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论争辩推动思想扩散的时代性格

第五节　以理论争辩推动思想扩散的时代性格

刘知幾在《史通·言语》中说道：“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箝》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这是战国时思想传播、争辩之风的一个缩影。从思想争辩中寻求思想教育的活力，包括思想创造的活力、思想传播的活力、思想竞争的活力，因为任何思想都不能不接受社会的是非评判与价值选择。

与政治界纷争不已相仿，思想界、学术界也展开了自由争辩且相当激烈，呈现出一派思想锐气。那时思想界多论辩之士。孟子就是一个积极参与思想争辩的人，他公开宣示，“岂好辩者，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君子必辩”（《荀子·非相》）。勇于思想争辩是那时的社会时尚，如有田巴“一日服千人”的争辩勇气与能力（《史记·鲁仲连列传》），有宋钘、尹文那样的“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的顽强。当时有千人参辩的热潮，有强聒不舍的风尚，可见争辩气氛之炽热。这种思想争辩发生在学校里、在朝廷中、在社会上，反映了人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论关注与思维深化。一次思想论辩就是一次思想宣传，各种思想正是通过激烈争辩，强化了社会扩散力，在全社会形成思想活跃的氛围。无论是学派之间的争辩，还是权力意志与士人思想的争辩，即道与势的争辩，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权力的科学性、政治的民主化。思想争辩的氛围激发了知识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创造力，也活跃了社会的思想氛围。

在思想道德教育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理论争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天人之辩，提升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认识。天人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地位问题在周朝就早已提出，在春秋战国时期更引起普遍的关注。当时一个重要的论题是天道人道孰重。对人来说，“天道远，人道迩”，人道比天道更切近、更重要、更需要尊重，人应该从天道压抑下解放出来。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强调民先神后，民为神主。荀子观点更鲜明，思想更有锐气，“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这在当时是有批判的思想胆量与创造的理论勇气的，推动了从“假天制人”向“天人合一”、“以德配天”、“以人制天”的演变，提升了思想道德教育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与价值，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一种清新。

二是通过人性善恶的争辩，深化了对人的认识。对人性如何认定是思想道德教育中回避不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对人的应然的追求，它必然建立在对人的本然的思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促成本然向应然的转化，实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对人性本然认识的偏差就会造成对人的应然导向的错失，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对人的本性问题的理论关注与探讨热潮。孔子提出了人的性与习的关系问题，告子认为人之性无所谓善恶，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则提出性恶论。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一时受到普遍关注，成为理论分歧最大的问题，并在历史上一直延续下去。可以说正是对人性问题的讨论深化了对人的认识，强化了对人的关注，人性观的多元性带来了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丰富，人性问题的深层探讨对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功不可没。

三是通过德业之辩，丰富了教育目标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提倡崇德广业，盛德大业，可见德、业并重，思想道德教育目标是“进德修业”。“大业”的内涵是“富有”，“盛德”的内涵是“日新”、生生不易，都是讲内修德外立业、内居贤外致功。“显诸仁，藏诸用”，仁用结合。与之相应的是圣王之辩。当时儒重“盛德”，重修身，而法、墨重“大业”，重立功，通过理论争辩使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科学化。

四是通过德力之辩，德、力的作用被双向认可。治国是靠道德还是靠力量的争论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比较激烈，这是一场王道与霸道，即以力征天下还是以德服天下的争辩。一般都认为重硬实力，更要重软实力，治国不能单靠军事的力量，更需要道德信誉的力量。由于长期政治动乱，原来诸侯中霸道思想很有市场，因此滋长了浓重的暴力迷信意识，而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则普遍注意到矫正这种偏颇的必要。齐桓公是一个很有威势的霸主，楚国屈完却做齐桓公的思想工作，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这场德力之辩促进了社会的政治清醒，提升了政治的社会文明，“有德者不可敌”。以德服天下，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意识。

五是通过道与势的争论，提升了思想的价值、士人的地位，强化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独立地位。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道德教育基本上是以士人为主导的，因此有一种普遍意向，即以天下为本位、以真理为本位，提倡“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坚持尊道忘势，要以道济世，绝不枉道从势。思想道德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为真理扩散服务，只有这样，思想道德教育才有自身的权威性，才有其社会价值。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地位，思想创新繁荣、思想交流活跃、思想竞争激烈、思想教育热情，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在此时已初具规模：以统一中国为目标指向，以争取民心为价值指向，以游说诸侯为力点所在，以思想创造为施教资本，以办学授徒为传播方式。

但春秋战国时期虽有思想自由，激发了思想创造，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却失去了判断思想是非的标准，无准则可依，同时，思想自由争辩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思想混乱。《庄子·天下篇》中也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说谁的理论思想都是一隅之偏，耳目鼻口，各有所用，但都只是一种功能，都是有缺陷的，分之则各伤，合之则共美。因此，我们今天认识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从整体上去思考。

【注释】

(1)蒐：同搜，这里指顺少长、明贵贱之意。

(2)作：设置；执秩：主管爵位爵禄之官。

(3)横失：纵横如意，无所顾忌。

(4)唐杨倞认为诗商即诛赏。

(5)《世》：指帝王世系。

(6)《语》：指治国之善语。

(7)《故志》：指记前世成败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