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陈伯达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他也是一位大名人，但到晚年却犯有严重错误。早年他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对哲学史和马列理论还是下过一番功夫钻研的，他写的一本书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夸奖……

毛泽东评点原文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1]

陈伯达简介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8年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创办，陈伯达任总编辑。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等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后因病保外就医。晚年还写过一些学术文章。1989年9月20日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85岁。

试析

毛泽东给陈伯达这封信是在1939年2月写的。这封信肯定了陈伯达的一大功劳。毛泽东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原因是这样的：1938年，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注意研究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响应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于1939年分别就孔子、老子、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了3篇论文，并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上发表。其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1939年《解放》第65、66期合刊，《孔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同年第69期，《墨子哲学思想》于1939年、1940年在《解放》第82、102和104期上连载。

毛泽东对东西方哲学、东西方哲学史素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便有所研究。到达延安后，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勤了，且有一定的造诣。但他不是纯做学问，为的是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陈伯达这位秀才在写有关孔子、老子、墨子这三位古代著名思想家的文章的过程中，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并由他将其中的一些文字转呈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不仅给陈伯达写了信，还给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写了两封信，发表自己对陈文的看法，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对墨子，尤其是孔子的哲学思想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西方哲学史上，曾有一位哲学家，因其哲学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此人就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而中国哲学家墨子，几乎与赫氏同时，他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艺，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后抛弃儒学，创立新说，形成反映“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派，与儒对峙，并为先秦的两大显学。现有《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典范，其中有墨子本人所著，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墨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该书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反对儒家繁文缛礼，是与儒家对立的显学之一。该书的哲学思想，主张唯物论的反映论，肯定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客观实际，在“名”和“实”的关系上，强调“实”（即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名”（即名称、概念）是第二性的，“名”反映“实”。《墨子》一书的主要哲学成就是提出具有经验论特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中国古代唯物论哲学的一大发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高度地称赞墨子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称其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

陈伯达写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全文3.6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各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该文对墨子评价很高，就政治方面而言，陈伯达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就哲学理论而言，陈伯达认为墨子在中国的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经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对这些观点，毛泽东是表示赞同的。在2月1日给陈伯达的信中，毛泽东还建议将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指出陈伯达在阐述“仁”、“义”、“中庸”、“半”、“端”等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范畴时，有些地方不够“明白”，有些解释则“甚不妥”。例如“中庸问题”，陈文认为墨家发展了儒家的思想。毛泽东在信中则表示了不赞成，认为“儒墨两家论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路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因此“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

1939年2月20日和22日，毛泽东给张闻天连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主要是就陈伯达论述孔子的文章发表意见。信中认为陈伯达的文章“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如关于名实问题，从陈文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来，陈伯达认为孔子的哲学体系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正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关于中庸问题，指出“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毛泽东在信中指出陈文“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还有，陈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者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原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在给二人的三封信中，毛泽东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一再声明，“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提出来是为了“用供参考”，“与伯达同志商量”，“请兄（闻天）及陈（伯达）同志斟酌”，等等。毛泽东在学术上如同在政治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苟同别人的观点，不丧失原则，勇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与人商榷，商榷中以理服人，平心静气，求同存异，十分谦虚。他对当时陈伯达的学术研究工作及研究成果，是肯定和支持的，这种肯定和支持既鼓励了陈伯达，也鼓舞和激发了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读起来使人感到十分亲切。

【注释】

[1]毛泽东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