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相利”的政治指向与社会理想

第二节　“兼爱”“相利”的政治指向与社会理想

墨家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题是兼爱、相利，“兼爱”是其政治目标，“相利”是其社会理想，所追求的是爱的普施、利的共享。

墨家思想有很强的经世济民情怀，其核心思想是“爱利天下”、“爱利万民”，他们竭力把“兼爱”“相利”思想宣传到全社会中去，以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利益共享、人际和谐的，具有人的尊重、人的平等、人的相互关怀的理想社会，这是他的政治目标。墨子认为兼爱、相利是高尚的政治品性，也是高尚的道德境界，要大力倡导人我相爱，爱利相兼，爱利互融，义利同构。通过兼相爱，大兴天下之利，使“万民被其利”、“天下皆得其利”，兼爱通过相利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墨子思想是道德与功利、精神与物质的双向追求，寻求的是义与利的双向平衡和双向张力。“兼爱”“相利”思想是墨家学说的精髓，也是墨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总纲。

墨子从平民视角，认定社会现实是有缺陷的，民劳苦不已却承受沉重的饥、寒之患，是不公平的，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也就是说，只有提倡“兼爱”“相利”才能改变现实民患很深的状态。他还深入地思考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乱从何起？”他的结论是，社会祸乱之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交争利”，他断言：“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在墨子看来，社会只有利益冲突，缺少相爱之心，是社会祸乱之源，只有“兼爱”“相利”才是天下安宁、社会和谐的基础。

墨子的爱利相兼思想具有很强的批判性，矛头直指儒家的义利观。认为儒家思想是有缺陷的，儒家提倡的爱是不平等的爱，“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墨子·非儒上》），对此，墨家大不以为然。墨、儒都讲仁爱，但儒家等级性很强，尊尊亲亲有差等，而且儒家“义”“利”分开，重义轻利，道德至上，墨家则倡导义利相兼，爱利平等，以弥补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缺陷。他公开申明，“义者，利也”（《墨子·墨经上》），应该不分贵贱亲疏，尊重平民百姓的利益诉求。墨子思想道德教育中，功利性色彩鲜明，平等性追求强烈，符合了社会下层人的基本要求，适应了下层人的生存需要，所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可以说墨家的思想道德教育理念是以民生关注为其核心的。

墨子的“兼爱”说其质点是爱之“兼”，正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即具有平等的爱、相互的爱的泛爱意识和博爱胸襟。墨家一再宣示，他所说的“兼”就是“仁”，就是“义”，这是圣王之道，只要能“兼爱”，王公大人才能安，万民衣食才能足，有识之士都应该审视自己是否做到这一点。墨子所竭力倡导爱之“兼”，一是要“兼”及天下，爱一切人，幼长贵贱，都是天之臣民，应该一律平等。要使天下人相爱相利，“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墨子·兼爱中》），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要像文王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兼爱天下，要像日月那样无私地普照大地，要爱及万民。二是要“兼”及利他。墨子的“兼爱”观有很强的利他意识，有利于人的就应该热情去做，不利于人的就应该自觉停止，他强调视人如己，“若使天下兼相爱，人若爱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其结论是“不可以不劝爱人”（《墨子·兼爱上》）。三是“兼”及爱利自己。墨子说：“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改变冤冤相报的社会习性的唯一方法是从爱他利他开始，从而爱及自己、利及自己。“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之爱利吾亲。”（《墨子·兼爱下》）

墨子一生辛辛苦苦宣传其“兼相爱，交相利”主张，期望以此来改造人心，改革社会，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生活中的“相恶”、“相贼”的反社会心理和反道德观念，寻求的是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