这年5月，他在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期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讲课，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时为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并深为毛泽东卓越的见解和精彩的演讲所折服。

方志敏从广州返回南昌后，即借助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有利形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武装。1926年11月，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方志敏被选为委员长兼秘书长。时值国共合作，由于方志敏曾帮助国民党重建在江西的各级组织，所以在国民党省党部还担任着执行委员和农民部部长职务。不久，蒋介石阴谋背叛革命，破坏国共合作，指派其亲信控制了江西省党政大权，把方志敏等排斥出省党部，并撤销了方志敏农民部部长职务。1927年2月，江西省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再次企图同共产党争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某些领导人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立场，训示农民协会作出妥协。对此，方志敏未予理睬，而是急电毛泽东，报告情况，请求指示。毛泽东当即回电，积极支持方志敏所持的正确立场，要求江西省农协，“宁可大会开不成，也不可屈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方志敏不顾敌人以暗杀相威胁，组织各地农民代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穿了他们贿买选票的伎俩，粉碎了他们企图夺取农协领导权的阴谋。在尖锐的斗争中，方志敏继续当选为省农协常委和秘书长。

1927年3月，蒋介石新军阀集团在江西接连制造镇压群众运动、屠杀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其反革命面目进一步暴露。为制止蒋介石一伙的反革命行为，惩治其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方志敏利用到武汉参加中央农委扩大会议的机会，约集国民党省党部的左派执委、监委和其他各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这一活动再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亲自组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召开讨蒋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毛泽东的支持使方志敏受到很大鼓舞，进一步坚定了他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在参加中央农委扩大会期间，方志敏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报告中提出的“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表示由衷的赞同。他说：“毛泽东同志讲的非常之对，种田没有犁耙不行，闹革命没有武装也不行。”他在大会发言中严肃指出：“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势力的自戕！”毛泽东十分赞同方志敏所持的原则立场。为回击右派，以正视听，毛泽东还专门邀请方志敏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公开演讲。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方志敏这两位农民运动领袖，从对中国农村的深入考察中都深刻懂得，开展农民运动，维护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对于推进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们在抵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总是心意相通，在思想认识和政治主张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并且，他们也正是基于对中国农村的深刻认识，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建立革命武装和开辟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中，选择了一条相同的道路。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撕下伪装，动手“清党”。他派兵查抄了省农协，缴了农民自卫军武装，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礼送”出境。在这种形势下，方志敏秘密回到家乡，聚集农运骨干，发展革命力量，着手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元月，方志敏在弋阳、横峰地区适时发动了年关暴动，并在敌人大举进攻之时，参照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的经验，果断地将各路农军中的积极分子集中起来，正式建立一支精悍的脱产游击队，转移到磨盘山区。在方志敏的领导下，这支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到1930年上半年，根据地发展到纵横500余里，人口100多万，原来40余人的游击队也已成长为正规红军。

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方志敏总结了一套作战方法，如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等。正是凭着这套方法，弱小的农民武装才粉碎了强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并使自己逐步壮大起来。方志敏一贯重视红军建设。为大批培养红军基层干部，在他的建议下，根据地创办了军政学校，他经常亲自到学校讲课；为纠正红军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军阀主义残余现象，他言传身教，深入部队去检查、去讲话、去指导、去督促；为提高官兵觉悟，他积极推动部队开展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为发扬民主，他要求红军各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以此密切官兵关系；他特别注意学习井冈山经验，在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对巩固红军、提高红军战斗力，起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方志敏全力投入根据地建设。他经常派人去中央根据地请示汇报工作，学习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根据地的经验。在他的领导下，赣东北根据地创办红军大学分校、职业学校和合作社，兴办了煤矿和木炭、炼铁、兵工、地雷、造纸、制糖、榨油、被服、农具等各种工厂。在民主政权建设方面，他十分重视从工农群众中培养和选拔干部；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与群众同苦，勤俭节约，不允许有任何特权；他主张民主政权必须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时刻接受群众监督，他强调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解决根据地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关心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使得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支持革命，保卫革命果实，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赣东北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赞誉赣东北根据地是“方志敏式”的根据地，明确指出那里建设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的路线和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931年11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再次得到肯定，大会授予红十军一面奖旗，方志敏获得银质奖章，并光荣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但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方志敏这位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卓越领导人却屡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和迫害。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操纵的中共中央，向赣东北派去所谓中央代表，全盘否定那里的工作成绩，排挤、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强制推行完全脱离实际的极左政策。他们大抓所谓“AB团”和“改组派”，进行刑讯逼供，滥捕乱杀，把反对他们的一大批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优秀党政军干部当作“暗藏反革命”残忍杀害。他们在军事上采取硬碰硬的方针，强令红军同敌人正面作战，使红军屡战不利，伤亡惨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方志敏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为此，他曾两度招致被剥夺指挥红军的权力，甚至被关进禁闭室，遭受隔离审查。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他总是以大局为重，力排干扰，尽一切可能减少“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1933年10月，赣东北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面对敌人8个师的围攻和“步步为营、层层筑垒、持久围困”的战术，方志敏认为，只有跳出苏区，向敌人防守薄弱的浙西、皖南进攻，造成威胁南京之势，才能打乱敌人部署，把敌人从根据地和堡垒中调动出来，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达到粉碎敌人“围剿”的目的。按照这一方针，方志敏率领红军完全可能取得胜利，并且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战果。但是，推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却指责方志敏“分散保卫苏区力量”，严令他必须执行六届五中全会“不失苏区一寸土地”、“以赤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的决议，不许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对党的路线怠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派到赣东北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两位领导人也借口“执行中央指示”，不再听方志敏的调遣。他们把红军主力开向敌人主攻方向，和敌人展开激烈的堡垒争夺战。在他们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一年，付出巨大牺牲，也未能打退敌人的进攻。面对这种情况，方志敏再三向中央建议改变战略，但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败局已定，中央才发来电报，接受了方志敏“机动出击”的建议，并指示他率红十军向浙西、皖南方向行动。但为时已经太晚了。1934年10月，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长征，从一开始就处于险恶的局面中。12月中旬，先遣队在进军途中遭遇七倍于己的敌人的围攻，红军伤亡很大，战斗打成相持局面。在此情况下，方志敏果断率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他向中央请示后，遂决定暂回根据地，待休整后再出征北上。1935年1月中旬，先遣队到达赣东北怀玉山区，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打成两截。前一截800余人在方志敏等人率领下，勇猛突围，回到了根据地。后一截是红军主力，却因具体领导者的指挥失当陷入敌人重围。为找回这支队伍，方志敏断然决定自己返回接应。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但终因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未能突围。1935年1月，方志敏因叛徒出卖，在战场上遭敌人逮捕，后被敌人杀害。

方志敏牺牲了。他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但断送他的祸端，则在王明路线。毛泽东痛惜方志敏的牺牲，对方志敏给予高度评价，这既是他对英烈的缅怀，也是对王明路线的揭露。在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防止“左”的错误，仍是十分有意义的。

【注释】

[1]摘自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摘自殷理由主编《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军事人物篇》，第3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