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道”“至论”相教的开阔思路

第三节　以“大道”“至论”相教的开阔思路

一、提升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层次

汉武帝一心要营建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与教育模式，营建与王权大一统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注重理论思维的深化，公开诏告天下，“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欲以“大道”治国，以“至论”教人，立意于强化社会主导性的思想理论体系。一是鼓励理论创新。汉武帝、汉成帝都曾向天下公示诏策贤良，汉武帝提出三问，汉成帝也提出：“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汉书·杜周传附杜钦》）。皇上直接向社会提出一系列理论思维中的疑难问题，直接刺激了士人的思想理论创造欲。所以，董仲舒的三篇“对策”深受赏识。二是支持理论改造。董仲舒对儒学作当代化改造，并作社会化努力，使儒家思想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后来由于与公孙弘之间的思想矛盾，称病在家著书。但他的思想主张与理论指向在政界与士人群体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此后朝廷如有大议，还常常派使者到董仲舒家造访，征询其意见。因此可以说，《春秋繁露》、《贤良对策》是对汉朝治国安民方略与思想道德教育指导思想的全面的理论设计。三是组织理论研究，对重大的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理论问题组织力量展开重点研究。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以统一思想，规范道德，这次会议规模大、时间长，是空前的，这次会议使以天人感应为主调的谶纬之学系统化、理论化，并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白虎观通义》是当时思想文化激烈冲突的产物，全部内容在于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是一门神学政治学，对汉后期政治思想走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最高统治者肯定的理论著作，对统一思想、维护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汉朝的尊儒学思想，尊的主要是《春秋》之儒，是董仲舒竭力倡导的，也是司马迁充分肯定的，也是为当时士人所接受的。当时对《春秋》的教育价值评价很高，“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可至“乱臣贼子之惧”（《汉书·司马迁传》）。《春秋》是那个时代公认的“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产生的，也是为一定的现实服务的，诚如王充所说：“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一种理论的产生总是起因一种现实的需要。其目的是促使政治思维的深化、思想教育的有效化。创“大道”，发“至论”，是那个时代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也是社会生活的理论需要。

二、把握学校的思想教育主阵地

汉朝统治者重教育、重教化，深深意识到“化民成俗，必由乎学”，要灌输封建统治思想与道德纲常，提高民众的思想素质与道德水平，只能通过学校教育实现。

汉朝官学、私学并兴。汉武帝时太学中博士弟子才五十人，汉宣帝时多达二百人，汉元帝时增至千人，汉成帝时多达三千人。“自太初（质帝）后，游学增盛，太学至三万余生。”（《汉书·儒林传序》）据史载，汉末郑康成教授经学，著录其门下在册者近万之多，可见其兴学盛况。学校把思想道德教育限在五经范围之内，使思想道德教育一体化、政治化、标准化，思想扩散速度极快。据《前汉书·儒林传赞》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由此可见，当时五经思想的宣传教育已具有空前规模，不仅从业者众多，说经风盛，而且都极尽理论阐述、思想发挥之能事，儒家思想的社会传播扩散到了非常活跃的程度，因为这是一条畅通的利禄之路，所以是儒家思想宣传扩散的基本动力源。

地方办官学也很普遍，郡设学，县、邑设校，乡设庠序。分别设经师、孝经师，教授生徒，并面向社会，汉朝私学比春秋战国时期也更兴盛。学校施行思想传播，道德教化，向读书人与社会竭力灌输经学思想。班固《东都赋》中说的“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应该是实际情况。

三、组织以士为主体的思想道德教育基本队伍

在先秦，道与君矛盾深刻，道德原则设定是从道不从君，以道为尊。汉人则持天道合一观，遵从士人随君、君随天的道德链，形成士人与权力的和谐。汉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并重士用士，通过举贤良方正，举孝廉，举秀才，使大批士人进入仕途，保证了天下的政治稳定。一方面对知识分子队伍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也借此构建了以士为主力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稳定机制与庞大队伍，并形成了健全的政治思想与道德规范的传播体系。办学讲学，讨论交流，著作传扬，得以强有力的开展，都得力于这支队伍。这样做也有利于强化社会可接受性，这是汉朝思想道德教育成功的重要举措。

汉朝士风高昂，精神状态很好，政治上进取精神很强，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重士之风。尊重有知识的人是汉朝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一大时代性的特色，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帝王尊士重士的美谈，如汉武帝用了个公孙弘，布衣一跃而为三公之尊，天下文士靡然乡风矣；刘秀与严子陵同卧，加足于帝腹等。《史记·儒林列传》载，朝廷用了赵绾、王臧，“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活跃于政坛的，汉初多为武臣，武帝后多为文士。汉朝取士，始终把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作为选士标准，强调要求“德行高尚，志向清纯”，使广大知识人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真正把自己的修身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士在社会上形成教为立身之本、廉为治政之方的共同理念。

士的积极参与为汉朝思想道德教育抹上浓重的文化色彩，强化了思想道德意识的文化渗透性与社会扩散力，因而也强化了人文性与社会可接受性。

四、开展扎实的基础性思想道德教育

汉辟三雍（明堂、灵台、辟雍），设三老，既有民间的思想道德教化设施，也有底层的思想道德教育队伍。“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说明三代时已有利用长老施行社会教化之举，但相关史料不多。而秦汉设三老则史书多有记载。他们都是既有自身德行也有教化他人能力的最基层的思想道德教育者，即负责关注道德风尚，也关注民生状态，言传身教，化民成俗，他们是社会底层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坚力量。但汉武帝时“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此后国郡县乡均设“三老”，才成为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的一项健全的制度。据史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严格地说，三老并非是吏而是师，主要责任是教而不是治。三老是由民间推选产生的，是民间公认的年长德高望重者，有相当的道德声望，且多是乡间有才智的能人，他们的职责是“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他们深受百姓敬重，皇上赏赐亦优厚。顾炎武以为“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日知录集释·政事乡亭之职》）。那时“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由此可见，汉朝在社会底层百姓中提倡良好道德风尚，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是做到家的。

汉朝在社会基层大搞兴廉举孝，表彰名节活动，充分发挥道德榜样的教育作用，大力倡导以孝立身，以廉行政，提倡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四种美德，把孝、廉教育普及到广大农村中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形成官府、地方、宗族、家庭共教的社会性道德教育体系。

五、创造“广览兼听”的开明政治氛围

汉朝注意以开放性的思想道德教育营建宽松的思想道德教育氛围。董仲舒的“天人对策”中说道，“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只有“广览兼听”，才能“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才是政治开明。

汉朝曾多次下诏，征求治国化民之策，鼓励博士议政，几次组织大型会议讨论国家重大问题，如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汉章帝时召开白虎观会议，都是有意邀约大批知识人参与，与政界人士一道，围绕国是开展政治思想大讨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论辩，各抒己见。一方面朝廷皇上不耻下问，问以治乱，问以民生，在政治咨询中体现正君心的诚心；一方面直言不讳，坦诚而论，勇于争辩，甚至敢于批评皇上。这些讨论会创造了言者无罪的宽松的思想氛围，集中了朝野的各种智慧，也有利于稳定人心，统一思想。

汉朝一直坚持清议、言谏、上疏、对策制度，以便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保持自己的清醒。汉朝士人政治论辩热情很高，政论文富有文采，很有思想，是政治开明的产物。有的人有意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其目的是警告在位的统治者；有的人有意宣扬天下一统思想，其目的是约束父传子的家天下政体。各种思想唇枪舌剑，论辩激烈，是政治开明的表征。正是这种多视角政治思维的存在与论辩，提升了社会的是非辨别力，保证了社会思想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遣使巡行天下是汉朝的一项政治制度，以观察民生、民情、民风，考察社会道德习俗、民之好恶心理趋向。汉朝还有举谣制度，派使分赴各地广泛采集民间歌谣，收集百姓对政事的反映，对针砭时弊的言论歌谣都表示欢迎。刘秀就积极提倡“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后汉书·循吏列传》）。这些都在意于沟通上下思想，创造良好的思想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