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化为大务的有力举措

第四节　以教化为大务的有力举措

“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这是汉朝高层的基本理念。

一、以教致治的政治自觉

思想道德教育的治国价值在汉朝受到普遍重视，形成良好的价值定位，认为思想道德教育是行政之大务。《白虎通·三教》中说：“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混浊，谓之治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以教化。”一种权力的确立不能仅靠权之威，更需要的是通过教育向社会申述自己的合理性，才能为社会所接受。《论衡·效力》中说：“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王符在《潜夫论·德化》中说，“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把百姓的思想、心理的优化放在执政责任的第一位，为政以德，量才以德，教人以德。

汉朝在以德教化解政治矛盾和思想危机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汉武帝自视颇高，连年征伐不已，财政负担沉重，且又沉溺于鬼神迷信，种种弊政使社会思想矛盾激化，群盗蜂起，动乱不断，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又征匈奴失利，经受损兵折将的沉重打击后，汉武帝才反省自我，下“轮台诏”，就自己的忧劳天下的失策之举向全国人民作自我检讨，以挽回民心。正因为汉武帝能临危自省，坦陈“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并表示“受忠直之言”，“晚而改过”，绝不“伤害百姓，糜费天下”，把施政重心从外征战回到内富民上，决心“以明休息，思富养民”。这份“轮台诏”反映了汉武帝的诚意，收到了良好的思想道德教育效果，社会性思想矛盾很快得到缓和，所以他虽“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西汉后期，从汉宣帝开始衰变，元、成、哀、平四帝均是无能之辈，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天下骚乱，接着又承受了王莽篡汉之变，汉光武帝刘秀处置王莽篡政后的思想危机很高明，他大力张扬儒学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广泛开展道德教化活动，热情关注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的民生问题，有效地化解影响社会全局的吏民矛盾，化解了当时出现的经济凋敝、政治动荡、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使汉朝中兴。

汉朝统治者有一个基本理念，“以教道民，必躬亲之”，因此形成亲自施教的扎实作风，往往直接抓思想道德教育，且很有力度。据史载，汉武帝曾命司马相如晓谕巴蜀，让（责）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见《汉书·司马相如传》），亲自敦促思想道德教育落到实处。汉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儒林列传》）。身为帝王站到第一线亲自施教，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思想道德教育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高层带头，下层官员的教育责任感也很强。《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韩延寿任左冯翎，巡行各地，到高陵县，适逢有兄弟争田相讼，遂自我检讨，“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咎在冯翎，当先退”，于是闭门思过。这种看到社会思想矛盾即自责的心理，也向下层官员作出了教育责任示范，“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形成下层官员忠于教化、责己以严的良好风尚。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自我反省与社会制衡

《春秋》大一统思想教育不应该导引出儒家思想的谶纬化，更不应该导引出儒家思想的官学化、专制化，汉朝的有识之士对此早有警觉，并予以激烈批评。一般来说，一种社会性思想批判的出现，是思想道德教育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制衡，有利于防止与阻遏思想教育的偏失与异化，有利于延伸思想道德教育的活力。

王充（27—97）一生潦倒，却坚持理性，很有个性，对当时的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势态具有深度的观察与理性的思考，他公开宣布，只有“疾虚妄”三个字可以概括他全部著作的全部内容，其所指的即是弥漫在思想道德教育领域的今文学家的天人感应说的神学化、谶纬学思潮。他的批判是猛烈的、全面的，他企图让人们从谶纬学的迷途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正统思想颇有点叛逆精神，对当时的社会思想道德教育给予清醒刺激。王充批评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极化性偏颇和媚俗性邪风，他撰有“语增”、“儒增”、“艺增”诸篇，“增”即有意夸张，把一种思想观点推向极化，从而推向误区，一些学人、思想教育者，好夸饰，语“有空张之语”，文“有褒增之文”（《论衡·齐世》），似乎“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论衡·艺增》），放弃真理以媚俗，结果是“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论衡·正说》）。王充也批评了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经典崇拜、权威迷信意识，认为“苟有不晓解之文，问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在思想道德教育中，这样尖锐的对圣贤的质问，这样直率的对社会的呼吁，应该说是义正词严的、切中时弊的、能引起社会共鸣的，是一种超前的自我觉醒。

特别是东汉后期政权已呈衰势，教育无力，人心散乱，但社会上不乏敢于直言之士，一批正直文人一怀平民情愫，具有下层人的清醒，对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奋起批判时弊，直抒澄天下之志。王符（85—162）公开揭露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虚伪性的存在，真诚告诫，“婴儿有常病，贵人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潜夫论·忠贵》），人都会有过失，要经常自我反省，保持清醒。桓、灵时谚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蝇”，这是社会对道德教育形式化的批判。王符“耿介不同于俗”，隐著《潜夫论》“以讥当时失得”。仲长统也痛陈时弊，据史载，“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然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写《昌言》，“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起了社会思想制衡作用。此外的崔寔《政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都敢陈直言，抨击时政，对社会勇于政治批判，矛头直指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太平经》对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以强凌弱、以智侮愚、贫富不均现象猛烈批判。这些社会性的自我反省起到思想道德教育的自我制衡作用，是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的清醒剂。

这种社会批判精神是时代的一股清风，是汉代思想舆论开放的表征，触动了政治腐败之风，延缓了东汉衰变的历史进程，减弱了政治混乱的社会风险。

三、汉朝大搞石经式的思想道德教育

在秦朝大搞刻石以颂扬皇威皇恩，汉朝则大搞封禅活动以张扬皇威、影响舆论的同时，大刻石经以强化全社会的思想理论经典意识。汉灵帝时用九年时间，把《易》、《尚书》、《仪礼》、《公羊春秋》、《鲁诗》等五经及《论语》等具有经典性的教材，刻在石上，作为封建政治制度的精神支柱的象征性存在，“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即竖立在太学门口，以之为思想、道德准则，以凸现其思想权威性和真理永恒性，教育人们必须恪守石经所示的思想规范化，这是儒学思想的神圣化、大众化追求的一种有效形式。“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在朝野产生了轰动性影响，加速了儒学思想的社会扩散，可见人心向学风尚很盛。汉朝究竟制作了多少石经，无从准确算计，但在确立思想权威、维护思想统一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是无疑的。

四、注重思想教育的心理层面

汉以前本有“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的关注他人内心世界的教育传统，汉朝延伸了这个思想，《春秋繁露·精会》中说：“春秋之所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本”即依据，“原”即推究，即依据人的外在的行为状态，推究人的内在的心理动机，分析社会现实要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关注人的心理层面。这个看法受到很多人的支持。虽然董仲舒所讲的是听狱执法，但也是在讲思想道德教育。这作为一种法律思想是有缺陷的，从法律角度判断人的言论行为性质应以后果为据，否则会出现诛心之说、腹诽之狱。但从思想道德教育角度上看，所提示的是善恶行为与善恶心理的关系，面对社会问题应该从民心民情中去寻找原因，认为更应该关注的是人的动机，人的心理、人的道德状态是第一位的，由此导出两个教育指向，一是重德教而非重刑罚，二是德与法结合，道德规范化，教育法制化。这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深化与细化。

五、以教兴边、以德柔远的安边胸襟

汉统治者注意到思想道德教育对强化民族整合力与边民向心力的价值，因此，普遍注意到，一方面以德教化边远地区，安抚怀柔，以昭文德。《后汉书·西南夷传》：“兴起学校渐迁其俗。”与此同时移民边境，以大汉文明同化周边民族。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太守，他为人“仁爱”、为官“好教化”，他看到当地“地辟陋有蛮夷风”，通过大兴学校很快使民风改善。《论衡·宣汉》对此作了描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鞋）；以盘石为沃田，以杰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可见对边远地区的文明教化效果是相当好的。

在大汉、强汉意识指导下，用武力征讨与思想宣传两手，取得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的成功，并收服了西南夷，与周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汉朝思想文化的影响远及中亚、西亚、东亚诸国，西辟丝绸之路，东通朝鲜日本，形成周边各国向心强汉的良好局面。与此同时，大力扩大中外文化交流，张骞、班超通西域，扩散大汉文明，都是对外思想文化宣传富有成效的有功之臣。一个具有先进思想文化的中国凸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确立了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