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

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

他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明确支持毛泽东，并投了关键的一票。在延安期间，他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毛泽东赞扬他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泽东评点原文

稼祥同志很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是王力在外喧出来的嘛，是王力搞的嘛，稼祥只提了一些意见。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1]

王稼祥简介

王稼祥（1906～1974.1.25），原名王嘉祥，别名稼。出生于安徽省泾县的一个大户家族。少年王稼祥因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受到老师、同学的好评。

1925年，已经19岁的王稼祥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高中三年级学习。当时正值“五卅运动”后不久，学生们同帝国主义英勇搏斗、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气概，使王稼祥受到极大的教育和激励，实现了思想政治成长过程中的重大飞跃。他加入了共青团，同时被选派赴苏联留学，去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在几年的学习期间，他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哲学、东西方革命史、中国问题等课程，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力求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去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问题。

1928年，王稼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组织批准了他的回国要求，于这年3月回到上海，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开始投入到国内的革命斗争中来。1931年，回国不到一年的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并被中共中央委任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就这样把年仅25岁的王稼祥推上了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岗位。王稼祥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他反对思想领域内的残酷斗争和惩办主义倾向，反对政治工作中的不深入和官僚主义作风，提倡并坚持把思想教育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在中央苏区党内、军内，王稼祥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被公认为红军的四位领袖之一，即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后，王稼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被突袭的国民党飞机炸成重伤。此后，他带伤长征，并坚持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参与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由于患疟疾而身体虚弱，因此，他只能一直坐着担架赶路。同样由担架抬着的王稼祥，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块宿营，真诚相谈。这使他们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革命受到的严重挫折，以及长征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的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原因的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在会议的最后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以后的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作为中共中央领导红军的最高机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红军。11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病，经过辗转曲折，他终于在1937年7月到达莫斯科，经过治疗，病情大有好转。11月，王稼祥接替王明的工作，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王稼祥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极力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原则。1938年4月，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稼祥的工作，他遂于同年8月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他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在9月底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年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新政策，表现了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从1938年8月至1943年，王稼祥担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核心领导成员，参与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他是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之一。在此期间，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文电中，经毛泽东和王稼祥联名签发的数以百计，他在协助毛泽东处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问题中，倾注了全部心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成立了学习组，以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引导中央委员、高级干部认真研究马列主义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1942年6月，中央决定由王稼祥、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系统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抱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他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共产主义。”他还旗帜鲜明地写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1943年下半年，王稼祥病伤复发，住院治疗，脱离工作，未能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在七大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抗战胜利后，王稼祥因身体状况不佳，未再担负军队工作。1946年春，再度去苏联治病，第二年5月，他病愈回国，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分管哈尔滨市的工作。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他调任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1949年2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使苏联，担任驻苏大使，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初，王稼祥奉召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王稼祥进行诬陷和迫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他在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因王稼祥的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68岁。

试析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开始形成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由于王稼祥当时还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因而卷入了这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之中。到达中央苏区后，王稼祥执行中共中央的某些决定和指示，犯过“左”的错误，在处理富田事变时，造成了肃反扩大化，在土地革命中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错误政策。1931年11月，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的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等。但是，由于他注意从苏区军民的斗争实践中汲取材料，重视调查研究，因而在工作中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减少了或者避免了“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在教条主义者中是最早觉醒的一个人，他也逐渐由反对转到赞成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上来。

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他进入苏区不久的龙冈地区。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四中全会的经过。而毛泽东则向他详细地叙述了红军中争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问题，并拿出一些文件给王稼祥看。这次会见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毛主席是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完全不同一般的领导人，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而有说服力。”他对毛泽东在反“围剿”战争中提出的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一开始就表示钦佩，认为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主张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曾说过：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在王稼祥兼代政治保卫局局长期间，发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时，又较早地提出了制止乱捕人、乱杀人的主张，不赞成在干部问题上的惩办主义政策。后来，当“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人错误地斗争和公审肖劲光，并作出了处分决定时，王稼祥不同意对肖劲光的处理，几次拒绝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的这种坚持党的原则，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保护同志的精神，赢得了许多同志的敬佩和感激。这在当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左”的政策盛行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王稼祥在实践中更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主张的正确，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局开展了所谓“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而发生了毛泽东是留在前线指挥还是留在后方的问题。王稼祥主张继续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王稼祥的意见尽管处于少数，但他这种态度，正如胡耀邦所指出的：“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宁都会议后，王稼祥协助周恩来、朱德抵制了苏区中央局确定的“左”的军事方针，从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结合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抵制了“左”的错误对作战的影响，制定了正确的作战原则，在苏区军民充分动员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曾与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等人交换意见，他认为，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领导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采取了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也对博古、李德的领导表示不满，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毛泽东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王稼祥对促成这次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为开好遵义会议立下功劳。在当时党内斗争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积极推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变错误的领导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充分表现了王稼祥的远见卓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专门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立了大功。

抗日战争初期，王稼祥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亲自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承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作用，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稼祥的准确传达，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延安时期，王稼祥还注意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后经七大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七大上，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王稼祥缺乏了解，选举中央委员时他落选了。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毛泽东亲自出面向代表们作解释，列举王稼祥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期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的事实，特别强调了他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两个重要会议上所作的贡献，让代表们增加对他的了解。这样，王稼祥名列第二位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多次出面肯定王稼祥的重大历史功绩。1971年林彪事件后，王稼祥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表态信，送呈毛泽东和周恩来，讨伐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同时，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作了深刻的检查。信写完后，请王震亲自送交党中央。毛泽东看了王稼祥的信后，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讲了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再次肯定了王稼祥的功绩，指出了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并请周恩来在1972年春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口头传达。

王稼祥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同志、亲属面前，从未谈起过自己对党的特殊贡献，在讲党的历史时，又总是把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引以为训，并用自己的亲身体会阐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他曾经这样说：“像我们这样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应当经常控制自己，以所剩不多的余年，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不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事。以便补偿过去的错误，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列举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卓越领导人的行列中，就有王稼祥。这个赞赏和评价，与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评价是一致的，对此，王稼祥也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1]引自宋一秀、杨梅叶编著：《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第233页，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