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刚强而勇敢

贺子珍刚强而勇敢

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10年，陪同毛泽东经历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10年艰苦备尝，岁月峥嵘。她表现不凡，博得了毛泽东的赞扬。她是毛泽东的患难之妻，是真正的战友。她虽然没担任过重要职务，却是一位重要人物，有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原来没想到，你是这样刚强和勇敢。^[1]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2]

贺子珍简介

贺子珍（1909.9～1984.4.19），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毛泽东的第二任夫人。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富裕之家。她的老家在永新万源山区的黄竹岭，祖父辈是永新的望族，拥有许多房产和田地。父亲贺焕文是个老实憨厚的读书人，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县长。母亲杜秀，是广东梅县人，异常美丽，读过四书五经，是个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贺子珍有兄弟姐妹多人。

贺子珍4岁时，家道出现变故，父亲被撤销县长职务，后来只好靠给人打官司写状子挣钱，外带开一个茶馆。世态的炎凉给贺子珍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印象。到了入学的年龄，贺子珍便上了女学。长成少女后，秉承了母亲姣好的面容，被人们称作“永新一枝花”。她性格开朗，好学深思，敢作敢为，向往革命，受到同学们的钦佩。

贺子珍在16岁那年，即1925年，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吉安党委妇委、妇女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7年8月回国。解放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妇联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在长期患病期间，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她同疾病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终因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5岁。

试析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井冈山上相识、相知、相爱，并结为夫妇的。从1927年初次见面，到1937年贺子珍去苏联与毛泽东分手，他们俩在一起并肩战斗、互相帮助、共同生活了10年。这10年，是中国革命发生大转折的时期，从初始开展武装斗争，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伟大的万里长征，到达抗日的前线陕北。条件异常艰苦，毛泽东又受到“左”倾路线的压制、排挤，是毛泽东一生峥嵘岁月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贺子珍向毛泽东奉献出真挚高尚的爱情，表现出勇敢刚强，吃苦耐劳，承受了诸多的苦难和重负，协助毛泽东走过了那段具有决定意义的艰难历程，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对贺子珍，毛泽东多次由衷地夸奖过。对贺子珍的功劳，毛泽东一辈子铭记在心。分手之后，毛泽东始终惦记着贺子珍的生活、身体，设法予以照顾，一直坚持到晚年。

贺子珍是怎样爱上毛泽东的呢？源于一次险情。一天，外县的一支地主保安队向毛泽东、贺子珍等人居住的塘边村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到蒋介石那里去领重赏。这时，正在堂屋里同毛泽东一起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后大吃一惊。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村庄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她毫无主意，抬头看了看毛泽东，他却非常冷静，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毛泽东心中有数，敌人的实力、意图不清楚，此仗不能冒险去打，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敌人进村了，找不到人，知道红军和老百姓有了准备，在村子里抢掠了一阵便走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次小小的民团骚扰，同许多重大的战役相比，实乃小事一桩。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怎样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这种冷静、自信和力量，正是她所缺少的。她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有无穷的力量。毛泽东这种优异的、革命者的素质，强烈地吸引着她，感染着她。每当她来到他的身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他的帮助和指点，自己也变得聪明和成熟多了。于是，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虽说贺子珍是反封建的斗士，但一想到自己悄悄爱上了一个人，就感到不好意思，胸口怦怦直跳，平时的勇敢、大胆、泼辣的作风不见了。毛泽东从她的神态中懂得了她的心思，仿佛看到了这个年轻、质朴的姑娘那颗火热的心。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归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抚摸着自己上衣的衣角。

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招呼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坦诚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

贺子珍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很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关于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贺子珍听了这些坦诚之言，很受感动。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彼此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合理的照料，自己便主动地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工作。

自从那次保安队袭击后，他们又在塘边村工作了一个时期，两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婚事很简单，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而他们结婚时最珍贵、最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就是贺子珍亲手为毛泽东缝制的一个大挎包。这个大挎包上没有绣什么鸳鸯、龙凤之类的吉祥物，但很结实，内有几层，外面缝了几个口袋，它成了毛泽东办公不可少的用具。这个大挎包凝结了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深情和对美好姻缘的良好祝愿。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伴随着他取得了转战中央根据地保卫井冈山的伟大胜利。

同毛泽东结合后，贺子珍不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还帮助毛泽东收集资料、抄写文稿，做他的第一读者、第一听众。到晚年，贺子珍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无比激动，描述得栩栩如生。她说：

“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为了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他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清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稿，我再帮他抄一遍。

“毛泽东写诗和写文章不同。他写诗比较快，改动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写诗是有感而发，脑子里早已酝酿成熟了，才提起笔来。另外，诗是抒发感情的东西，怎么表达关系不大。文件就不同了，是要指导工作的，表达得不准确，就要出毛病，在打仗时那是要死人的。所以，他写文件、起草讲话稿，特别慎重，总是改来改去。

“他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读给别人听。写出一部分，就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时还特地把老乡请来，念给他们听，问大家这样写对不对？好不好？能不能听懂，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的文章除了见解深刻、文采飞逸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通俗易懂，口语化。”

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有时毛泽东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谈起读书的事来。谈论中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不以为然，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他们谈着谈着，不觉东方发白，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贺子珍理解毛泽东，信任毛泽东，当毛泽东受到攻击、诋毁时，她常常站出来说话。当她后来听说有人批评毛泽东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三国演义》时，她为之气愤，据理反驳：

“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

“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

1929年6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反对丢掉福建，攻打敌人实力强大的广东、湖南，应该安下心来，做艰苦的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但是，相当多的人不喜欢听这一套，甚至厌烦，毛泽东处在孤立的地位。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当年那次党代会的情况时，说：

“在红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

“毛泽东是一个很遵守党的纪律的人。他同前委领导干部之间意见的分歧，从来不同我讲。在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他同朱德、陈毅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我从没看到过他们吵架，只见他们经常来来往往，互相关心，联系挺密切的。我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前委重要的会议记录也归我保管。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翻看了一次会议记录，才知道他们之间原来意见很不一致。

“毛泽东对‘左’倾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他常常爱讲这样的意思：一个人穷极了，饿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可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

每当毛泽东受到错误处分时，贺子珍总是为毛泽东打抱不平，为毛泽东忧而忧。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右倾保守”等罪名，把他苏区中央的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销了，而且是在故意让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对他作出处理的。会后，又对毛泽东的申诉置之不理。那天，毛泽东回到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半天不说一句话。当贺子珍明白缘由后，她满脸怒容，含着泪水，鼓励毛泽东起来斗争。他们有时在一起分析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他们住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能不犯错误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对这些分析，贺子珍是赞成的。

1933年初，“左”倾路线领导人又在苏区掀起了一个反罗明路线、抓反党集团的斗争，矛头实际是指向毛泽东的。其中受打击最厉害的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这时，毛泽东夫妇已回到瑞金。过去，瑞金他们的家，经常是亲朋满座，宾客盈门的。如今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贸然进他们家的门。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

鉴于这种情形，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而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也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多么难熬，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子珍了。有一次，他对贺子珍说：“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了。”贺子珍劝毛泽东不要把问题想得过于严重。她和她娘家的人，紧紧地同毛泽东站在一起，给孤独中的毛泽东以支持和慰藉。

不让毛泽东管军事，他就研究苏区的经济工作。他深入到苏区的城镇和乡村，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的所得整理成文章。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他还把枣田运动的情况，写成了文章。贺子珍读着这些从实际出发而又分析精辟的文章，总是满怀信心地对毛泽东说：

“群众是拥护你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你的意见是对的。王明路线把地主和富农捆到一起来了，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明路线打击你，可是人民拥护你，相信你，你并不孤立，群众始终认为你是他们的主席，他们的好领导。”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贺子珍给了毛泽东她可能做到的、全部的支持。他们是患难夫妻，知音加战友。

贺子珍善骑马，会打手枪，作战勇敢。1929年大柏地战斗前，她和毛泽东等人被敌人包围了。由于贺子珍怀有身孕，毛泽东劝她先走。她骑马突围，沿途打死了好几个敌人，平安到达目的地。当毛泽东听完了贺子珍突围经过的介绍后，由衷地夸奖道：”我原来没想到，你是这样刚强和勇敢。”

因为勇敢和关心别人，贺子珍在长征路上负了重伤。遵义会议以后的有一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打算在这里宿营。人们刚把头上的伪装取下，忽然遭到三架敌机的袭击。为了抢救还躺在路上的一名伤员，贺子珍从路旁的沟里跳出去，当敌机扫射和投弹时，贺子珍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伤员。结果，伤员无恙，她却身负重伤，鲜血直流。经医生检查，贺子珍的头部、背部有14处弹伤。长征路上没有条件做手术，嵌入她头骨里和肌肉里的弹片无法取出，只能把表面的弹片夹出，敷上白药，包扎起来。

对于昏迷不醒的贺子珍，连里领导商量的意见是找一家老乡，把贺子珍留在那里养伤。他们打电话请示正在指挥大家抢渡赤水河的毛泽东，毛泽东无法分身去看贺子珍，回电话指示：“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死。”他立即派傅连暲医生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他又把自己的担架调了来，帮助抬贺子珍。

贺子珍终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后来，她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贺子珍生下了女儿娇娇（李敏）。4个月后，她将女儿送去了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学习。她努力学习，急于补充、提高自己。除星期天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夫妻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于是，贺子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交流，过去在她和毛泽东之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的。而现在，同别人相比，就显得过于少了。此时，她想得很多，想多做工作，可身体不争气，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想取出弹片恢复健康，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去西安，再从西安转赴上海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当然与自己有关，诚恳地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充满感情。接着，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这些话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后来的情况就会是另外的样子。然而，贺子珍毕竟是贺子珍，她虽然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活，也锻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曾与她大吵过一顿，事后还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如今贺子珍又拿出要强的劲头，拒绝了毛泽东的心的召唤，坚持要走。她把孩子托付给奶母，打点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当时她只有28岁。

贺子珍到西安后，毛泽东托人带信请她回去。因上海沦陷，去不了，她决定改去苏联，在等飞机的那几个月里，毛泽东又托人带信请她回去，但她均未采纳，终于去了苏联。到苏联不久，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仍然请她回去。但她留下来了，并且一呆就是九年。在苏联吃了不少苦头。

首先，她到苏联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孰料10个月后男孩夭折了。她忍受着丧子的痛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内又传来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意味着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这宛如晴天霹雳！她为此多次落泪，长夜难眠。她为当初的轻率任性而追悔莫及。但她以顽强的毅力生活，既要同自身的病痛作斗争，又要照料着从国内送来的毛岸英、毛岸青和娇娇。生活重负尚且不说，王明一伙仍不放过她，对她施加精神压力。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疯人院，长达两年多，幸亏被王稼祥夫妇领了出来，于1947年冬，带着女儿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

后来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她为此饮恨终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她去世，她没有说过毛泽东一句不是，对毛泽东没有一句怨言，她独自默默地承担了这悲苦的后果。

回国后，贺子珍先在东北工作了几年，后来转到上海。1950年，贺子珍曾同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复信，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呀！毛泽东的声音强烈地刺激了她，她原来已经愈合的心灵创伤，又重新迸裂。收音机一夜未关烧坏了。从此，贺子珍病倒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生病的，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叮嘱贺子珍要好好吃药，不要抽烟。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此后，毛泽东经常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1000元钱。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国外的名牌香烟，他打开了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九包没开封的，连同抽过的那半包，一起包好，托人捎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这些烟后，原来已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贺子珍也通过女儿李敏给毛泽东捎东西，如毛泽东爱吃的南方的青菜。有一次，贺子珍还给毛泽东捎去了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仍然记在心中。

1959年，毛泽东参加庐山会议时，还特地把贺子珍接上庐山住了一宿，两人深情地叙谈了一番。后因江青要上山的干扰，又匆匆分别了。但毕竟见了一面，使20年的阔别得到了一点慰藉。

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惦念、关照，还可从其女儿李敏给贺子珍的一封信中看出。信写道：

亲爱的妈妈：你好！

我十九日晚上七点多已平安到达了北京，路上一切都好。回到家后见到了爸爸，他身体很好，小孔也回来了。他的感冒病也好了，请妈妈放心。

见到爸爸，我把你身体的情况和你要我告诉爸爸的话，都给他讲了。爸爸很希望你好好听粟院长和杨教授的话，坚持把病治好。现在爸爸把你要的药搞到了，这种药很好，很少，很难买到，希望你（按）着医生的话去吃药，身体一定会好得快。我把你想把病治好的心情告诉了爸爸，他很高兴，希望治疗不要中断。爸爸有封信给你。

爸爸现在把信和药一起派人给你带去。

妈妈，不多写了，代我向粟院长、杨教授和李院长问好。

祝

身体健康

女儿　娇娇

62.5.21

毛泽东的安慰鼓励，增添了贺子珍战胜疾病的力量，毛泽东寻医寻药，又为治疗贺子珍的病提供了物质条件。而女儿娇娇，又是联系二人的一条天然纽带。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子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的几行字：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可看做她长期以来悲怆的心情的真实写照。

1976年9月，她得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派侄女贺小平、外甥女儿贺海峰，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泽东的灵前献上心香一瓣。

江青倒台以后，贺子珍希望重新为党做点工作，不料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挫折：1977年的一次中风后，得了偏瘫症，从此卧床不起。

党组织立即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为她安排了最好的医疗条件，期望她早日康复；党给了她政治上的荣誉，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党给了她生活上的莫大关怀，用专机把她接到北京，参观了天安门、大会堂，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党中央和上海市的许多领导同志，她昔日的战友，接连不断地到医院探望她。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亲自安排她的医疗方案，过问她的休养生活。这一切，使贺子珍感到欣慰。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病逝。4月26日早间新闻联播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这则消息告诉人们：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是简朴的，也是隆重的，规格很高，党中央的许多负责人都送了花圈。

贺子珍的遗体火化后，中央派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往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走完了她一生坎坷不平的路，终年75岁。她与毛泽东同居10年，生了6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娇娇一人。

贺子珍是一位平凡而又高尚的人，她虽然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她是一个重要人物。她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青春，承受了许多的苦难。毛泽东赞扬了她，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她。

（注：本文写作重点参阅、援引了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

【注释】

[1]井冈山时期大柏地一仗后毛泽东同贺子珍的谈话（见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第134页，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内部发行〉）。

[2]长征到达陕北后，两人为照看伤员发生了争吵，争吵后毛泽东同贺子珍的谈话（见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第226页，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