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闻一多——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响亮而闪光的名字！他的诗、他的文、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感染影响着当代人，也感染影响着后来人。毛泽东多次由衷地赞扬他，深情地推崇他。

毛泽东评点原文

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先生家属：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

毛泽东　朱德　午筱^[1]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2]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3]

闻一多简介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现代诗人、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族名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其父为晚清秀才。5岁入私塾，课余随父读史书。他从小喜读诗词，爱好美术，所接受的既有传统的经史教育，也有晚清以来的“新学”教育。1912年冬，闻一多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课余组织校内学生艺术团体“游艺社”（后改组为“新剧社”）、“美术社”等，参加演剧与研究美术。五四运动激发了他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他被推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并代表清华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发出激烈的改造学校、改造社会的呼声。7月，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这些诗大多收在诗集《红烛》中。他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美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闻一多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报告，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学习绘画，同时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

1923年9月印行第1本新诗集《红烛》后，闻一多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红烛》之后的诗作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他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1925年闻一多自美国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与徐志摩、朱湘等创办《晨报副刊·诗携》。此时，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1928年1月，第2本诗集《死水》出版，收集了他1925年以来的诗作28首。这是他的代表作。1928年秋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1930年秋后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定居北平，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500华里到达昆明，沿途看到人民的悲惨境遇，对于他的觉悟和进步颇有影响。1938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仍任教授。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1942年3月出版的《楚辞校补》，是他10年研究的结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3年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会主任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之一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高度赞扬了闻一多。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但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善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并将传之久远。

试析

大凡懂一点近现代文学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闻一多的；大凡懂一点近现代革命史的人，也没有不知道闻一多的。他既是著名学者，又是著名的民主战士。

闻一多早年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与徐志摩共同创办《晨报》副刊《诗镌》，后又与徐志摩、梁实秋共同创办《新月》杂志。他曾在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有诗集《红烛》、《死水》等。他同时又擅长考据之学。郭沫若曾这样评价闻一多：“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1993年，他家乡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闻一多全集》，计12卷，洋洋500万字，实为皇皇巨著。

闻一多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来回奔波，不屈地奋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闻一多也随之南迁。当临时大学到达云南以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该校任教，除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外，还一度代理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次年9月，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任昆明《民主周刊》社社长。当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后，闻一多高兴得把蓄留了8年的胡须全部剃光。

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的选择。1945年11月，昆明学生掀起了争民主、反内战的高潮。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对赤手空拳的学生进行了大屠杀，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对此义愤填膺，在安葬死难烈士的仪式上，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捉拿杀害四烈士的凶手归案，今天追不到，明天追，这一代追不到，下一代追！”随后，他满怀激情地写成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准备复校到北方去。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闻一多去讲学。他为国家的前途而忧虑，愿在此时为国家效力，他谢绝邀请，说：“北方的青年也许还需要我。”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一边准备内战，一边对国统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加紧镇压。7月11日，李公朴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紧接着，社会上传言闻一多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第二号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这时，许多好心的青年、朋友和亲人都劝说闻一多，希望他小心防范，最好是隐蔽一段时间。

7月15日上午，有位学生代表来到闻一多家，说：“今天云大同学和治丧委员会已经商定，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在云大礼堂举行，就由云大学生自治会负责主持。闻先生，你就不用去了。”

闻一多却坚定地说：“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这些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又怎么对得起生者？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这是最后的一个重要的群众大会，我可以不发言，但一定得去！……”

当闻一多走进会场时，大家向他投来钦佩的目光。主席台上，由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作报告，她泣不成声，一千多听众流下悲愤的泪水。然而一些歪戴帽子、戴黑眼镜的特务却在会场中抽烟说笑，个别的还无理取闹，与会场气氛极不协调。闻一多本未准备讲话，但目睹此景，却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当李夫人刚被搀扶着离开讲台，他便拍案而起，面对会场厉声说道：“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发生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要遭这样的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笔，有嘴，有理由拿出来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地杀！……”

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闻一多更加激昂地喊道：“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闻一多的讲话被一阵阵的掌声打断。他接着说：“去年‘一二·一’，昆明的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年轻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又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都发生在昆明，这是昆明无限的光荣！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争取民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大家都被闻一多这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打动，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可是，就在这次大会开完以后的当天黄昏，当闻一多从民主周刊社出来，与接他的长子闻立鹤一起回家，在离家只有十数步处，突然闪出一群特务，用美制冲锋枪对他们父子两人疯狂扫射。闻一多当场中弹身亡，倒在血泊之中，闻立鹤也身中五枪，受重伤。

7月16日和18日，昆明各界先后为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

闻一多的壮举和敌人的暴行，立即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反应。他马上联合朱德，于7月17日向闻一多的家属发出了唁电，表示痛悼和安慰之情，唁电全文如下：

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先生家属：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

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

毛泽东　朱德　午筱

与此同时，身在南京的周恩来也特致电闻一多夫人，深表悼唁。在国统区工作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全体成员，也从上海先后给李公朴夫人和闻一多夫人发来了唁电。延安《解放日报》亦连续发表悼念闻一多与李公朴的文章。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高度赞扬了闻一多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建国以后，闻一多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据著名诗人臧克家回忆，毛泽东除了喜欢中国古代诗词以外，也读过不少中国新诗，如闻一多的《死水》，他就曾经读过。

毛泽东最喜欢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人。在他的笔下，这种人莫不得到崇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上至古代的屈原、岳飞、辛弃疾、陆游，下至近代的林则徐、鲁迅、闻一多、朱自清等。只有具备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成为大写的人。闻一多就是榜样。

【注释】

[1]引自《解放日报》1946年7月19日。

[2]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14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引自毛泽东读《新唐书》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