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价值

第五节　墨家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价值

墨家思想道德教育代表了平民意识，所传播的是小生产者的追求；墨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求仕，而是利天下；墨家劳心苦志，振世之急，富有献身精神，这些在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上是很可贵的，这是他们受到社会普遍欢迎而成为显学的重要原因。

墨家热心于对社会底层教育关注。墨家思想道德教育的认识前提是，“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墨子·鲁问》）。这决定了墨家教育空间的选择与教育目标的定位，因此墨家执著于把社会底层作为自己的教育活动天地，致力于平民层的思想解放。虽然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实现的一种社会理想，但在其教育活动中，他们对社会下层农与工肆之人的意愿的强烈表述与社会呼唤，他们抑制统治者的贪婪与狂妄的意志，他们到平民百姓中寻找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等，直到近代还为有识之士所赞赏。谭嗣同流露“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梁启超表示，今日欲救中国，“厥惟学墨”；鲁迅说“墨子是中国的脊梁”；孙中山也认为要“吸取墨家之精华”。墨家的思想道德教育精神在近代享有很高评价。今天我们在施行思想道德教育、推动社会文明活动过程中，仍然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墨家富有教育创新精神。墨家以承载思想上开创新时代的使命的责任自觉，表现出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思想锐气与教育创意，是很可贵的，无论在教育对象的认识上，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在教育目标的定位上，在教育方法的运行上，他们都勇于独树一帜，具有创造性，这是墨家思想风行于那个时代并成为“显学”的重要原因。他们有一个可贵的教育理念，道德即创造，他们批评儒家那种只传承不创造的“述而不作”的保守心态，认为人应有创造精神，应有所作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这是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批评，认为思想道德意识都只有通过创造才能丰富与发展。司马谈说，“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墨家的教育创造精神在百家中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墨家富有教育个性魅力。墨家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侠风，这是近代学者所公认的，康有为讲侠即墨也，孔墨之学即儒侠之教；鲁迅也讲“墨子之徒为侠”，墨子的门徒多有侠士之风；梁启超评儒墨时引用了《史记》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两句，也揭示了墨的侠义气质特征，因此历史上素有“墨侠”之称，这是对墨家教育个性的最好概括。这不仅表现在墨家思想个性上，高举尚“义”旗帜，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赴汤蹈火，贵义轻生，死不旋踵；也表现在教育风格上，“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匡扶正义，言出行随，有诺必诚，勇于为教育理想献身，以自身的力量去实现教育目标；更表现在墨家思想的历史传承中，墨家思想与其教育精神在历代侠风中保存下来，在民间流传不息，反映了墨家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侠义风格的时空魅力。

墨家思想道德教育在当时势头很好，大有压倒儒学、独霸天下之势，不仅有其思想个性，更有其教育能力、教育精神，得到后人的不少称赞。但秦汉后墨家思想道德教育走向衰微，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与儒学思想相冲突。儒家思想是以维护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为己任的，这与墨家思想的以平民为本位思想不免要发生碰撞，孟子曾猛烈抨击墨子，“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并号召抵制墨家思想，“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在儒家思想的压抑下，墨家的维护平民利益的思想意识的式微是难以幸免的。二是与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相牴牾。在秦汉的竭力营建统治者的权威与统治思想的权威的政治背景下，代表小生产者的平等意识的墨家思想只能是一种空想。墨子没有意识到建立政治权威、思想权威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期，墨家思想不免有些不合时宜。三是墨家思想自身的原因。墨家是一个宗教式的教育集团。墨子是一个有神论者，肯定天意鬼神的作用，主张尊天事鬼，“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墨子·天志》），虽然墨家以为“顺天意为义政，反天意为力政”，期望借天、鬼权威以维护人心向善，但这种以鬼神为尊的思潮是与时代潮流相悖逆，不为人们所欢迎的。墨家思想道德教育虽以民生关注为核心，但以物质上“足用为止”，忽视对精神富有的追求；虽有对平民的苦的关注，却只有对平民的苦的说教；虽勤于节俭的倡导，却忽视消费的价值；其思想道德教育中有功利性追求的偏颇；只注意到社会、人生的病态需要疗救，却对社会理想、人生价值目标并不清晰，难怪荀子批评他，“墨子蔽于用而不文”（《荀子·解蔽》），可谓一言中的。

【注释】

(1)《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

(2)常：尚；荡口：空言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