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善教得民”的教育呼唤

第三节　孟子“善教得民”的教育呼唤

我们之所以需要对孟子作专题研究，一是因为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忠实传人，一生崇拜孔子并以学孔为志，“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相传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后人把子思与孟子合称为思孟学派。二是因为孟子在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上富有创造力，对孔子思想作了丰富与发展，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评价，被誉为堪与孔子齐名的“亚圣”，《孟子》也就被历代列为必读的经书。三是因为孟子是儒家八大学派中最重要的一派，他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值得后人研究与开发。其“善教得民”观是孟子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理念，是为历代统治者所普遍接受的治国指导思想。他是一个卓越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家与活动家。

一、“先觉觉后觉”的责任自觉

孟子，名轲，邹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71年至前289年。他幼失慈父，生活清苦，全靠母亲精心扶养与教导，留下“孟母三迁”的佳话。他曾游历各国，以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虽然他在思想学说上有很高的社会声誉，以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但他到过齐、宋、邹、鲁、滕、梁等多国，出入于王府侯门，曾游说梁惠王、梁襄王、齐宣公、滕文公、郑穆公等，与之讨论为君治国之道，为人立世之道，都受到冷落，未受重用。因此，他不能不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终身之志，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追随者众。他曾与告子、淳于髡论辩人性、名实等问题，他敢说敢辩敢批，很有思想锐气。他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政治抱负与教育自信，在社会上形成的思想宣传教育声势是空前的。

较之于孔子，孟子所生活的年代，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斗争十分残酷，所看到的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百姓生活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的悲惨境地。孟子深深感叹“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

孟子具有强烈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责任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也，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他以“先觉者”自居，以“觉后觉”为己任，自觉承受“以斯道觉斯民”的重任，抱着“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自信，“正人心，息邪说”，孜孜不倦。

二、以人为本的善教准则

孟子与孔子一样都以“承先王”为己任，以先王之道为其思想旗帜，以“先王之道”为据，以“先王之道”为宗。先王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先王之道”是指先王的治国思想与修身理念。孔子思想中有很深的周公情结，而孟子思想中则有很深的尧舜情结，周公与尧舜是他们崇拜的政治偶像与道德楷模。孟子是一个“言必称尧舜”的人，他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认为，“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竭力主张思想道德教育中应以尧舜之道为法则，“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一切应以尧舜为标准，“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

那么什么是尧舜之道呢？所谓先王之道、尧舜之道，所指的都是王道政治，即王者有道，以德行政，以仁治国，以教得民，集中表现为其以人为本的思想。

1.政与教，以教为重

孟子倡导以“善教”为重的治国取向。孟子认定，政在得民，得民心是统治者的生存之基。他认为治国行政功在得民心于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民心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是说，得其民在于得其心，得其心在于欲恶与共。孟子的社会理想是物质、精神的双值追求，不仅要拥有财富，更要能赢得民心，所以竭力主张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施政治国的第一位来思考。虽然善政是孟子所追求的，但他认为“善教”比“善政”更重要，应该把精力更多地花在“善教”上，这是因为他把赢得民心放在施政目标的首位。孟子的“善教”意识指的是善于教化。

孟子在《尽心上》篇中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言是指政教法度，仁声是指道德声誉；善政是指养民有道，取民有节，虽得其财，国家富足，但以我为主，以力服人，法度禁令，制其外也，民畏而已；善教则不然，以民为主，以理服人，道德礼乐，格其心也，百姓向从。善政虽得敬畏之心，却只是功利追求，可富于国家财政、善教却可得向往之情，得人心向从，可优化上下关系。思想道德教育功在优化人的精神世界，它可以转化为良好的政治生态，进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以教得人心才是政治远见。

孟子认为，人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物质，更需要教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善教的缺失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2.君与民，以民为本

孟子教育理念中有很强的民惟邦本意识，是其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认识基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是孟子光辉的民本思想，也是孟子大胆的政治主张。他一再告诫统治者要以民为国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齐宣王曾就汤放桀、武王伐纣问题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爽快地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桀纣虽位处君王之尊，但不行仁义，则天下叛之，不过独夫而已，诛之有何不可！孟子一再发出警告，“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对民众中的思想、利益方面的事都应该及时关心，不可怠惰。孟子的民本意识强化了孔子开创的思想教育的人文指向。

3.政治与道德，道德至上

在孟子看来，王道意识的重要内涵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因素，德是政的前提、手段、目的，这是一种道德至上意识。孟子在《尽心上》篇中讲到一件事，其学生桃应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瞽瞍是舜的父亲，他杀人该如何处理？孟子认为，皋陶应依法而处，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那么舜子对此事会怎样对待呢？孟子认为，“舜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舜身处权力至尊地位，在政与德关系上应把德放在第一位，放弃权力，服从道德，不能以私害公。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为大，这应是舜的为人之道，也应是舜的临政之道。孟子认为，为君而不讲道德就是暴君。

4.义与利，以义为重

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与孔子主“仁”相映照的是孟子主“义”。孟子强调“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是为人之道，人之“仁”是靠人之“义”实现的。朱熹的理解是“行天下之大道”，即孟子所说的“义”。“义”是道德准则，“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义”是社会秩序，“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告子上》）；“义”也是政治原则，“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心之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因此君义则天下向从，“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百姓义则尊君，“未有义而后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在义与利的矛盾中，孟子很明确，“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有君王之义才有百姓之利，也才有政治稳定、国家平安之利。孟子竭力提倡思想道德教育中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甚至“舍生取义”。

5.恒产与恒心，恒产为先

孟子主张思想教育要以民生为本、民生为先，要处理好使民、教民、富民的关系。施仁于民，即要施惠于民，思想道德教育的前提是对百姓的生存关怀。孟子认真研究了民的生存法则，“民之为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即对于百姓来说，生存问题是第一需要，是道德意识的基础，“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滕文公上》）如果民生存艰难，则易产生思想异变。孟子主张先富后教、先利后义，“明君制民之产，必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他赞赏文王施仁先施给鳏寡独孤四种人（见《孟子·梁惠王下》），要“解民倒悬”、施惠于民，以君之仁政去营建民之仁心。

孟子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以“先王之道”为指导思想，实际上孟子是以“先王之道”为名，利用尧舜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以提升自己思想的权威性与影响力。

三、一怀人性本善的教育乐观

性善论是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支柱，但孔子对此论述不多，其发明权应归于孟子。孟子所持的“人性本善论”，是其思想道德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石，在思想道德教育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孟子对人性认识是乐观的，因此对思想教育是自信的。孟子的思想是针对告子的“食色，性也”、“生之谓性”的看法提出来的。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性犹杞柳”，本无仁义，“性犹湍水”，善恶无定。这种观点只注意到了人的自然性，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孟子据理辩驳，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性善是人的本能存在，是人的自然禀赋，人之恶不过是人的生存环境对人的本性污染与蒙蔽的结果。

孟子的性善论内涵丰富而深刻，在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占有重要地位。

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天性。人都有先天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人有良好的“知”、“能”是先天赐予的。人都有先天的道德意识，“人也者，仁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人的良知良能与人的道德意识都是人所固有的，是人的天性。孟子从这里导引出“人人都能成圣”的教育自信与乐观。孟子因此而阐明了人与天的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他把人的存心、养性、事天三者捏合在一起。孟子在这里所指引的这条认识路线分明具有浓重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其天性善良的观点赋予每个人同样的信心与乐观。

孟子认为，人性善是人的共性。人不仅在生理上是一样的，在心理上也是相同的。“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只要是人，不是禽兽，皆有善性，没有例外，是“人之异于禽兽者”的基本标志，只是“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而已。他认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个人性皆善的论断促使教育者滋生教育平等的民主意识。

孟子认为，人都有向善心理。向善是人的一种本性。孟子还讲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乃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这种乐闻善言、乐见善行的心理，不仅是舜的高贵品质，也是人的共有本性。这个人都有向善心理的论断为思想道德的自我教育、自我生成理论提供了客观依据。

孟子认为，人性善的道德内涵即仁义礼智，这个界定提示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指向。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把人性善的哲学抽象变为具体的仁义礼智的道德范畴，为思想道德教育指明了方向。

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教育呢？这正是孟子思考的问题所在。他认为，一是因为存在环境对人性的干扰，“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人天生是一样的，之所以有人变坏了是其环境影响造成的。孟子与告子都以人性即水为喻，告子得出的结论是无善与不善之分，孟子则由此推断，人性似水都是善的，之所以有善与不善之别，在于有外力的作用，“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思想道德教育就在于排除外力对人性的干扰和环境对人性的污染。二是因为人性本善只是善端，需要提升，需要扩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教”，是“人之有道”的必要条件。

正是人性本善观导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教育乐观，并提出“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的自信。

四、坚持“大丈夫”人格追求

孟子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理想与人生追求，他十分珍重人的尊严，维护人的独立，在那个时代是别树一帜的。《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立正天地，磊落人生，穷通不计，死守善道，纵有外压力、外诱惑，不为所动，一派大义凛然的人生。孟子认为，为人应该“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段话表明孟子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独立人格，提升人格境界。他认为君子不需要圣王依赖，“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

孟子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中有许多创见，他认为思想道德教育不仅在于提高人的思想认识能力，更在于优化人的心理素质，培养人的精神力量。他认为人的“志”与“气”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志”，就应有什么样的“气”，思想境界与心理素质是一致的，大丈夫的人格特征是“善养浩然之气”，这是阳刚之气、磊落之气、凛然之气，是一种人间正气，即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敢作敢为的人，显示的是一种正义的力量，这应作为人生目标来追求。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赞赏与倡导的这种“浩然之气”，是理性与血气交融的，既有理性的明快，又有情感的流畅，这就是孟子所向往的大丈夫气概。

孟子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磨炼人的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真正要达到敢于“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思想境界，不经过意志磨炼是难以实现的。

五、注重自生成能力的培养

孟子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意发挥受教者的主体作用。

孟子具有“不能使人巧”的教育清醒。孟子意识到，思想道德教育不是万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能完全到位的，能使人知，却不一定能使人巧。他说：“梓匠（木工）轮舆（车工），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这里有一个知与巧的知能差距问题，匠人授徒可使人懂得如何使用“规矩”，但运用“规矩”达到“巧”的程度是受教者自己完成的。同样道理，教人射箭，有一个“力”与“中”的问题，“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下》）。百步之外而能射“中”，不仅靠力气，更靠悟性。孟子意识到，只有开发受教者的自生成能力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孟子善作“为人由己”的教育激励。孟子认为教育的成功不全靠教育者的传授，更靠受教者的自我教育、自我觉解，所以教育要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孟子告诫人们祸福由人，“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公孙丑上》）。他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人、家、国都一样，其受辱、衰败都因于自己。孟子几乎是大声疾呼：“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他曾以舜子为例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孟子·告子下》）。只要有过则改，有困则虑，有闻则解，就能成为舜一样的人。孟子郑重告诉人们，人需要有自身的努力，“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孟子·离娄下》）。

孟子注重受教者的思想“自得”能力的养成，提倡自思自得，“思则得之”。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提倡的“自得”，即自生成、自创造，这是以学习与受教的主动与自觉为基础的，自得于己才能“处之安固而不摇”、“藉之深远而无尽”，即自得于己才有利于思想的稳定与思想的深化。

孟子提出善于自反的要求。孟子提出“君子必自反”，行而不得，反求诸己，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追问，提升自我。《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过而能改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过而不改，还要为自己的过失辩护，是很不应该的。

孟子提倡自养，自我养心，即修养理性自我。孟子坚信，“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孟子·告子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主张“养心”，防止外部原因而“陷溺其心”（《孟子·告子上》），即泯灭善性。对“不虞之誉”、“求全之毁”（《孟子·离娄上》），要冷静处之，要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于心坦然。

六、对教育者的真诚告诫

一要正己而后发。孟子强调“教者必以正”（《孟子·梁惠王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离娄上》）。“仁者如射，射者先正己而后发。”（《孟子·公孙丑上》）“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公孙丑上》）心正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只有教者身正，人们才会接受，“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教育者应“以身行道”，“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假如教育者不是依道而行，则连妻子儿女那里也行不通。

二忌“好为人师”。孟子认为教育者要保持自身的清醒，要自谦，“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教育者不应以人师者自居，不应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要好用教训人的口气，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施行思想道德教育时要保持教育理性，对自己进行教育资格审视、动机审视，才能搞好教育。

三防执一废百。孟子竭力提倡教育的灵活性，反对教育方法单一性，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执一则废百，忽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放弃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其结果是“贼道”，即损害思想传播。孟子认为，“教亦多术”，要采取多种方法开展教育，“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而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应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孟子有很强的尊重受教者的意识，他主张言近旨远，在《孟子·尽心下》中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他在思想说服教育中重视譬喻的作用、逻辑的力量、气势的价值，一方面他赞赏教育中的“引而不发跃如也”，另一方面他公开表示，“予岂好辩者，予不得已也”，敢争敢辩。

四忌枉道而教。他宣传自己心切，虽屡屡遇挫，但绝不“枉道而从”，不看脸色讲话，他敢于“格君心之非”，曾说得齐宣王脸色剧变，而不因此却步。他认为，“枉己者未有能正人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果一派媚俗心态，阿谀取容，屈己从人，不敢坚持真理，难以实现教育目标。他善于运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敢说敢谏，“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上》）。“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尊道贵德，敢于坚持真理，是教育者的应有人格。

列代批孔孟之道者众，有持之有故的，有言之成理的，孟子的思想被人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把利与义对立起来，这是他理论中的偏颇，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不关心，只是一味地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其实他正是从民生艰难的现实出发才作出道德呼唤的，他也认识到思想与利益的一致性，思想关系是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的，所不足的是这个正确思想显然有些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