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教育留下的历史思考

第五节　秦朝教育留下的历史思考

秦国思想道德教育有良好的传统，曾致力于匡正异俗，统一人伦，以至于达到“行同伦”的理想状态，这说明其思想教育是很有成效的。《荀子·强国》曾记述了荀子在秦昭王时到秦国的所见所闻，“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民之“朴”，吏之“忠”，士大夫之“公”，朝之“治然”，这不可能仅仅是法律强制性的结果，而没有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不能以之为是被迫行为，而不是自觉行为，这说明秦统一中国前已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与教育传统。据《新书·过秦论中》所述：“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秦的思想影响以至到了天下士人风从的程度，这说明秦朝的政治举措与思想宣传都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应。

秦始皇花了并不太长的时间统一了天下，而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社会就出现稳定有序状态，封建制初创，其制度的完善性和百姓的接受力很快就经受了社会的考验，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没有出现一个社会混乱的过程，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是不可思议的，不能不说秦朝长期深入开展法制意识宣传教育，申述封建王朝出现的合理性、合法性，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

秦始皇本来一心想通过权威性的思想道德教育使秦王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事实是二世而亡，原因复杂，不同视角会得出不同结论。徐乐是汉朝的政治家，他认为，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是，“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汉书·徐乐传》），秦之失在政不在制。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不是政治制度问题，而是思想建设问题，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是存在沉重的历史教训的。

一是思想选择的失偏，思想转换的不敏。秦所依赖的法家思想有其本身的弱点，司马谈认为重术势的法家思想“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久用也”，可以作为战术思想，而不可以作为战略思想，而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作用作极化推演。公子扶苏为秦始皇作过政治路线设计，曾坦言，“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吕不韦也为秦始皇作过思想路线设计，甚至把他所组织编著的《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本身是一次思想开明的有力宣传，是很得人心之举，说明其思想很有社会基础。可惜秦始皇为人刚戾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反而罢免吕不韦，贬斥扶苏，因此在思想教育的指导思想上缺少思辨性，秦统一中国之初，深得人心，天下“莫不虚心而仰上”，即使秦政有些严苛，也有其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民众还是能理解与承受的。秦始皇尚刑尚法并无多大过错，问题在于秦始皇没有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及时地调整自我，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新书·过秦下》），天下人都期待秦二世适时转换秦王朝的治国思想，营造一个宽松的思想环境，秦二世却不理解民情民心，没有认清天下一统后时移世变的现实，错过了思想转换的历史时机，辜负了良好的民心基础，相反，变本加厉，一意孤行，结果把本来就已很紧张的统治者与平民百姓的关系推到断裂的程度，以至民众“悲号仰天，叩心怨上，欲为乱者，十室而八”（《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究其原因在于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针上，没有随着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性转化，实现自身的转型，没有与时偕行。

二是受惯性力的顽强制约。秦朝思想道德教育之失在于对自身成功经验的错误解读，沉迷于暴力依赖与暴力迷信之中，难以自拔。秦灭六国的成功造成了秦统治者的暴力万能的错觉，统一中国后未能从自身经验的包袱中迅速解脱出来，在面对社会矛盾时滥用暴力，滥施淫威，“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盐铁论·刑德》），以酷刑重罚代替思想教育，其结果是“人怀自危之心”（《新书·过秦论》），“以至奸邪并生，囹圄成市，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秦末社会已经到了“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²⁾，断狱岁以千万数”的地步（《汉书·食货志》），出现了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秦朝只重视了政治建设，在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上下工夫，却忽视了思想建设，不懂得春秋战国时百家学说存在的合理性，国家统一后不是整合而是排斥法家思想之外的一切文化资源，摒弃法家学说之外的一切思想的存在价值。国家的硬实力一旦丧失了软实力的支撑，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农民起义一爆发，秦王朝的强大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都立刻化为零，以至于全面崩溃。

三是从“立柱取信”到“指鹿为马”的蜕变。早在秦孝公时期，商鞅欲实行新法，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民心支持，他清醒地意识到，权力需要道德支撑，如果不能在百姓中确立权力自身的政治诚信的形象，就不可能把新法推行到社会实践中去。商鞅意识到无法用言语使人们信从，只能用行为证明自身的诚信，决心打造权力的强悍与诚信的形象。于是他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之南门，招募百姓有能把此木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二十两为一金），事小而偿重，百姓心存疑虑，没有人敢去搬这根木头。而后商鞅又布告国人，能搬者给予五十金。有个大胆的人终于搬走了这根木头，商鞅马上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诚信不欺。商鞅这一做法震动了全社会，非常有效地向全社会宣传了政治诚信，并很快在民众中扩散开来，保证了权力的尊严、政令的畅通、新法的实施。可是秦二世时，赵高欲篡夺最高权力，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竟导演了一幕政治欺诈丑剧。他为了测试百官听从度，有意把鹿献给二世，而说是马，秦二世笑着说，明明是马怎么说是鹿呢？赵高说那么问问左右大臣吧。百官慑于赵高的淫威，都只敢顺着赵高说是马，而不敢说是鹿，谁也不敢说真话。这说明秦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从追求政治诚信向借以政治欺诈滑变。

由此可见，商鞅所追求的是诚信，需要的是权力的道德光环，而赵高所追求的是慑服与盲从，思想道德教育已蜕变为赵高篡权夺位的工具，思想道德教育的统一思想的政治目标蜕变为“愚黔首”的思想专制追求，这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异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本原应该是思想疏导、化解思想矛盾，而施教的结果是思想控制，激化思想矛盾，形成思想控制、思想反抗之间的恶性循环，控制越严，反抗越烈，而长期思想禁锢的结果则易使一般的思想矛盾演变为激烈的暴力对抗，终于戍卒叫、函谷举，一人唱而天下应，陈涉起义演变为全民反秦，反秦思想扩散之速是民众对秦实施思想禁锢的不满积累的反应。秦朝思想道德教育中“愚黔首”思路，忽视了“刑当无多，不当无少”的基本规律，滑向极化性的偏颇，酿成秦朝暴亡的历史悲剧。

【注释】

(1)族：灭族，一人犯罪，亲族连诛。

(2)亡聊：无聊，无所依靠。赭衣：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